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成謹濟】東北行隨感

東北行隨感
成謹濟（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亞洲文化論壇』自7月5日到13日進行了為期九天的東北地區歷史文化考察活動。靳大成先生發起組織並帶領了由20多名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文化領域專家、學者和研究生組成的考察團，筆者與呂正惠教授（台灣淡江大學）以『外援』身份受到邀請。在東北研究領域，筆者談不上專家，但是靳大成先生知道筆者一直很關心東北地區問題，在他的安排下，筆者得到了參加考察團的機會。從北京出發，經過延邊再到哈爾濱，然後返回北京的為期九天的日程，活動安排很周密、合理，而且參加考察團的成員對此次活動的熱情與水平都超出筆者的想像。通過此次考察活動，不僅筆者對東北地區的了解進一步加深，思維水平能夠更上一層樓，而且藉此機會，筆者也有機會得以回顧自己並不太長的學術研究經歷，對社科院文學所和靳大成先生提供這麼寶貴的機會，自是表示由衷的感謝。
1. 東北和我
筆者此次訪問東北地區並不是第一次。出於研究的需要和個人關心，自2002年以來，筆者曾多次到東北旅遊或進行調查。但筆者第一次訪問東北時，主要目的並不是考察東北地區，而是為了搜集關於韓國人不能去的『遠方』–––北朝鮮的資料。2002年從首爾出發，經過北京、瀋陽，繞了很長的路程後，終於到了延吉。這就是筆者第一次踏上東北的經驗。在首次東北之行吸引筆者眼球的並不是（在韓國找不到的）關於『北朝鮮』的資料，而是中國『朝鮮族』的生活以及他們所經歷的驚人的歷史滄桑。這簡直是筆者在近二十年的中國文學研究生涯中一直沒有意識到的『另一個中國』的側面。這一預想不到的發現，促使筆者把一直遺忘的東西從深深的記憶中挖出來，重新追溯其根源。
在回憶中，延邊朝鮮族和東北地區可以說與筆者有着特別的因緣。筆者的父親身為語言學者，一輩子研究滿洲語、蒙古語和達斡兒語，因此家裏有很多有關滿洲與蒙古的書籍。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筆者自然而然地對滿洲地區感興趣。後來，大概在初中時期，有人送我一本詩集作為生日禮物，就是詩人尹東柱的【天、星、風與詩】。正當感性豐富的時期，這本詩集對筆者的影響很大。它讓筆者嚮往文學，在心目中樹立了一個理想的知識分子的形象，在筆者對詩人的敬仰與愛戴中，也產生了對他的故鄉龍井、北滿洲間島的歷史和他的那些詩所誕生的時代的興趣。高中畢業後，筆者有幸考上尹東柱的母校延世大學的文科學院，抱着對滿洲的關心和對文學的嚮往成為中文系的學生。筆者拿到延世大學錄取通知書之後，就跑到立在文科學院大樓下面的東柱詩碑那兒，當時激盪的心情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然而，不久後就認識到，因了對詩和文學的尚未成熟的青春期的感性與對滿洲的模糊不清的民族主義熱情而考入中文系並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筆者很遺憾地發現，中文系裏面沒有筆者所嚮往的『文學』，也沒有『滿洲』。當時中文系的課程，除了語言課之外，全都是古典作品和經書研究，文學史課程也幾乎沒有涉及到現代部分。至於文藝理論之類的，基本上不開設相關課程。在那個時期的中文系裏能學到的中國並不是作為實體的『現實中國』，所開設的文學課程涉及的也不是近代文學(Literature)，而是關於古典『文傳統』的內容。簡言之，這是在東亞思想史上根深蒂固的、儒家傳統所表述的『作為意識形態的中國』。從這種角度看，這並不是簡單的『課程不全面』的問題，如果要進行反思，不能只進行一些技術性的批判了事。筆者認為，這應該是東亞近代知識傳統的一個側面，也是一個需要認真、深入分析的思想史研究課題之一。
