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婉約】論桑原隲藏的中國學

論桑原隲藏的中國學
提要：桑原隲藏是日本近代東洋史學的開創者之一，尤以中西交通史、東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卓越成就貢獻學界、馳名學林。本文指出桑原中國學產生在日本脫亞入歐、追求西化的時代氛圍中，他的強調科學性、注重世界視野、考證詳實、論述明快等學術特點，以及他對於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性論述，一方面與其追慕西學、輕蔑中國的思想立場相關，另一方面對於中國文化與學術的近代性轉換不失啟蒙意義。
『在敬愛中國文化的一般京大東洋史教員中，不屈的桑原隲藏（1879－1931）是個例外。……桑原以自身為例，體現了十九世紀末具有漢學修養者未必一定對漢學的母國中國懷有熱愛這一狀況。……他把以「科學家」的身份來解明中國歷史上的眾多「事實」視為己任，驅使他去進行這樣研究的動機，是那些至今誰也沒有解明的事實本身，而對於造成了這些事實的中國文化則未必抱有關心。總之，他並非是為了揭示研究對象中國的固有價值，而是為了向西洋人顯示日本人也具有運用科學方法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絲毫不比西洋人差這樣的目的，選擇了中國學的學術道路。在這一意義上，他不愧是恩師白鳥庫吉的忠實弟子。
而且，他對中國人非常蔑視，經常在講課及著作中故意侮辱和諷刺中國人。儘管他在前近代東西貿易和東西交通方面留下了先驅者的研究業績，但今天，一提起桑原，人們更多知道的是他對於宦官、髮辮、食人肉等中國奇異風俗的研究。』[①]
這是美國東方學者、聖巴巴拉加州大學教授佛格爾（J.A.Fogel）論及桑原隲藏的一段著名論述。它以『科學家』的自覺和蔑視中國這兩點來論述桑原隲藏的中國學，可以說是準確地抓住了桑原中國學的學風特色。雖然，正如已有日本學者指出的那樣，在這段話中，有兩個具體的錯誤，一是將桑原的生年1871年誤作了1879年，一是桑原並未直接師從白鳥庫吉（1865－1942），雖然其研究動機確實與白鳥如出一轍，但談不上繼承『恩師』[②]。而這些關於基本事實的錯誤，也說明了作為京都學派東洋史領域兩大名師之一的桑原隲藏，即使在日本學術界，關於他的生平與學術的介紹和評述，也是很不夠的，不僅與另一導師內藤湖南（1866－1934）相比，數量上顯得彼多此少，極不平衡；而且，相對於他本人對學術界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後人的繼承光大也很不足。這大概也是佛格爾所說人們忘卻了他在交通史上的開創性貢獻，而只知道他關於宦官等風俗研究的原因之一吧。
一，桑原與東洋史學
桑原隲藏（1871－1931），今日本福井縣敦賀市人，出身於經營具有日本特色的『和紙』的製造業家庭，在這一點上，佛格爾也誤作為『出身於漢學世家』。桑原自小學習成績拔群，身體孱弱，不擅長於體力勞作，因而也沒有像他哥哥一樣繼承家業，而是從京都府立中學、京都第三高等學校一路進學，而於1893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在中學時代，他就有志於歷史學，曾經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下『世界的歷史學家——桑原隲藏』這樣的題詞，可謂少小立志。1896年本科畢業後，繼續入東京大學研究生院深造，專攻東洋史研究，師從於那珂通世。
當時的東京大學，在歐美洋教師的主持下，普遍師從西方的近代教育思想和學術方法，學校不僅在形式上用英語授課，用英語撰寫畢業論文，而在教學內容上更是以西方哲學、歷史學、考古學及政治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為主。而漢學科，恰恰是在這種西化學風之中，由民族主義思想者倡議，為了維持東方學術文化傳統而設立的，進行和、漢學術素養培訓的特殊系科，每年招收和畢業的學生並不多，可以說是西化學潮中僅存的傳統學術園地。在這種特殊的教育環境中，桑原隲藏既得到了最先進的帝國大學的西式近代教育，又不失傳統學術的訓練。大學期間，教過他的老師有西方史學理論的引入者坪井九馬三，以及林泰輔、田中義成、那珂通世等漢學家、東洋學家。
