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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的帝國——唐朝】是哈佛中國史的組成部分，其他分別為【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分裂的帝國——南北朝】【掙扎的帝國——元與明】和【最後的中華帝國——大清】。可見，這部多卷本的哈佛中國史，敘述的是自秦始皇稱帝至清朝滅亡兩千多年中國帝制時代的歷史，其中譯本最近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上述時段的基本政治特徵是最高統治者稱皇帝，中央政權的組織形式為以皇帝為核心的專制制度，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則實行中央集權制度。作者將這一時間段稱為『中華帝國』或『帝國』，是自17世紀以來西方學界形成的習慣稱謂。雖然這一稱謂在西方已經流行很久，但長期以來這一概念並未形成明確的和統一的定義。本書第一卷作者在導言中說：『中華帝國最為突出的特徵——的確，和其他所有帝國一樣——是其遼闊的疆土及多元的族群』，這或者可以看作本書對帝國的界定。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中國同行偶爾也使用『帝國』的概念，但這一概念在中國學術界並不流行。這主要因為『帝國』一詞不是本土概念，而是西方人的概括。在近代以前，中國的史籍中未出現過這一概念。在古代，我們一般自稱大唐、大明、大清等。在當代的歷史著述中，我國學者一般是把這一時間段納入整個中國古代的範疇，自秦至清則再分為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元和明清等幾個階段。討論這一時間段的問題，或稱帝制時代，或稱皇帝時代，帝國時代的說法雖也時而出現，但不是主流稱謂。考慮到帝國一詞定義含混，而且近代以來的帝國，其性質和政治意涵與古代完全不同，為避免引起歧義，在敘述中國古代的歷史時，還是不使用這一概念為好。
本書吸收了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作者強調他們是以其西方的文化和知識背景觀察中國歷史，就其中【世界性的帝國——唐朝】一卷而言，與國內同類書籍相比，的確具有比較鮮明的特色。
其一是結構不同。本書除簡短的導言和結語外，共分八章：一、帝國的地理環境；二、從開國到戰亂；三、藩鎮與專使；四、城市生活；五、鄉村社會；六、外部世界；七、宗族關係；八、宗教；九、寫作。與以往的唐代斷代史相比，本書在敘事結構上增加了一些章節，如地理環境、城市生活、鄉村社會、宗族關係等。這些新章節的出現既與當代歷史學的進步有關，也與主編和作者的史學編纂理念有關。如關於環境變遷的敘述就應該是近年國內外環境史研究興起及其影響逐漸擴大的結果，書中對女性的關注則應是女性史研究日漸流行使然。而對城鄉各階層生活情況的介紹應與主編倡導『寫出各個階層民眾經歷的歷史』（見『中文版總序』）有關。這些新的章節和新的內容的出現會使讀者對唐代社會的了解更加全面。
其二是寫作重點的不同。作者的寫作是圍繞唐代發生的重大變革展開的，這應該是本書的最大特色。作者在『導言』中首先指出『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發生了諸多變化，是整個帝制時代的轉折時期，並簡要說明了四個重要變化。在全書的『結語』，作者再度強調了在唐代所發生的幾個重要變化，有助於把握唐朝歷史的特點。在各章節的撰寫中，作者也十分注意進一步將唐代發生的重要轉變具體化。如第一章開篇就申明『有唐一代，中華帝國經歷的最大變革之一就是對地理空間的再定義』，並具體說明了在唐代長江中下游『逐步取代黃河流域成為中國人口與經濟中心』的過程。第二章則列舉了士族在唐代逐漸衰落、在五代時期最終退出歷史舞台的重要標誌性事件。第三章介紹了職業兵取代府兵、兩稅法取代租庸調製的經過，指出兩稅法是以土地和財產作為主要徵收對象，與此前以身丁為本的徵稅原則不同，這一轉變的基本精神為以後歷代所沿襲。第四章也是開篇就指出唐朝城市最主要的變化『是商業和貿易改變了城市結構』，並具體描繪了規整的市場裡坊制度崩潰的過程。第五章的核心是揭示唐代鄉村發生的變革，包括均田制的瓦解和私有土地集中成為莊園的過程、種植技術的進步、農業的商業化、地方城鎮市場的成長、以遠距離貿易為目的的作物生產以及全國性市場的形成。第六章敘述了自中唐以來陸路絲綢之路的衰落和八世紀中葉以來海上貿易的興起，以及大宗商品貿易的出現。第七章則具體討論了『帝國範圍內閥閱大族的「超級精英」』在活躍了數百年後最終消失。第八章介紹了城隍信仰等地方神信仰的出現和流行；分析了唐代對儒家經典進行重新解釋的特色，強調『韓愈開創了學術研究的新文體』；敘述了雕版印刷術的流行，並指出這一發明『是使經濟、技術以及精神生活方面的變革得以實現的基礎』，『因為書籍已經開始慢慢轉變為大眾商品』。這些都是對帝制時代產生過長期影響的變化，也充分揭示了唐代在中國古代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
圍繞時代變化撰寫某一時代歷史是寫作方法的創新，可以避免目前斷代史和通史著作嚴重存在的敘述結構和內容雷同的問題，如果每一部斷代史都能圍繞該時代特點展開敘述，讀者就能看到更多生動的多姿多彩的中國通史。
這部由外國學者撰寫的唐史著作也還存在一些缺憾、不足和錯誤。
首先，如上文所述，作者對唐代所發生的變革的揭示是深刻的、全面的，但在我看來仍然意猶未盡。全書雖然羅列諸多變革，但沒有說明哪個變革是發動機，哪個變革是影響或制約其他變革的核心變革。關於變革的發動機，中國學術界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即均田制的破壞是引發其他變革的主要原因。關於核心變革，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兵制的變化。唐代兵制的變化，學術界已經做過比較充分的探討。就兵源而言，是從府兵到募兵的轉變；就士兵的性質來說，是從義務兵到職業兵的轉變。以上概括是指其變化的趨勢和結果，實際過程是交叉的、多元的。