而且，從1986年到1989年筆者在校期間，校園外面的世界正經歷着『激情燃燒的歲月』，對軍事獨裁的反抗達到了高潮。面對同學、師兄被捕入獄或失去性命的現實，生活充滿憤怒和恐怖。在此情況下，鑽進圖書館讀那些看似與眼前的現實毫不相干的（至少根據當時的情況看）經書和古典文學，對熱血沸騰的青年人來說，簡直無聊至極，讓人忍無可忍。（應該承認，今日想來，幸虧參加當時那些『無聊』的課程的結果，如今能夠大致了解些古文的內容，這也是當時年輕的我們所不曾想到的一個結果。）大學時期，筆者實在求知若渴，而求的是為了解韓國社會與亞洲近代史能夠提供幫助的知識與理論，以及能夠與現實溝通的活生生的文學、寫作。求知的彷徨持續下去，閱讀和討論日益激烈，但卻逐漸遠離課堂，對東亞的現實問題的疑問與煩惱越加深，對東北邊境地區的關心就越淡薄。當時根本沒有一個知識和理論工具讓筆者能夠把課堂上的中國與現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連接起來思考。在筆者的思維體系中，北京與延邊（東北）、魯迅與尹東柱、韓國20世紀80年代的勞動文學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學等，是分別被納入到不同的範疇中的，各個都是在不同的領域孤立存在的『個體』。正如不同的學科與不同的課程分別封閉孤立一樣，從中國的文學與歷史中，讀不出任何韓國的影子，反過來也如此。
這樣度過了三年的時間，到了1989年筆者成為4年級應屆畢業生，為畢業後的事情而苦悶。這時從北京傳來了『八九事件』這一驚人的消息。在這一事件帶來的衝擊中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和疑問，這些問題和疑問成為重要契機，讓筆者從事對現實中國的研究事業。柏林圍牆倒塌的1989年初冬，筆者在師兄們的幫助下，閱讀魯迅、毛澤東的著作與王瑤先生的文學史，忙於準備考研。在讀碩士期間，蘇聯解體了，韓國學生運動和勞動運動內部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筆者以上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展開的爭論（文學主體性論爭）為主題，提交了碩士論文，但是圍繞中國、亞洲近代知識傳統的疑問與混亂仍未得到解決，反而更加深了。結果，讀博士之前先服兵役，當了三年的兵之後回到學校，從1995年開始讀博士。在讀博期間，將研究範圍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開始從頭梳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於此同時，對於『社會主義』與『革命』概念，也開始從根本上重新分析並檢討。以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的革命浪漫主義為主題撰寫了博士論文，2002年獲得學位之後，將研究重點轉移到60年代，一邊搜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一邊開始學習北朝鮮的文學與歷史。為了搜集關於北朝鮮的資料而第一次訪問延吉，就是這個時期的事情。
2. 延邊朝鮮族與新中國
筆者首次訪問延吉時，北朝鮮糧食緊缺，別說邊境口岸城市圖門，離邊境尚有一段距離的延吉也有不少逃北者。當時筆者在國內參加一項共同研究項目，主要考察從上世紀90年代劇增的逃北者在韓國的生活狀況和文化適應過程，因此決定對在延吉的幾名逃北者進行採訪。然而，由於準備不足、個人力量有限，採訪並沒有獲得可觀的成果。但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即在筆者與逃北者接觸的過程中，有一位當地老人幫助筆者的工作，從這位老人那兒得知了關於延邊與朝鮮族生活的有趣的故事。由於篇幅有限，這裏的種種無法詳細表述。但是通過老人的故事，筆者所了解的核心內容是，他們經歷了中國的歷史，作為中國人擁有自己的歷史，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或許筆者的說法觸犯了一些中國朋友的情緒，讓他們不高興。因為，中國的朝鮮族擁有中國人身份是不用再三提到的事實。在見到這位老人之前，筆者也已經知道中國朝鮮族是中國人。筆者要指出的是，在與老人溝通的過程中，面對中國的朝鮮族是中國人的這一個『事實』時，在筆者所持的『觀點』上發生了很重要的變化。筆者剛到延邊時，首先想要去的地方是尹東柱的故居和他的墳墓。