另一方面，當時東京學術界關於中國的研究，正處於一個轉變時期，即把對於中國的研究，從傳統漢學的推崇景仰中國文化，對其進行道德性、思想性的闡釋，轉變為把以中國歷史為主體的東洋史作為與西洋史相對應的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來進行客觀的、實證性的研究。這種思想發端於甲午戰爭後日本國內普遍的對於中國的關注， 1894年，在中學歷史教學的改革會議上，那珂通世提出中學歷史教育中的『世界史』或『萬國史』實際內容只是講述歐洲歷史，這是不恰當的，應該在西洋史之外，另立『東洋史』學科，講述以中國歷史為主的東亞諸國的歷史。這是東洋史學科在日本建立的標誌。此後，東洋史由中學課程而逐漸進入大學教育科目，成為學術界迅速發展的一門新興學科。桑原的學術起步正好與日本東洋史學的產生、發展相同步，他本人也成為日本東洋史學開創時期的重要學者之一。當時，一批以『東洋史』為名的著作應運而生：如1895年兒島獻吉郎的【東洋史綱】、宮本正貫的【東洋歷史】、1896年藤田豐八【中等教科東洋史】、1897年市村瓚次郎【東洋史要】。而桑原隲藏本科畢業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即為【論東洋學者關於中國上古的研究】（1896年），第一本著作則是【中等東洋史】上、下卷（1898年）。從論題來看，也可知道他對於東洋史學的關注與貢獻。1898年，桑原從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畢業，入母校第三高等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等校任職，教授的主要課程也正是東洋史學。
東洋史，作為日本中國學學術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且這個為日本學界常用的，至今仍在沿用着的概念，對於中國學界未必十分熟悉和容易把握，有必要在此稍加論述。如上所述，它的提出源於甲午戰爭前後，日本人一方面要擺脫敬仰中國的傳統心理，客觀對待中國的思想傾向，一方面又要立足『東洋』，欲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洋』諸國一起抗衡『西洋』的精神追求。它的學術內容，用那珂通世的話說，就是『以中國為中心東洋諸國治亂興亡的大勢』，桑原也說：『所謂東洋史，是以闡明東亞民族盛衰、邦國興亡為主的一般歷史，它與西洋史並列，構成世界史的一半。』[③]他並且說，按山川形勢，亞洲大陸可分為東亞、南亞、中亞、西亞、北亞五部分，『東洋史以東亞（中國和朝鮮）為主體，闡明歷史沿革，同時對於與東亞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南亞、中亞的沿革，也不能不略述之。』[④]雖說是關於『東洋諸國』的歷史，而事實上，上述這些『東洋史』著作的內容，大抵只是『中國史』，只是以中國歷史的發展歷程為主線論述興亡沿革，對於滿蒙、西藏等邊疆地區，以及中國周邊東亞、中亞、南亞各國的歷史，則幾乎少有涉及。正如那珂通世所說：『近來東洋史的書行世者已頗不少，然皆只詳於中國之盛衰，而略於塞外之事變，特別是對於連接東、西兩洋的中央亞細亞的興亡，全部缺省；對於亞洲古今大勢的考察，也不夠充分。』相比而言，正是桑原隲藏的【中等東洋史】在這方面多有建樹，着重從中外交通、中外關係的角度展示東洋歷史的大貌[⑤]。桑原因而也成為建樹真正的東洋史的大家。因此，可以說『東洋史』這一日本學術界約定俗成、廣為沿用的概念，有它的不嚴格性，在理論上，應是指在地域上以中國為主兼及相鄰東亞、中亞、南亞諸國，在內容上以歷史為主兼及地理、經濟、政治、宗教、藝術等方面的一種大區域性的、綜合性的研究體系。但實際真正能夠做到這樣龐大研究的『東洋史學家』和『東洋史著作』很少。所以，實際上，我們有時可以把『東洋史』簡約地理解為『中國史』，而從內容的廣泛性來說，又可把『東洋史』寬泛地稱為『東洋學』。
1906年11月，受文部省派遣，桑原得到赴晚清中國留學的機會，學習進修之餘，他遊歷洛陽、長安古都，及山東、河南、蒙古、江南等地，考察中國的歷史遺蹟，感慨中國的現實情形，這是此後出版【考史遊記】的緣由。
1909年4月，桑原留學期滿，回國就任於京都帝國大學，擔任文科大學東洋史學的第二主講教授，在此之前，1907年，內藤湖南（1866－1934）出任剛剛成立的京大文科大學東洋史學的第一主講導師[⑥]。此後的二十多年內，桑原一直執教於此，直至去世。
從學術譜系來說，日本中國學主要有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這兩個流派[⑦]。由於桑原長期執教於京都大學，是京都大學東洋史方面與內藤湖南比肩而立的兩大導師之一，從垂範後學、培養學生、造就學風、形成學派的角度來看，他理應屬於京都學派的要員。但如上佛格爾所說，他又是公認的京都學派中的『特殊人物』。一般而言，京都學派在思想情感上『敬愛中國文化』，包括熱衷於中國傳統士大夫琴棋書畫方面的愛好和修養；在學術方法上，十分看重中國古代的史學傳統與考據手段，如狩野直喜（1868－1947）推崇乾嘉考據學，內藤湖南推崇章學誠史學理論；在人生實踐上，也十分重視赴中國考察，與中國學界交流，如狩野、內藤等人與文廷式、沈曾植、羅振玉、王國維等清末民初的學者有常年的學術友誼。在這幾個方面，桑原幾乎都是不願苟同的另類。標榜科學態度的他，堅決反對學者把研究對象作為興趣的對象，視對於書畫古董的收集鑑賞為玩物喪志，對於中國傳統的考據學方法，也認為是『粗陋而不能信用』，因而幾乎不與中國學者有往來。這倒有些接近東京學派的風格。當然，狩野、內藤等人，在方法上也是堅持實證的，他們在反對江戶漢學的道學色彩、反對明代空疏學風上，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狩野他們的實證更表現為植根於中國乾嘉樸學，有趨同中國的傾向。
