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黃老之學才是中華文化的主幹

華軍 · 發表於 2010-9-14 19:21

作者：[翟玉忠] 來源：[] 瀏覽：[458] 2010-05-10

編者按：視諸子為異端的儒家不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融會百家的黃老之學才是中華文化的主幹；黃老之學集先秦諸子百家之大成，繼西周王官學之後，將中華文明推上了新的峯巔！

中國學人——迷途的文化羔羊

近代學人言中國文化，多以儒家為其代表——孔子近乎成了中國文化的象徵。比如中國政府在海外建立的教授漢語學校，也被統一冠之以『孔子學院』的雅號。

他們的理由簡單明了：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後，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從此成為中國文化的正統。

這完全是後世學者對歷史一廂情願的解讀。從【漢書·藝文志】中我們看到，在漢朝人的心中，儒家只是諸子之一。為了國家統一，漢武帝開始抑制包括儒家在內的百家之言；漢武帝抑黜儒家的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取消了文帝時立的儒家【論語】、【孝經】、【孟子】諸博士，只立漢人認為代表西周王官學的五經博士。東漢經學家趙岐（約108~201年）在【孟子章句·題辭】中記此事說：『孝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漢武）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清人錢大昕（1728~1804年）在所著【潛研堂答問】中亦云：『【論】、【孝】、【孟子】、【爾雅】之類皆傳記博士也，罷於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經博士之時。』

【漢書·武帝本紀】說漢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是說他突出了西周王官學的地位。漢武帝禮遇『游文於六經』的諸儒生，但很少重用儒生，怎麼能說他獨尊儒術呢？浙江師範大學鈄東星先生認為，當時儒家受重視只是因為漢儒善於附會王官學經典。他說：『漢武尊經後，孔儒的地位所以優於諸子各家，原因只在漢儒最善於以孔子附經驥尾。』（鈄東星：【所謂『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辨】，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whwdzrsbcbjb.htm，訪問日期：2010年5月1日。）

事實上漢朝根本不存在獨尊儒術的制度基礎。當時社會功勳制（功次制度）是官員選舉的主要形式，事功精神充斥整個社會，這與儒家的主張格格不入。在公元前81年西漢政府的國策辯論會上，代表儒家觀點的賢良還在激烈批判當時的吏制，認為選舉之途雜亂，富有的人用錢財來買官，勇敢的人賣命求取功名。耍車技的和舉鼎技的人，都可以出來充當官吏，多次立功，積年累月，有的人甚至當上了卿相。（【鹽鐵論·除狹第三十二】：『今吏道雜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

從漢至唐，思想上居統治地位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史學家蒙文通先生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說：『漢到唐，思想界是誰家的學說把握霸權，與其說是孔學，毋寧說是道家還妥帖些。在漢便是黃老，在晉便是老、莊，到六朝又加入了佛學……』（蒙文通：【中國哲學思想探原·經學導言·諸子】，台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41頁。）

只是到了北宋以後，由於科舉成為選舉官員的主要形式，儒家才取得了正統地位。

五代是一個軍事強人爭雄的大動盪時代，北宋的統治者對武人割據專權的的危害有着清醒的認識。除了『杯酒釋兵權』這樣的一時之策，他們解決這一問題的最終方案就是『興文教，抑武事』。這裏的『文』主要指儒家思想。宋太祖趙匡胤坦言：『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北宋政府重用儒家學者的制度設計就是大開科舉取士之門。與前代不同，宋代科舉成為入仕的根本途徑。【宋史·卷一五五·選舉一】載，至北宋第四任皇帝宋仁宗時，科舉制已經大行於天下，上面說：『天聖初，宋興六十有二載，天下乂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為最廣，名卿鉅公，皆繇此選，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矣。』據何忠禮先生統計，北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的一百六十六年間，政府開科六十九次，取進士、諸科三萬四千一百六十三人，每舉平均取士達四百九十五人，每年約為二百另五人，相當於唐朝每年取士人數的二、三倍之多。（參閱何忠禮：【北宋擴大科舉取士的原因及與冗官冗吏的關係】，收入【宋史研究集刊】第1輯，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科舉考試制度與北宋偃武修文，重用儒臣的政策之間形成一種歷史性的正反饋機制，這樣儒家才在中國獲得了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賈海濤博士指出：『北宋的科舉取士與「偃武修文」和「重文輕武」是密不可分、緊密相連的。正是因為有了「偃武修文」和「重文輕武」的立國策略，才有了科舉取士的進一步加強。同時，科舉取士制度的進一步加強反過來使「偃武修文」和「重文輕武」的程度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並使「文人主政」成為現實且得以制度化。』（賈海濤：【北宋『儒術治國』政治研究】，齊魯書社，2006年6月，第10~11頁。）