對筆者來說，尹東柱是了解延邊朝鮮族的窗口，也是他們的代表。然而，在延邊碰到的那些朝鮮族竟然（從筆者的感覺來說）不知道尹東柱的故居和墳墓在哪兒，其中不少人根本不知道尹東柱是什麼人。事實上，他們是否知道尹東柱本身不是什麼重要的問題。然而必須要承認，筆者要通過尹東柱這個人物的形象而了解他們的觀點與他們對他們自己的印象、記憶是截然不同的。仔細想想，對他們來說，尹東柱不一定是重要的人物。他雖然在延吉出生並成長，但是到首爾求學之後，沒有與東北人共同經歷當地的具體歷史。儘管如此，筆者訪問延邊首先要尋找他的故居和墳墓，也調查在韓國有名的歌曲【先驅者】（歌頌殖民時期在滿洲展開抗戰活動的獨立鬥士的歌曲）歌詞中的『海蘭江』與『一松亭』的具體位置，這些都證明其間筆者將延邊的歷史和朝鮮族的歷史僅僅理解為韓國文學史與韓國歷史的延伸。筆者不能不承認這種觀點是有限的。顯而易見，要了解延邊的歷史，『首先要』將他們的時間和經驗放在中國現代史的進程中去考察。此時此刻，筆者才意識到，需要將一直以為是分開的兩個『個體』，即對延邊的關心與其間所閱讀的（幾乎沒有涉及到延邊的）中國現當代史問題連接在一起，當做一個問題去分析、了解的理由和根據。對延邊的新的認識就是重新發現一直被遺忘的筆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動機（找到能夠將分開的兩個東西連接起來的環節）。發現通過延邊，乃至通過東北解讀中國的可能性，這讓筆者興奮不已。
通過在延邊的種種經歷，筆者提出了一個後來成為研究課題的問題，即『移居到滿洲的那些朝鮮人，什麼時候、如何成為朝鮮族，即中國人』。提出這一問題的目的並不在於以編年體的方式記述延邊的朝鮮族經歷了哪些歷史經驗，以了解朝鮮人同化為中國人（從韓國人的角度）的過程。提出這一問題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對中國朝鮮族的誕生（形成）過程的探討，重新回到如何建設『新中國』的問題上來，乃至通過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也衡量自毛澤東開展革命事業以來中國共產黨自認為自己存在的理由之一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歷史任務–––『新中國建設』正處於什麼樣的階段。因為，朝鮮人成為朝鮮族的過程，即朝鮮人認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的身份並把它『內化』的過程本身就是追求亞洲56個少數民族共和的『新中國』理念得以實現的主要過程。
當然，『新中國』所追求的目標並不是只要各民族走向共和就能實現的。其中應該包括更高的目標和價值，如民主化的中國、解放的中國、獨立於外界力量而自主開放的中國、富強的中國等。因此，將『新中國『定性為某種單一的概念是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合適的。然而，一個明確的事實是，在『新中國』的價值指向當中，已經包含着一個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即亞洲諸民族之間實現平等互利、和平的共同繁榮，這一國際主義理想。這是除了由於不能了解建設新中國的課題是亞洲的、國際性的問題這個事實，致使將『建設新中國』理解為『反清復明、滅滿興漢』的那些患有失讀症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之外，誰也不能否定的事實。在任何情況下，筆者都不能想像，在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的真正的平等互利未能得以實現的情況下，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體制。再次重申，這是為了過去的『舊中國』脫胎換骨，成為全新的『新中國』而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之一。
從這種角度看，可以說朝鮮人變化為朝鮮族，中國才能成為新中國。或許有人表示質疑，與整個中國人民相比，朝鮮族微乎其微，他們形成的過程在中國當代史能占舉足輕重的位置嗎？對於這種質疑，筆者建議將上述句子中的『朝鮮族』一詞改成『少數民族』之後重新讀一讀。