桑原隲藏有一兒一女，兒子桑原武夫後來成為京都大學著名的法國文學專家。這裏引用桑原武夫在【桑原隲藏小傳】中的一段話，作為桑原一生學術追求的寫照：『明治學者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憑着對科學樂觀天真的信仰，相信日本的學術不久將趕上西洋。桑原也不例外。為此，他心無旁顧，嘔心瀝血地走在這條學術的道路上，直至真的吐血臥床為止。……法國詩人說：「少年之夢在老年實現，此謂美好人生。」與那珂、白鳥、內藤諸氏一起，建立了堪向世界誇耀的日本東洋史學的他，也可以說是度過了美好的一生。』[⑧]
二，主要著作及學術特點
桑原生前很少出版自己的著作，除了早歲的【中等東洋史】及在此基礎上的一系列教科書外[⑨]，只有【東洋史說苑】和【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的事跡】兩種。1931年他去世後，他的學生們整理、編輯他的遺著，編成第一冊【東西交通史論叢】、第二冊【東洋文明史論略】、第三冊【支那法制史論叢】，分別於1933、1934、1935年由弘文堂漸次出版。1942年弘文堂又出版了他的【考史遊記】。這些著作後來經過修訂、增補，被編成【桑原隲藏全集】全五卷，1968年岩波書店出版。以下對這些著作作簡要介紹。
【東洋史說苑】，初由弘文堂1927年出版，收集了在此之前作者較為通俗可讀的短篇論文23篇，作者自己將之分為時事、文化、宗教、習俗、氣質、人物、雜纂七部分。此書收入【全集】第一卷時，增補了21篇，分別散入原書的七個部分中。其中如時事篇中的【黃禍論】，宗教篇中的【關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風俗篇中的【中國人髮辮的歷史】、【中國人的食人肉風習】、【中國的宦官】，以及氣質篇中的【中國人的文弱和保守】、【中國人的妥協性和猜疑心】，人物篇中的【東漢的班超】等篇，都是十分有影響的名篇。
【東洋文明史論略】，原書初版於1934年，收長篇論文13篇，1968年收入【全集】第二卷時，增加較短篇的論文23篇及附錄2篇，共計38篇。本書編者之一的宮崎市定將此書按內容分為六個部分：（一）總論、（二）關於古代文明、（三）關於中國固有文明與習俗、（四）關於對外文化交流史、（五）書評、（六）其他。書中包含【歷史上所見之南北中國】、【隋唐時代來住中國的西域人】、【中國人食人肉的風習】等著名長文。
【東西交通史論叢】，原書初版於1933年，由作者有關中國與西方交通關係的論文13篇組成。包括【張騫的遠征】、【大宛國貴山城考】正續篇等著名篇章。收入【全集】第三卷。
【支那法制史論叢】原書初版於1935年，收錄作者晚年研究中國法制史的論文，如【唐明律比較】、【中國的孝道特別是從法律上所見之中國孝道】等長文，以及他最後一次在京都大學所作的暑假系列演講【中國古代法律】。收入【全集】第三卷。
【中等東洋史】上下卷，1898年初版。收入【全集】第四卷。本書的寫作雖然還是在作者的研究生階段，但這並不影響它成為一部日本東洋史學科發展史上的名著。本書已經顯示出桑原治東洋史的特點，即不是局限於中國內部看中國，而是注重在中國與外國的交流中展示東亞歷史發展的大勢。作者弁言自述到：『第二，中國內地的興亡大略據於【御批通鑑】；印度及中央亞細亞的事跡，多參考歐人著作；塞外諸國的沿革，一般本於中國歷代正史的外國傳。第三，本書編著過程中，尤為重視【讀史方輿紀要】、【西域圖志】、【滿洲源流考】、【蒙古游牧記】等有關東亞地理之諸書，予參考此等著作，探明歷史事變及其舞台背景與相互關係，頗費苦心。第四，大至年代的劃分、人種的分類，小至塞外諸國的興亡，本書在題材與材料上，與前輩諸士的著作相比，其面目相異處極多。非敢好異，實本於自家所信。』[⑩]收入【全集】第四卷的還有與此教科書相配套的教師參考用書【東洋史教授資料】。