北宋『儒術治國』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儒者的作用（儒效）問題，這個自先秦以來就困擾儒家學者的問題從宋代開始演化為民族性災難（元代是例外，他們重用回人，而少用儒生），具體表現為社會組織能力的下降，中原直接受到北方蠻族的蹂躪——這種現象在中華五千年的歷史上只有宋以後才成為常態！

在【北宋『儒術治國』政治研究】一孜孜不倦中，賈海濤博士對北宋主政儒生的經世濟民能力提出了質疑，他的語言是現代的，但中心還是對歷史上不斷出現的『儒者無用』觀點的重述。他寫道：『北宋的士大夫大都只是一群死讀書的「書呆子」。他們對現實社會缺乏認識，觀念陳舊，不知變通，不重時務，只知引經據典地照搬前人，只會空談而缺乏實際能力。治理國家，他們不是內行。即便有人空有高尚情操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但往往不得要領或力不能勝，力不從心。這種人在兩宋太多了，是一種極普遍的現象。范仲淹被推為北宋第一治才和良臣，朱熹對他也極為推崇，稱他為「傑出之才」。但在當時條件下，他的作用也相當有限。他領導的慶曆新政難以改變當時沉悶的政治局面和士大夫的精神面貌。除他之外，仁宗朝與神宗朝北宋人才最為薈萃之際實在沒有什麼特別傑出的政治人才。』（賈海濤：【北宋『儒術治國』政治研究】，齊魯書社，2006年6月，第108頁。）

比較起來，韓毓海教授對儒家統治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有着更為深刻的認識，他指出了儒家小農主義自由經濟思想的本質及其後果，這是難能可貴的——儘管他對儒家的經濟觀點沒有作任何闡述。在他那本暢銷的【五百年來誰著史】緒言中，他將中國過去500年興衰的關鍵因素擴展到宋朝，可謂真知灼見。他說：『考察中國500年興衰的關鍵，其實又在於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下降這個矛盾現象。經濟發達的宋，反而打不過立足於軍事組織的遼、金、西夏部落，這裏的關鍵並不在經濟，而在社會組織能力。由皇權直接來面對基層馬鈴薯一般無組織的小農，這樣的國家自然也就沒有什麼組織效率可言，而宋代以來的政策，反而是將組織社會的任務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國家更從商業、運輸乃至軍需供應中全盤退出，國家取「無為」和「不干涉主義」……』（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頁。）

我們讀歷史，客觀地評價儒家統治的歷史作用，一個稍有良知的人都會為這個滄桑民族的悲劇性命運痛心疾首。那麼二十一世紀的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還要對儒家頂禮膜拜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根本不知中華文化的主幹黃老之學為何物。

黃老之學——集諸子百家之大成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中國學術經歷了四次大的變遷。東周禮崩樂壞，由王官學流變為諸子百家，一變也；秦漢走向大一統，黃老之學集諸子百家之大成，二變也；漢以後，儒家通過改造吸收王官學、排斥諸子學取得起獨尊地位，三變也；清末民初，面對西方列強的野蠻入侵，西學取代儒學獨尊地位，中國本土學術泯滅，四變也。今天，我們復興中華文明，主要是復興集先秦諸子百家之大成的黃老之學。繼西周王官學之後，黃老之學將中華文明推上了新的峯巔！

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長沙馬王堆漢墓黃老帛書出土以前，中國學人長期以來對黃老之學是什麼模糊不清。有學者甚至認為黃老是西漢黃生與老子的合稱（夏曾佑：【黃老疑義】，載【中國古代史】，台北學生書局，1970年7月，第339頁。），還有學者認為黃老是老子與黃石公的合稱。（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台灣漢京文化公司，1983年9月，第9頁。）

造成這種思想混亂的主要原因是黃老之學的許多重要文獻都失傳了。我們甚至不清楚，在【漢書】和【史記】中，漢人所說的道家實際上就是以道家為哲學基礎（內術），以法家為治國方針（外術），綜合百家的黃老之學，而不是僅強調個人修持，清靜自守的老莊之學。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莊子】外、雜諸篇明顯具有黃老之學的傾向，這一點需要特別注意，不能將【莊子】一書與黃老對立起來看，【莊子】一書的主體思想也不能等同於魏晉老莊思想。