在為大眾所普遍接受的有關朝鮮族的話語裏面，朝鮮族一般被認為是被中國所『同化』的族群。根據這種觀點，朝鮮人轉向朝鮮族的過程是在『已經存在的中國』的影響下，朝鮮人喪失自己固有的身份認同的過程，這個過程對既有的中國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如同黃河水滔滔，一支溪流匯入其中，照樣是黃河一樣。乍聽起來很有道理的這種說法，包含着一個重要的問題，即這種邏輯模式已經預設一個『已然存在、一成不變的中國』。根據這種邏輯，中國不是處於變化『過程（process）』中的體系（system），而是把這種過程抹掉之後的一個存在物。這樣的中國是不存在的，這種中國只不過是意識形態。這種邏輯不能幫助我們接近中國，幫助我們接近問題的本質。思考『新中國』問題時，更會如此。如果我們將『中國』視為處在某種過程中的一個『體系』，將建設『新中國』的過程理解為由舊體系轉向新體系的過程的話，對這個『新中國』的思考就必須與已經樹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政體區分開來進行。筆者現在不能斷言向『新中國』轉型的過程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這是仍在爭論之中的問題。）這種轉型的開始可能是乾隆征伐西北、樹立藩省體制以後，也可能是王朝體制崩潰、正式引進『共和』理念的時候。也可以往後推一點，是隨着1949年成立政府開始的，或者說是城市知識青年奔向邊境地區的上世紀60年代後期才開始的，這些說法都有其合理性。只是現在能斷定的是，無論轉型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其過程都仍然正在進行之中。新中國處在長期的形成過程之中，從這種意義上說，新中國仍屬於中國的未來。
3. 走向東北, 走向『新中國』
如上所述，筆者此次訪問東北並不是第一次，但這次能夠與靳大成先生和社科院文學所的東北考察團在一起，成為有趣、愉快的經驗。此次日程並不短，但各種安排和節目那麼細緻周到、豐富多彩，給筆者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而且，在為期九天的考察期間，全體成員在積極配合日程安排之餘，無論在火車上，還是住宿地都進行深入的討論，他們的熱情與積極性，令筆者難忘。其實，筆者參加這種形式（借用靳大成先生的說法是『遊學採風』，在日程中，靳大成先生多次強調，這種研究方法是孔子的方法，也是毛澤東採取的方法）的研究活動的經驗並不多，因此考察『東北』的同時，還認真細緻地觀察考察團的組織、活動方式。筆者認為，此次考察活動能夠獲得寶貴的成果，其主要因素應該是當地官員、學者、專家與活動家的報告。到了延邊，不少當地專家參加活動進行報告，可以看出這些報告與信息都是他們精心準備的。在當地調動這些不同領域的專家，讓他們提供實質性的合作與信息，而不是形式上的報告，可能需要長期的、全面細緻的籌備工作。坦白說，第一次看到日程表的時候，筆者揣測，此次考察活動能夠調動這麼多的當地專家，應該得益於社科院作為中央學術機構的影響力。然而，仔細觀察之後發現，情況並不是這樣的，這讓筆者吃驚。從以不同的主題進行報告的專家到當地官員，都是通過全面的調查篩選之後，進行個別交涉參與考察活動的。因此，他們與考察團之間，除了形式上的配合之外，還有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信賴。此外，考察團的內部組織形式給筆者的印象也很深。考察團的全體成員有20名之多，在活動中，他們各個都擔負着自己的工作與責任。因此，領導與成員之間的區分不是很明顯的，各個成員都在自己負責的主題與領域成為領導，發揮作用。可以看出，在籌備階段，為了調動全體成員的積極性而用心良苦。