【宋末的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的事跡】，本書是作者曆年蒲壽庚研究的集大成者。1914年12月，作者在京都大學支那學會的例會上，以【宋趙汝括的及宋末提舉市舶使西域人蒲壽庚】為題，首次介紹了向來不為中外史學界所知的阿拉伯人蒲壽庚的事跡，當時研究尚不充分。1915－1918年的三年間，先後在日本史學會的機關雜誌【史學雜誌】上，以【論宋末提舉市舶使西域人蒲壽庚】為題，分五回連載發表他的系列研究。在此基礎上又作訂補，以【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的事跡】為題，1923年由上海東亞攻究會出版單行本。上海本出版後到作者去世前，作者經常對該書加以訂補，增補內容共計53項。因此在作者逝世後的1935年，岩波書店出版了反映新增內容的增補本。書名也改為【唐宋時代阿拉伯人在中國通商的概況特別是關於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的事跡】，收入【全集】第五卷。此書分緒論、本論、結論三部分，本論部分又分一、大食人的通商，二、居留中國的大食商人，三、居留廣州的蒲姓，四、蒲壽庚的事跡（上），五、蒲壽庚的事跡（下）蒲壽庚家族。本書決不僅僅是關於蒲壽庚個人事跡的考證，而廣泛涉及了唐宋元時代中國與阿拉伯之間通商往來的各方面歷史事實。如提舉市舶官職的建立、阿拉伯世界往來中國的路線日程、唐宋元時代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作為外國人居留地的蕃坊、居留廣州的歷代蒲姓等。本書曾得1926年日本帝國學士院獎，1928年作為『東洋文庫研究部紀要』之一，被譯成英文；另外，漢譯本先後題為【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及【蒲壽庚考】在大陸和台灣出版刊行[⑪]，對世界各國的漢學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此後中外學者關於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史的研究，無不以此書為基礎和出發點。
【考史遊記】出版於1942年，編者森鹿三與有功焉。編輯此書時離開桑原考察中國的時間已有三十五、六年，離開作者去世也已有十年多。編者在家屬提供的桑原留下的旅行日記、當時的照片、及少量發表的【旅行記】、交給文部省的【報告書】等材料基礎上，詳加解讀，一一比照，使之圖文相配，前後有序，並另作了『作者旅行路略圖』及『索引』作為附錄，方便閱讀。書名【考史遊記】為狩野直喜所題，初版時矢野仁一、宇野哲人作了序。全書分長安之旅、山東河南遊記、東蒙古紀行、觀耕台、自南京等五部分。共附圖271幅。收入【全集】第五卷。
桑原的著作被譯成中文的，除了【蒲壽庚的事跡】外，另有樊炳清根據【中等東洋史】譯出的【東洋史要】，1999年由羅振玉主持的東文學社出版，對晚清民初中國史學界新式教科書的編撰產生過示範性影響。台灣還出版了【張騫遠征考】及【中國之孝道】。
桑原中國學的研究方法和風格特點，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數端：
（一）、追求『科學的歷史學』。追求科學實證是日本近代史學確立的標誌之一，1887年東京大學史學科成立，聘任德國史學家裏斯講授和傳播蘭克學派的實證史學，此後，史學科的井坪九馬三、重野安繹、白鳥庫吉等教授，都是引進和實踐實證史學的先驅。桑原也正是在這種史學觀念的引導下走上學術道路的，他屢屢強調『科學的歷史學』，幾乎把『科學』作為一生的信仰來追求。針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他指出：『中國的書籍大體來看，處於未整理的狀態，在利用它之前，務必首先用科學的方法加以充分的整理，對於整理過的材料也必須用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科學的方法決非只適用於西洋的學術。』至於『科學的方法』在他看來，就是真實可靠，拒絕含糊。他說：『學問的生命在於正確與堅實。在研究上，一忌粗略，一忌含糊不清。』[⑫]因此，他的研究對於每一個課題，都追求儘可能地搜集史料，在考辨史料的基礎上，作客觀的研究；如史料不全則闕疑待考，成為日後關注的課題之一。因此，一個課題的研究，往往前後持續十多年，依據不斷發現的新資料，不斷豐富和增補新的研究成果。如【歷史上所見南北中國】一文，刊發於1925年的【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它是在【晉室的南渡和南方的開發】（1914年）、【歷史上所見南中國的開發】（1919年）等文章的基礎上增補完善而成的。而蒲壽庚的研究更是持續近二十年，由演講報告到連續論文到單行本論著，一直到去世前仍不斷訂補，體現了作者追求事實不懈的熱誠和意志。因此，後學評論桑原的史學首先肯定的就是他的『科學性』。如吉川幸次郎指出『（博士的）歷史學就是不斷確定事實的工作，就是以確鑿的實證向學界提供顛撲不滅的結論。』[⑬]羽田亨說：『博士的學風一言以蔽之，可謂「堅實」。根據廣博的知識搜集史料，一一施以精緻的考證，提出銅牆鐵壁般的論點，建立新穎透徹的論斷，是他最大的長處。……（那些論著）正如良材經能工巧匠之手建成的佛塔，歷千年風雨而巋然不動。』[⑭]