實際上【漢書·藝文志】對此講得十分清楚，上面不僅說道家乃治國之術，還批評了後世老莊一派『絕去禮學』、『獨任清虛』的主張，上面說：『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大意是：道家這個流派，應是出於古代的史官。他們記載歷代成功失敗、生存滅亡、災禍幸福的道理。然後知道秉持要領把握根本，清靜無為，保持謙虛柔弱的態度，這就是國君治理國家的方法。它符合於堯的自我約束能夠謙讓，【易經】上所說的謙虛。能『一謙』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四種好處，這就是他們的長處。等到狂放的人來實行道家學術，就斷絕了禮儀，並拋棄了仁義，認為只要用清靜無為就可以治理好國家。）

為了使讀者對黃老之學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我們將【漢書·藝文志】中所列道家文獻轉錄如下，共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這些書相當一部分已經失傳，但伊尹、姜太公、管子、黃帝、老子、莊子、文子諸書今人有幸能讀到相當一部分，使我們能夠看到黃老之學的理論核心所在——中國內聖外王之術盡在斯矣——從內業修身一直到經濟思想輕重之術！！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

　　【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恆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

　　【宮孫子】二篇。

　　【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

　　【周訓】十四篇。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也，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那麼黃老之學到底是怎樣對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諸子進行取捨的呢？參照【漢書·藝文志】所列道家經典，我們發現曾任太史令的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所述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司馬談的論述對於我們理解黃老之學如何折中百家，集中國文化之大成十分重要，他說：『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大意是：我曾經在私下裏研究過陰陽之術，發現它注重吉凶禍福的預兆，禁忌避諱很多，使人受到束縛並多有所畏懼，但陰陽家關於一年四季運行順序的道理，是不可丟棄的。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該學派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則是不可改變的。墨家儉嗇而難以依遵，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遵循，但它關於強本節用的主張，則是不可廢棄的。法家主張嚴刑峻法卻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張，則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但它辯正名與實的關係，則是不能不認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之『道』，使萬物豐足。道家之術是依據陰陽家關於四時運行順序之說，吸收儒墨兩家之長，撮取名、法兩家之精要，隨着時勢的發展而發展，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風俗，應用於人事，無不適宜，意旨簡約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作為漢武帝的史官，司馬談不可能不受到當時儒家思想逐步興起，『儒道互絀』的影響（【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云：『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所以在【論六家要旨】中他專門批評了儒家在治國理念上的弱點。他或許想不到，儒家有一天會取代黃老之學，佔據中國文化思想的主幹。

司馬談的批判是有力的，明確指出了儒家純任德政的危害。他說：『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大意是：儒家則不是這樣。他們認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臣下隨從。這樣一來，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得安逸。至於大道的要旨，是捨棄剛強與貪慾，去掉聰明智慧。將這些放置一邊而用智術治理天下，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身體和精神受到擾亂，不得安寧，卻想要與天地共長久，則是從未聽說過的事。

誠如蒙文通先生所言，在漢以後，至唐代這段時間，老莊、道教、佛教大興，其中老莊思想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老莊興起實際上始於漢末。清人洪亮吉（1746~1809年）在【合刻河上公老子章句郭象莊子注序】明確指出：『自漢興，黃老之學始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武帝之世，竇嬰田蚡雖好儒，欲推轂王臧趙綰，然勢不能敵也。老子之徒有文子，其書述老氏之言為多，世亦並尊之。當時上自天子，及士大夫，內及宮閫，莫不服膺黃老之言，以施諸實事，其尊老子文子也與孔顏並。故王充【論衡！自然篇】曰：「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其尊之若此！蓋黃老之道，以迄文子述老子之言，實皆能治天下者也。西漢之治，比隆三代，職是故耳。至漢末，尚祖元虛，治術民風，一切不講，於是始變黃老而稱老莊。』

由黃老蛻化為老莊，再次蛻化為儒，最後為西學所吞沒。中國文化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其中黃老之學是西周王官學之後中國學術的又一次大一統，是中國文化峯巔。