據說，這種形式的考察活動是在靳大成先生的主導下，從去年開始進行的。筆者並不能完全了解靳大成先生籌劃這種形式的考察活動（遊學採風）的用意何在，但可以說，考慮到目前中國研究所面臨的問題，這種遊學採風的研究方法是一個現實可行的方法。目前筆者主要關心的研究主題是，到2011年就是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在亞洲共和經歷100年的歷史性時刻即將到來之際，對於處在今天共和國的整體建設過程中的主要『地區』的歷史與邏輯以及現狀進行調查、研究將是勾勒出共和國整體面貌並預測未來發展方向的基礎工作，其意義重大。為了推動富有現實意義的地區研究，需要獲得具體、實質性的感受，並挖掘出建立在現場基礎之上的新的『研究主題』和『問題意識』。為此，『遊學採風』的方法將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對這種作用我們要進行認真的研究、評價。
除了考察團的內部組織方式之外，在考察內容中比較感興趣的是，以哈爾濱城市形成的過程為主題進行的考察和報告，尤其是，關於修建中東鐵路的歷史以及這條鐵路給哈爾濱乃至近代東北的誕生帶來的決定性影響的報告。（圍繞這個主題，最有專業性的報告發表於黑龍江大學歷史文化旅遊學院進行的座談會上。）該報告的核心內容是，修建中東鐵路之後，哈爾濱這個充滿活力的國際移民城市才能得以形成，在此過程中，過去的關東能夠向近代東北成功轉型。其實，分析鐵路對一個地區的現代化所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普遍的研究主題，已經近乎於常識。儘管如此，這份報告之所以引起筆者的注意，是因為該報告並不僅僅強調鐵路的影響，而是着眼於隨着鐵路的修建而凸現出來的東北地區特有的活力與潛在的可能性，以有效地論述在東亞歷史中『東北』地區所具有的歷史性意義和未來的價值。到目前為止，在有關20世紀以後中國現代化的很多話語當中，東北的現代化所佔的比重和歷史意義（與廣東、上海等相比）在相當程度上被低估了。然而，從長遠的眼光看，東北的變化對中國與整個亞洲所帶來的影響之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縱觀歷史，從匈奴、突厥、高句麗、蒙古、契丹、女真到清（滿族），亞洲最大的軍事力量都是從東北以及其周邊地區形成的，每次他們崛起時，在東亞歷史上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眾所周知，在中國史上，他們（和西北異族）被稱為『胡』。如果我們注意到這個『胡』的概念是與『漢』相對的概念，使用這個概念是為了凸顯其『非漢』的文化異質性，那麼20世紀初侵入東北的俄羅斯、坐船渡海到東北建立『滿洲國』傀儡政權的日本也沒有理由不被理解為東北地區的新興『胡』。如今，又有什麼『胡』試圖擴大對東北，對這個天然要衝的影響力呢？這也不難想像。筆者認為，東北是通往東亞各地的交通中樞，而今卻淪落為相對落後的『邊緣』地區，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兩個因素，即清朝長期實行的封禁政策與韓半島的分裂。清朝的封禁政策很久以前已經解除了，很多人還預測韓半島的分裂狀態也將發生重大的變化。目前我們無法推測，韓半島將以什麼樣的形式實現統一，但無論是什麼樣的形式，韓半島的軍事緊張一旦消除，那麼，在鴨綠江與圖們江的斷橋上也將修建起高速鐵路。顯而易見，沿着這條高速鐵路，來自紐約、東京以及首爾的『資本』將成為新的『胡』，在東北–––這個東亞的十字路口也將面臨巨大的變化。其影響之大將會大大超過100年前中東鐵路給東北地區帶來的影響。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種變化將成為促進東亞的和平與繁榮的動力還是成為威脅東亞和平的新的不安因素，取決於我們如何預測並應對這樣的變化。
這就是共同關心中國與東亞的未來的研究者，必須要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進行合作的理由所在。在變化的浪潮中，有些地區將成為重要的端倪，對這些地區需要進行更加具體、富有現場感的調查與研究，為此研究者們要做出共同的努力。這是筆者參加此次活動，考察哈爾濱–––運轉廣闊的東北地區的發動機的內部之後總結的心得體會。
再次向為此次考察活動表現出熱情與友誼的考察團全體成員，表示敬意與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