以上變化引發的第一個問題是控制軍隊的制度失效了。唐初設計的府兵制，其基本原則是內重外輕、兵將分離、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離。所謂『內重外輕』就是將軍隊的主力分布於都城所在的關中，其他地方設置的軍府很少。這樣無論哪個地方發生叛亂，『舉關中之眾』可以輕易地將其平定。『兵將分離』是指平時兵在軍府，將在朝中，遇到戰事，兵將才臨時結合在一起。戰事結束後，『兵歸於府，將還於朝』。『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離』是指調兵由兵部負責，兵部並不直接指揮軍隊，而直接指揮部隊的將領又無權調動部隊。這一制度的前提是以府兵為主要兵源。兵源和士兵性質改變以後，以上幾個基本原則都被逐漸破壞了。『安史之亂』前，為了抵禦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襲擾，駐守北方和西北方的節度使都擁有重兵，『內重外輕』的布局不復存在。節度使長期駐守一地，和屬下的職業兵關係密切，利益也連接在一起，軍隊出現了私人化的趨向，兵將不相知的局面也已不復存在。由於節度使直接面對邊疆的敵情，並根據敵情調動部隊，兵部無法干預，故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離的制度設計實際上也失效了。由於平定叛亂的過程並不順利，造成了唐王朝統治危機。而『安史之亂』及其後的藩鎮割據導致唐中央政府財政收入大減，軍費則節節攀升，只得通過加重賦稅滿足戰事和士兵所需。戰亂和沉重的賦稅使得社會矛盾激化，民不聊生，藩鎮的離亂和民眾的起義交織在一起，幾種矛盾交互影響，最終導致了唐王朝的滅亡。
以上過程的邏輯次序是軍事危機、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核心是由控制軍隊的制度失效導致的軍事危機。自『安史之亂』爆發以後，重建中央政府和君主對軍隊的有效控制是最高統治集團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玄宗及以後的歷任皇帝和中央政府都為解決這個問題做了諸多探索，如使統軍將領互不統屬、宦官監軍、縮小藩鎮的管轄範圍、分割藩鎮的兵權，等等，但並不順利。唐後期的所謂『宦官專權』『牛李黨爭』『南衙北司之爭』等問題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因重建對軍隊的控制權引發的。可見，唐代所發生的諸多變革不是並列的關係，兵制的變化以及重建皇帝和中央政府控制軍隊的制度是唐五代的核心變革，也是這一時期歷史的核心問題，只有把握了這一點，才能恰當地理解和解釋其他變革。
或許是受『唐宋變革論』影響太深，此書的另一不足是過於強調唐代對後世的影響。如第七章說『帝國後期變得重要的一種習俗在這一時期也能找到最初的清晰跡象，即安排生者與死者之間，或者兩個死者之間的冥婚，以撫慰不安的靈魂』。其實，冥婚是早在漢代以前就已有的習俗，中古時期一直流行，說唐代及以後這一習俗變得重要了，缺乏依據。又如『結語』中作者提出自唐後期以來在中央和地方逐漸形成了重視才能的價值觀，作者還以轉述的方式認可了從『以家世為標準到以才能為標準的轉變』，是唐宋『變革的核心內容』。作者的看法應該說是有依據的，但把這樣一個看法裝到唐宋變革的框架下，顯然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唐後期五代的動亂。在動亂時代，為了生存，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會比較重視個人的才能，價值觀也容易多元。而在承平時代，品德會受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更多的關注，比較容易形成德才並重或以德為主的價值觀。總之，唐後期出現的重視才能的現象，也很難說具有承前啟後的劃時代意義。
如上文所述，此書在結構設計上增加了一些前所未見的章節，但在內容平衡方面卻存在明顯缺點。一是在結構設計上淹沒了隋代的歷史。二是一些章節的內容也不平衡。如道教部分，只講了道姑，未提道士；宗族一章，『唐代家庭中的婦女』占有相當篇幅，卻未提家庭中的男性。作者偏愛女性史，相關內容不吝筆墨，甚至對『花街柳巷』的妓女生活也有細緻的描述。為了突出重點，斷代史的寫作可以不追求面面俱到，但大的平衡還是應該注意。在我們的歷史敘述中，只有男性沒有女性固然不好，但也不能走向另一極端，只有女性沒有男性。
最後，作者對『外部世界』的定義，我們不能認同。在第六章的敘述中，作者並沒有對『外部世界』給出明確的界定，但其敘述包含了外國、在唐王朝境內的外國人和在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及其政權，這是不對的。
除以上所列諸端，書中還有一些地方對史實的陳述不夠準確乃至錯誤。總體說，本書通過對唐代政治、經濟、軍事、地理、城市、鄉村、宗族、宗教、文化以及外部世界等方面的具體描繪，以生動的事例向讀者展現了中國古代高峰期異彩紛呈的恢宏畫卷。作者着重揭示了在唐代社會諸多領域陸續發生的巨大變革，凸顯了唐代歷史的特點及其在中國古代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書中雖不免存在缺憾、不足和錯誤，但值得一讀。
（作者：郝春文 系首都師範大學資深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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