（二）『以外國說明中國』。桑原的東洋史研究，尤其注重東西交通、東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課題。其【東西交通史論叢】、【蒲壽庚的事跡】都是開啟這方面研究的典範之作。而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論述，也都能突破前人的視角，獨闢蹊徑，從古代中國與外國交流過程中，所產生的實際接觸和相互認識，來增進對於中國歷史上固有事物的理解。他常能從異域文字史料中來發掘關於中國的記載，或是從中國固有史料中發掘為前人所忽視的關於異域歷史文化的記載。如他根據【唐書】、【舊唐書】和伊斯蘭教國家阿拉伯文文獻的記載，揭示中國造紙術西傳的經過，指出由於唐中葉751年中國與大食之間的怛邏斯之戰，致使中國的造紙術首先傳入撒馬爾罕，並在伊斯蘭世界得到廣泛利用和傳播的事實[⑮]。由此提醒人們，在東方文化向西方傳播過程中曾發揮了重大作用的西域地區在東洋史研究上的價值和重要性，『為了揭示世界文化和文明發達之跡，決不能將西域地方置之度外。……不僅如此，西域本身也具有優秀的固有文化，從遙遠的古代開始，就對東洋發生過影響』[⑯]。正如宮崎市定所指出的：『博士反對以封閉的漢學家立場所進行的支那學研究，主張從世界性的視野來重新審視中國歷史。因此，只以中國來說明中國是不夠的，而必須以外國來說明中國。』[⑰]桑原注重發掘和利用外國人記錄和評論中國的史料，並將之與中國的記錄相對照，以此為研究的重要依據，在此基礎上，再來回望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態勢，那些向來為研究者所忽視的某些問題，被他清晰地揭示出來；或者是某些一般已有定論的歷史現象，被他賦予新的解說。在這一意義上說，桑原的東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探明『交通』或『交流』的事實本身並非目的，而是要通過對這些事實的梳理和揭示，在世界的視野範圍內，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以及以中國歷史為主的東亞歷史發展的真相。
（三）考證厚博詳實而論述明快簡捷。桑原歷史論文的表述方式常為後人稱道。由於注重史料的搜集，他的論文往往都是旁徵博引，鈎沉發微，詳實考證，但是，這並沒有使文章變得如我們一般想像的考據文章那樣艱難晦澀，難以卒讀。作者採用了將本文和注釋截然分開的辦法，用儘量簡潔明快的邏輯闡述說明研究所得的結論，用儘量翔實周到的『備考』、『參照』等注釋方式，交代作者所見種種資料及作者的考證辨析。這樣的論文最著名的有【歷史上所見之南北中國】、【中國的孝道特別是從法律上所見之中國的孝道】、【張騫的遠征】等。以【歷史上所見之南北中國】為例，它結構嚴謹，論述清晰，簡明易了，又容納了大量史料和考證辨析。全文發表當初長達100頁，而作為『備考』的注釋就佔了一半篇幅以上，每一條『備考』短則幾百字長則近千言，可視為一篇辨析史料、考訂史實、闡釋典故制度的獨立的學術札記。所以，這篇文章常被作為日本大學裏東洋史專業學生研究入門的推薦必讀例文。石田干之助說，桑原的文章『本文與註記整然有別，論旨極其明快易了，沒有一絲晦澀。……因此，我總是勸誘學生諸君首先必須去精讀桑原先生的論文。……如【歷史上所見之南北中國】，在一讀再讀之間，不僅了解了中國歷史的大貌，同時對相關各個領域也有了大概的初通。這就不僅是推薦給學生諸君，我自己也是反覆閱讀，得益匪淺。』[⑱]島田虔次也回憶說『我常常被學生問道，研究中國歷史首先必須閱讀的文獻是什麼？這時我總是回答以下三篇文章。』三篇文章中就有兩篇是桑原的，即【歷史上所見之南北中國】及【中國的孝道特別是從法律上所見之中國的孝道】。[⑲]中華書局翻譯出版的九大冊【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中，桑原的選文也是這篇【歷史上所見之南北中國】。可以說，這篇宏文堪稱桑原乃至日本東洋史學的經典之作。此外，【蒲壽庚的事跡】也是這方面的典範，全書每部分的本文都極其簡明，只佔兩、三頁篇幅，而每個本文之下的『參照』一一以小標題為目，字數篇幅竟為本文的十幾倍之多。僅以『本論』之『二僑居中國的大食商人』為例，本文不到3頁，後附參照則有36條，佔60頁之多。為了說明『參照』內容之豐富廣博，請允許筆者在此不避冗贅之嫌，抄錄這36條的標題如下：1，外國人的城內雜居；2，蕃坊；3，泉州的外人居留地；4，廣州的外人居留地；5，蕃長；6，蕃長的選擇；7，蕃長的職掌；8，北宋的外國貿易獎勵；9，對外商的犒設；10，外人取締的寬大；11，唐宋時代關於外人犯罪的法律；12，宋代對於居留地外人犯罪的處置；13，外人犯罪處置的實例；14，中國記錄所見伊斯蘭教徒的食豬肉禁止；15，波斯大食商人的豪奢；16，外國商人的富庶；17，波斯婦；18，宋代關於『菩薩蠻』名稱的解釋；19，唐代的菩薩蠻曲；20，唐代菩薩蠻之解釋；21，西域的波斯與南海的波斯；22，劉鋹與波斯女；23，伊斯蘭教徒與宗女的通婚；24，蕃商與官吏的通婚；25，蕃漢通婚的事實；26，宋代的蕃人學校；27，伊斯蘭教徒的登科；28，崑崙國的位置；29，大食中國間的航程日數；30，外國商人搭乘中國船；31，古代南洋貿易船 傳書鴿的利用唐代的南洋貿易船大食船與中國船的比較宋代的中國船指南針的使用等；32，信風的利用；33，外人所使用的唐的國號等；34，多年逗留的蕃商；35，五世居住的蕃客；36，土生蕃客。
