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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湧泉教授撰寫的【敦煌文獻整理導論】於2015年12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屬於【浙江學者絲路敦煌學術書系】的先期成果之一。這套書系由浙江大學『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編，受浙江大學文科高水平學術著作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共同資助。
【敦煌文獻整理導論】堪稱張湧泉教授繼【敦煌寫本文獻學】（甘肅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之後，推出的又一部有關建構寫本學理論體系的力作。全書共分為五編，依次為『定名論』『綴合論』『斷代論』『抄例論』與『校讀論』，合計收錄20篇論文。
張湧泉教授在卷首的【走近敦煌】一文中明確地指出：『了解和認清敦煌文獻的寫本特點，是正確校理敦煌文獻的最基礎一環。』但此前學術界對於『敦煌文獻整理校勘的實踐着墨不多，討論的深度和廣度似也還有待進一步提升』。以上開宗明義地闡述了【敦煌文獻整理導論】一書的編纂宗旨是以整理校勘的實踐為導向，牢牢把握敦煌寫本文獻的特點這一核心而展開論述的。由此可知，『定名論』『綴合論』『斷代論』『抄例論』與『校讀論』這五編的編排，可謂匠心獨運，各編之間層層展開、環環相扣，突出解決的是研究者在敦煌寫本文獻整理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種種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從而使相關論述帶有發凡起例的理論性質。
除第四編外，各編的第一篇論文可視為所在各編的通論，分別是【敦煌文獻定名研究】【敦煌殘卷綴合研究】【敦煌寫本斷代研究】與【敦煌文獻校勘方法例釋】。這四篇論文對於一般研究者的指導意義十分巨大，值得反覆精讀與參閱。眾所周知，印刷術普及後，寫本逐漸被刻本所淘汰，因此宋代以後有關古書的學問大多以刻本為中心生發展開。讀慣刻本書籍的後世學人，猝讀中古時期的寫本，難免有所隔膜，不易全面把握寫本的各類特點，甚至會發生誤解。上述四篇論文正是針對敦煌寫本研究中最基礎的環節提出問題，解決疑難，進而歸納總結，使人讀後大有廓清迷霧之感。可以說，這四篇論文集中地體現出【敦煌文獻整理導論】一書所具有的發凡起例、指示門徑的重要作用。比如【敦煌文獻校勘方法例釋】一文，雖然借鑑的是耳熟能詳的由陳垣先生所總結的『校勘四法』（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的理論框架，但文中發凡起例緊扣出土寫本的內在特點，僅一『本校法』，就提出六種相關條例（據原書文例訂正訛誤、據原書詞例訂正訛誤、據原書字例訂正訛誤、據原書韻例訂正訛誤、據原書文義訂正訛誤、據原書古注訂正訛誤），可謂條例詳密，精審有識，足啟來學。【敦煌文獻校勘方法例釋】一文在繼承『校勘四法』精髓的基礎上，又有所創造性的發展，從而大大提高了出土寫本校勘手段的嚴密性與科學性，堪稱將『校勘四法』嫻熟地運用到寫本研究中的典範。
需要指出的是，各編其餘論文儘管大體可以視為通論指導下的具體研究，但其中不乏可以補充通論部分的精彩文字，值得讀者細心留意。比如第二編『綴合論』屬於作者正在從事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敦煌殘卷綴合研究』的相關成果，着墨較多，篇幅接近全書的四成。在一些具體的綴合寫卷的工作基礎上，作者往往歸納總結出帶有普遍性的指導意見，如【國圖藏〖梵網經〗敦煌殘卷綴合研究】中寫道：『敦煌殘卷的綴合是寫本定名、斷代、整理乃至進一步研究工作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然而這項工作卻是目前整個敦煌學研究中最薄弱的環節之一，有待於我們投入更多的人力去抓緊進行。』既從學科發展的整體高度闡述了綴合工作的實際意義，又清晰地分析了綴合與定名、斷代、整理各項工作環節之間的內部關係，非常具有指導價值。
敦煌寫本文獻的研究業已經過百餘年的發展歷程，而且仍然處於蓬勃發展的進程之中。從學術界當前的迫切需求看，亟待需要像【敦煌文獻整理導論】這樣出自名家之手、理論與實踐高度統一、並且具有學術總結性質的著作，來引導和推動出土寫本文獻的整理工作日益走向規範化與科學化。正如著名史學家朱雷先生所指出的：『出土文書整理是個大工程，要把那些千頭萬緒的紙片……根據紙質、字跡、內容有序歸類，完成釋文、拼對後，再融合自己的歷史知識、文獻資料，給文書斷代、定名，必要的注釋，等等。要想把文書整理成精品，談何容易！』朱雷先生是結合自己整理吐魯番文書的切身體會有感而發。從他所述整理出土寫本的各各環節，不難發現拼對（即綴合）、斷代、定名、注釋（即校讀）等實際處於整理工作的中心地位。可見，張湧泉教授的【敦煌文獻整理導論】一書是真正抓住了寫本整理工作的關鍵之處，充分體現出作者深厚的學養與超群的識力。
【敦煌文獻整理導論】不僅要言不煩，深入淺出，而且結合整理實踐，提煉上升至理論高度。能達到這樣的水準，絕非一日之功，而是建立在數十年的學術積累之上。作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便開始留意敦煌寫本文獻語言和書寫特例的鈎稽和歸納』，具備自覺的學科問題意識。著名語言學家王鍈教授在80年代即以撰作『古白話文獻研究之【古書疑義舉例】』期許作者，深望能『括而充之，勒成一書，自可造福同行，衣被後學』。眾所周知，【古書疑義舉例】是清代浙江大儒俞樾圍繞刻本古籍特點撰寫的學術名著，是對乾嘉以來日趨精密的校勘實踐的理論性總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湧泉教授的【敦煌文獻整理導論】與【敦煌寫本文獻學】都堪稱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敦煌學研究發展到一定高度的標誌性著作，是奠定與構建具有中國氣派的寫本學理論體系的重要收穫，足與【古書疑義舉例】交相輝映。這不僅是浙江學術界的榮耀，更是中國敦煌學界的一大盛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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