今天的學者論及中國文化，除了背兩句【道德經】或【論語】上的語錄，最喜歡大言『中華儒家文明』、『儒釋道』、『外儒內法』之類，實際上這是出於對中國文化演變進程的無知。儒家不是中國文化的代表，黃老之學才是中華文化的主幹。如果我們不理解這一點而言中國文化，有如霧裏看花，永遠不知中國文化的主體何其精妙、壯觀！

文明復興——路漫漫其修遠兮

與儒家對中國政治經濟方面的負面作用相比較，儒家對中國文化的破壞作用是觸目驚心的。後世儒家將諸子異端化了，而不是像黃老之學一樣融會百家；結果是大量諸子文獻長期被棄置，有些甚至佚失，儒學自身則成為常常脫離實際的狹隘的經史辭章之學。在某種意義上說，儒家的文化破壞作用遠甚於秦始皇為統一國家焚毀民間圖書的政策。

從孔子時代起，儒家就有一種不容異端的思想趨向。【論語•為政篇】載孔子之言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辟楊墨，罵二家為禽獸，盡乎粗野。【孟子·滕文公下】云：『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後世注家對孔子『攻乎異端』一語有着迥然不同的解釋，但大多數儒家將異端等同於諸子，即使謂的『非聖人之道』，後來，印度傳入的佛家也被加入了『異端』的名單。南朝梁經學家皇侃（488~545年）疏云：『攻，治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

朱熹【四書集注】云：『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大意是：范祖禹說：『攻，專門研究，所以加工術、石、金、玉的工作叫攻。異端，不是聖人之道，是另外一端，譬如楊、墨之類。他們率領天下人至於無視父親、無視君主的地步，專門研究他們的學說並且企圖精通，為害非常嚴重。』程子說：『佛教的言論，比起楊、墨更加接近真理，所以為害也就更加嚴重。求學的人應當像對待淫聲美色一樣遠離它，不然的話，就會漸漸地陷進去了。』）

本來佛家正好補儒家內業修行之不足，而宋儒卻將之比之於楊、墨，群起而攻之，這也是佛教至今仍沒有完好融入中國社會的重要原因——佛家是人類文明史上最發達的實踐哲學（非西式思辨哲學），理應成為國人日常修身（內業）的一部分。

儘管儒家對中國文化的負面作用如此之大，今天還有太多的學者將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或將之直接等同於中國文化本身。為何他們頑固地堅持這種謬誤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學人對黃老之學的陌生，筆者認為還有另外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歷史的慣性作用。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盡乎完全西化，但它仍然是建立在清朝學術的廢墟之上的，不可能不受有清一代學術的影響。不僅康有為這樣的維新之士陽奉陰違地接過了今文經學的衣缽，早期開創新文化運動的一批人也大都受過傳統教育，在他們的視野中，將儒學等於同聖人之道、中國學術的本體是順理成章的。

清儒通過對諸子的研究極大地開拓的今人的學術視野，但在對中國文化主體的認知上，卻仍回歸今文經學，並沒有帶來根本性的變革。所以將儒學認作中國學術的主體，這種歷史慣性是十分強大的。

二是西學的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學人除了吸取西方文明成果，並沒有太多理論上的創建，他們習慣於以西學比附中國，甚至言必稱歐美，一切以西學馬首是瞻。西學傳教士較深入地接觸中國已是明朝，當時正值儒家大行其道之時，所以他們很容易將中國文化等同於儒家，將孔子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比如耶穌會士利瑪竇就這樣描述孔子：『中國哲學家之中最有名的叫做孔子。這位博學的偉大人物誕生於基督紀元前五百五十一年，享年七十餘歲，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來激勵他的人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節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眾的人更為神聖。的確，如果我們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載入史冊中的言行，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他可以與異教哲學家相媲美，而且還超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中國有學問的人非常之尊敬他，以致不敢對他說的任何一句話稍有異議，而且還以他的名義起的誓，隨時準備全部實行，正如對待一個共同的主宰那樣。』（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31~32頁。）

西方傳教士的這種錯誤認知極大地影響了西方學術界，後來反過來又影響了近世的中國學人，導致謬種流傳，至今難以遏止！

中華文明的復興是怎樣艱巨的『為往聖繼絕學』的使命啊！我們不僅要衝破儒家的千年迷霧，重新確立黃老之學在中國文化中的主體地位，還要在黃老之學的基礎上，融會龐雜的西方文化——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學人不得不面對的歷史性課題。

有志者勉哉！

翟玉忠：黃老之學才是中華文化的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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