三，中國觀及桑原史學的立場
中國文化歷來以歷史悠久、文明發達、對世界文化作出重大貢獻著稱，這對於自古以來長期得到中國文化惠澤的日本人來說，更是容易接受的事實。但是，近代以來，中日兩國之間在國力強弱和文化發展上，出現了與古代的中日關係正好倒置的變化過程。由於明治以後實行文明開化的國策，日本很快變成國富兵強的近代化國家，日本傳統的中國觀也隨之發生改變，對中國及中國文化從尊崇、追隨、感恩、親善而變為輕蔑、離棄、傲慢甚至欺侮的心態。桑原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和論述，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展開的，他關於中國文化特性和中國國民性的一系列論文，不僅代表了他自己對於中國文化的歷史認識和基本評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近代日本人中國觀的改變，起到了引導性和推動性的作用。這裏將其主要觀點介紹如下：
（一）、論中國古代發明。
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歷史的進程曾經作出過偉大貢獻，其中猶以『四大發明』著稱於世。早在近代西方經典學者的論著中，對中國古代發明就有論述。英國培根的時代，對於中國發明了印刷、火藥和指南針的事實，尚還不夠清楚，但他已經明確認識到了這些發明的偉大意義，他說：
『……我們還該注意到發現的力量、效能和後果。這幾點是再明顯不過地表現在古人所不知、較近才發現、而起源卻還曖昧不彰的三種發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藥和磁石。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海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計數的變化來。』[⑳]
培根以後幾百年，『四大發明』漸漸被公認為中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其文化價值和歷史影響也越來越顯示出來。美國學者德克·卜德著在【中國物品傳入西方考證】中說：
『如沒有紙張和印刷術，我們將仍舊生活在中世紀；如果沒有火藥，世界可能少受些苦難，但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將仍舊停留在封建農奴狀態。巴拿馬運河和大石壩的修建也是不可能的。最後，如果沒有指南針，地理大發現的年代將永遠不會到來，而正是這些發明豐富了歐洲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沒有這些發明，迄今為止整個世界仍然是不可知的，甚至包括我們的國家在內。』[21]
至於馬克思的論斷更是十分有名：『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22]
關於中國古代發明，桑原作有【東洋人的發明】、【紙的歷史】等文，【蒲壽庚的事跡】中也有部分段落涉及。他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及歐人的新研究，對中國古代造紙、印刷、羅盤、火藥的發明特別是它們向外傳播的過程，進行了梳理和研究，為進一步探明這些發明在世界歷史上的傳播、影響，作出了學術貢獻。上文提到桑原開創性地發現，中唐751年發生的達邏斯之戰，造成了中國造紙術的首先傳入撒馬爾罕，而後繼續西傳，
『到十四、五世紀，造紙術在歐洲也傳播開來，與印刷術的應用一起，成為促進近世文明發展的重大原因。』[23]
關於羅盤，作者說：
『中國在11世紀末12世紀初，就已經在航海上使用羅盤，而阿拉伯及歐洲方面，約在一百年後的12世紀末及13世紀初才開始使用羅盤。其由東向西傳播的路線雖尚不明了，但現在看來，不能不承認是東洋方面更早地懂得了使用羅盤。當時阿拉伯人在東、西兩洋之間經營海上交通，以這些阿拉伯人為媒介，使羅盤的使用由東洋傳入西洋，這應該說是可以想像的。』[24]
中國人很早就懂得使用火藥，宋軍曾使用『霹靂炮』反擊金軍，而金人則用『震天雷』、『飛火槍』等抗擊元軍，到蒙古軍席捲歐亞大陸的時代，又把使用火藥和鐵炮的知識傳給了阿拉伯人，
『大約是在十三世紀中葉，火藥由中國傳入阿拉伯，……到十四世紀，又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火藥傳入歐洲後，得到不斷的改良，到十六世紀初，製造出功效卓著的鐵炮，致使歐洲的戰術為之一變。』[25]
