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伐善

史載孔子是位『溫良』的教書先生，『溫良恭儉讓』是弟子對夫子的深切印象。所謂『溫良』，『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它既是外在的德行，彬彬有禮，又是內在的德性，圓融和熙，而低調謙抑，或是其精神底蘊。

從【論語】一書來看，孔子對於人的操行舉止，進退取捨，有着鮮明的惡驕而喜謙的態度。

首先，孔子甚為反感驕橫狂妄。『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眾所周知，周公為一代名相，不僅輔佐周成王度過『兄弟鬩牆』的危機，而且建章立制，極大豐富和發展了周代禮樂文明，因此孔子很崇敬他，甚至有段時間做夢沒有夢到周公都深感失落，『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但是，在孔子看來，如果為人『驕且吝』，即使有像周公那樣的『才美』，也是不值一提的。由此可見，孔子是多麼排斥自大狂妄。

孔子『惡利口』，也甚為鮮明地顯示了他的態度。『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文中『利口』，朱熹注為『捷給』（【四書章句集注】卷九），實即工言辭、善表暴，孔子直言『惡』之，鄙薄之意甚明。【論語】中多處記述孔子對張揚自誇、伶牙俐齒的厭惡。衛大夫祝鮀『有口才』，孔子卻視之為『佞人』，『子曰：辭達而已矣』。朱熹注說：『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朱子此釋可謂達詁。本着『辭達而已』的立場，孔子討厭信口開河的大言不慚，『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對於花言巧語，夫子更是十分鄙棄，他直斥之為『不仁』：『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按朱熹的註解，即『好言』，不過此非好壞之好，而是『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四書章句集注】卷一）的討好之意，亦即巧舌如簧的誇誇其談。值得注意的是，【論語】中屢次記載了『巧言令色，鮮矣仁』這句話，至於類似的表達，就更多了：如『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這種反覆的譏刺，足見孔子對『巧言』虛驕、『利口』自誇的憎厭。

其次是推崇『無伐善，無施勞』。孔子『孟之反不伐』之斷語，直接生動顯示了他嘉賞謙遜的立場。『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孟之反為魯大夫孟之側，『伐』，『誇功曰伐』；殿，『軍後曰殿』，常為智勇雙全者所任。孟之反之所以殿後，正說明他有勇氣和能力，但他卻以馬行遲緩為由，不僅不自誇勇敢有謀，還有意自抑，所以孔子大為讚許。另有一次孔門師徒歡會，孔子讓弟子各言其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文中『無伐善』，即不自誇己之所長、所能，『無施勞』，即不自炫自己之功、之績。書中雖未明記孔子的點評，但從夫子對顏淵的喜愛稱讚來看，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也體現了孔子思想的浸潤，換句話說，也流露了孔子對弟子『有若無』謙遜德性的嘉許。

實際上對於弟子們的謙虛言行，孔子都予以首肯。有一次，『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舊注『吾斯之未能信』為『不欲仕進』，『不汲汲於榮祿』，故孔子聞之喜悅。其實孔子是主張『學而優則仕』的，而且他也不反對『取之有道』的財富，舊注過於道德化的解讀，不僅誤解原意，而且還遮蔽了其間孔子對謙遜品格的稱許。引文中所謂的『吾斯之未能信』，應是指漆雕開對老師的提攜、推舉，感覺自己還未學好本領，對出仕還不怎麼自信。這裡弟子透露的其實是一種真誠、一種不自足、不自滿的謙遜心態，對于欣賞『不自伐』的孔子來說，聞之當然很高興。

最後，孔子稱揚禮讓和不爭。史稱周太王長子泰伯為讓王位，與其弟南奔荊蠻，傳播中原文明到江南。孔子對於泰伯之讓，極其嘆賞，讚譽其為天底下無以復加的美德：『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文中『至德』一說，實生動體現了孔子對『讓』的價值肯定和人格表揚。在孔子看來，讓不僅是一種美德，甚至還是治國理政的要津。『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意思是說以禮讓治國，則不難實現政通人和，相反，如忽視禮讓，那麼禮儀就很難施行了，言下之意，即根本不可能治理好國家。這一觀點孔子曾多次表達過。如【論語】記載，一次眾多弟子聚談，孔子問他們的政治理想，『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事後弟子曾點問孔子，為何聽了子路的話覺得好笑？『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可見在孔子看來，不以禮讓治國，是根本行不通的。

與稱讓相應，孔子也極為認可不爭。『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其內涵大概有兩層：一是克己守禮，不急不躁，先人後己；二是擯棄好勇鬥狠，貪婪嗜利，損人利己。故而所謂『矜而不爭』，即主張放下身段，禮讓他人。如果實在免不了爭，孔子也認為應行君子之爭：『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文中所言的『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古時射禮，自有其一套禮儀之規，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其間的謙和精神，像『揖讓而升』，實顯現了一種『謙卑自牧，無所競爭』的君子之風，故孔子稱引之為『君子之爭』。在價值取向上，不伐善、不爭與讓是一致的，都有屈己伸人的取向，意味着主動放棄、甚至讓渡自己的權利，這在精神本質上是一種謙下的低調哲學，誠如老子所形容：『萬物作焉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第二章）這一哲學與驕橫、暴戾顯然是截然對立的，顯現出一種敦厚與溫和。

孔子的『溫良』實是其『不伐善』謙遜品格的外溢和流露，正所謂誠中形外，顯現出一位動盪時代智者『求達不求聞』的隱忍、堅毅精神。

（作者：胡發貴，系江蘇省社科院哲學與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