然而，作者在【東洋人的發明】文章最後特別指出：『我這個講演的主要目的，決不只在於考證事實，而是要從事實中引出若干教訓。』他所說的『教訓』是，中國人歷史上雖有重大發明，但真正推動世界歷史發展的，還是西洋人：
『就發明這一點說，具有悠久歷史的東洋人，必不遜於西洋人。印刷、造紙、羅盤、火藥之外，在商業方面，兌換與紙幣的發行；在工藝方面，瓷器與漆器的製造等也都是中國首先發明。但是，由於中國人自負的劣根性，近年來竟有人主張所有世界的文化與文明都是從中國開始的這樣的謬倫。……況且，東洋人的通病是缺乏研究心，印刷、造紙、羅盤、火藥這些重大發明，在發明地東洋，經幾百上千年，仍然不脫舊態，漫長歲月間，不見改良進步之跡。……但這些發明一旦入西洋人之手，由於他們的熱心研究，擴大其利用、應用的範圍，如今日之造紙機械、印刷機械等，大大推進了世界文明的進程。因此，即使是東洋人的發明，如不經西洋人之手，就並不能充分地發揮其效用。』[26]
根據中西歷史發展進程客觀地說，一方面，正如前面引述的西方論者所言，中國的四大發明確實為歐洲資本主義的起步提供了物質的和技術的前提，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認，只有在以發展資本主義為內在驅動力的近代社會裏，東方的四大發明才能夠發揮出更大的效益。中國發明在先，西方廣泛地推廣利用在後，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地達成對人類歷史的推進作用。桑原將中西古今的繼承關係割裂開來，說成『東洋人的發明，如不經西洋人之手，就並不能充分地發揮其效用。』這多少讓人嗅到那個時代日本所特有的那種崇西媚西、貶斥中國的氣味。當然，這種對於東方文化反思、反省的思路，成為後世文化研究中『中國科技為什麼在近代落後』？『四大發明為什麼沒有促成中國更早地走上近代化道路』等問題的先聲，也不能不發人深省。
（二）：關於中國人的奇異風習
一般說來，歐洲的漢學研究起源於傳教士關於中國的著述，早期來中國的傳教士首先感興趣的是中國文化中那些與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等，他們關於中國的報道、回憶錄以及專門論著也多涉及於此。桑原隲藏關於中國奇異風俗的研究，受到傳教士著作的影響，如他在京大上課時常常引用阿瑟·史密斯（Arther Henderson Smith，1845－1942，中文名明恩溥）的【中國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但書中關於中國的評論，如『愛面子』、『缺乏時間觀念』、『因循守舊』、『缺少信用』等，一般都是基於在中國的生活體驗而寫出來的一種感悟式的速記，而桑原則是以實證主義的方法，依靠大量的正史、筆記等歷史資料，寫出學術性的研究論文，主要有【中國人髮辮的歷史】、【中國人食人肉的風習】、【中國的宦官】三篇文章。這裏簡述三文之主要論點：
『中國人的髮辮絕非自清朝始，而是距今約八百多年前的金代就開始實行了。金代以前雖也有髮辮民族佔領中國內地建立國號的，但當時未必一定讓治內的漢人剃髮留辮，明確讓漢人剃髮留辮的，自金代始。』
自女真金代，蒙古元代，到滿族清代，從正統歷史觀來看，他們都是中原漢文化以外的『夷狄』，他們取得政權後實行髮辮政策，而漢人從『華夷之辨』的觀念出發，認為留髮辮而從夷俗，實在是一種屈辱，反抗者因此還遭到強制性的屠殺制裁。桑原在歷數歷代的髮辮政策後結論說：
『所以，中國有「發厄」、「發禍」這樣的詞彙。……從金代發佈髮辮令至今八百年，除去明代的不足三百年，其餘五百年間，漢人特別是北中國的漢人大多數因為髮辮之令，籠罩在威脅殺戮的恐怖之中。……因為頭髮，古今幾十、上百萬漢人失去了生命，這實在是世界罕見之奇觀。』[27]
關於中國人食人肉的弊習蠻風，作者分別於1919年和1924年寫過兩文。1919年4月27、28日，日本報紙轉載外電報道：『俄國首都糧食緊缺，一中國人在市場上販賣人肉被官衙查實，捕獲槍斃。』 由此引發了作者的前一文，後一文則是對前文的進一步資料補充。桑原不僅舉出『易子而食』、介子推『自割其股，以食文公（重耳）』、漢高祖『必欲烹爾翁，則幸分我一杯羹』等為人熟知的歷史記錄，更廣泛搜集四部書籍中的相關記載，說明食人肉之事例在中國『自有經史歷然確證，毫無疑義之餘地』，並且把食人肉的原因析為五端：即『凶年饑荒、戰爭受圍困斷糧、少數個人嗜好、吃食憎惡之人、治療疾病』，一一根據歷代史料詳細列舉，如排列【漢書】、【後漢書】中所記食人肉之事近二十條；排列【資治通鑑】所記食人肉之事十七條，另引及【唐書】、【舊唐書】、【五代史記】以及莊綽【雞肋編】、陶宗儀【輟耕錄】等書的相關記載。作者最後寫到：
『在遠古，食人肉的風習在世界上也可謂相當流行，但像中國這樣的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如此幾千年地維持這一蠻風，則不太有見。……中國的這一蠻風，是外國傳來的還是本國固有的，尚不能輕易決斷。但是從遙遠的古代起，中國就有這一蠻風，則是毋庸置疑的。……了解中國人，必須觀察他們的表裏二面，根據經傳詩文，了解中國人的長處優點固然是必要的，同時也必須了解他們相反的方面。』[28]
宦官制度是這種『相反的方面』的又一例證，1923年作者在【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中國的宦官】一文，指出：中國西周時『宮刑』即為五刑之一，而最晚在春秋戰國時宦官已在政治上佔有勢力。宮刑是早期宦官的來源之一；隋唐以後禁廢宮刑，宦官之90％來源於民間自願去勢者。另外還有少數來源於死刑減等者、捕虜來的邊裔蠻民、附庸國所獻等。使用宦官不僅非人道，而且給中國歷代政治帶來重大弊端，但『不可思議的是，中國政治家、經學家們，幾乎無人提出廢除作為弊政根源的宦官的主張。』所以，作者認為：
『宦官曾經在許多國家存在，但中國在世界宦官之國中最為著名。以至於一提及宦官，就聯想到中國。世界上像中國這樣重用宦官的國家絕無僅有，宦官能像在中國這樣跋扈的國家絕無僅有，而像中國這樣有那麼豐富的關於宦官的歷史記載的國家也是絕無僅有。』[29]
（三）：關於中國人的國民性
桑原論中國人的國民性，主要有【中國人的文弱與保守】（1916年）、【中國人的妥協性和猜疑心】（1920年）二文。
『就觀察個人而言，每個人有其個性；就一國民或一民族而言，也有各自的氣質性癖，此可稱之為國民性或民族性。……中國人最顯著的民族性在於文弱，在於保守。中國人文弱、保守，這已廣為世人所知，決非新鮮之事。我這篇論文，主要以歷史上的事實為基礎，來證明中國民族的文弱和保守。』[30]
桑原認為中國人文弱的原因有三：一，天性文弱；二，中國古代學說，無論是儒家還是墨家、老莊，都鼓吹和平，崇尚和平，反對爭鬥；三，先天長於計較利害關係的中國人厭惡帶有危險性的爭鬥、戰爭，崇文黜武。接着列舉了中國歷史上以和平反對或避免戰爭的實例，最後結論說：
『對中國人的文弱不能一味否定，比之於強悍好戰的民族，也是有利於世界和平的。然而，如今是民族競爭的時代、是崇尚武力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淪為時代的犧牲品，尤為痛切地感受着列強欺侮的中國人，若依然不改其文弱之風，前途實在令人擔憂。特別是這種文弱並非以高遠的理想為基點。所以，今日包藏着怯懦的文弱氣質，將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大禍根。』[31]
桑原認為中國人保守的原因也有三：一，天性保守；二，中國自古文明發達高於四鄰，因而一向頗為自負，認為本國文化是唯一絕對正確的，並盡力維護保持之，形成保守的第二天性；三，儒家尚古，祖述之風甚。中國人保守的表現有：一，墨守陳規而無視客觀實際；二，長於模仿而不善應用；三，只重形式而缺乏內容；四，所謂改革乃增新而不去舊。聯繫到近代歷史，桑原指出『中國很早就與西洋新文明接觸，但他們的保守和自尊阻礙了他們接納新文明。』東洋國家今後的任務是要很好地應用西方文明並將之與本國文化相調和，『對於歷史上缺乏這種經驗的中國人來說，尤其需要花費一番苦心。』[32]
如果說文弱和保守更多顯示在上層文化領域，那麼，所謂妥協性和猜疑心則更泛指中國人的普通百姓。『妥協性可謂中國人的國民性之一，個人也好國家也好，中國人常常採取妥協。』『招安』是政府對流賊的妥協，『歸順』是流賊對政府的妥協；『和親』是中原對外族的妥協。『中國人猜疑心極重』，桑原從『一人不入廟，二人不看井』的古諺說起，列舉種種歷史事例，說明中國人心中猜疑的普遍存在[33]。
關於桑原的中國觀——即作為一個中國研究者對待中國的基本態度，前人的評述主要有兩種：一是本文開篇所引佛格爾所說的，桑原是熱愛中國的京都大學東洋學者中的一個例外，他經常在課堂上故意侮辱、諷刺中國人，是『蔑視中國』的中國學者；一是京大東洋學後輩學者如宮崎市定、貝冢茂樹等人，他們指出桑原揭示中國的陰暗面是為了讓日本人更全面地了解和理解中國，讓日本人從『尊敬中國』的迷霧中走出來看到中國的真實面貌，甚至用『愛就是更好的理解』這句西諺，說明桑原實際上是通過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寄託自己對中國深深的熱愛[34]。本文認為，桑原的中國觀是與他的思想立場相聯繫的。如果把桑原放在近代日本中國觀轉型的大背景下來考察，就不難看到，作為一個以追趕西方近代文化為志業的史學家，桑原首先是以西方近代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如崇尚功利、崇尚武力、不斷進取、優勝劣汰等普遍原則來衡量中國的，這就決定了他必然以一種近代的、批判和反省的目光來對待中國古代歷史文化，這就是桑原史學的基本立場。基於這一立場，他通過『可靠、實證』的研究，揭示中國歷史中確實存在過的陋習蠻風，斥責中國人性格中保守、落後等負面傾向，目的就是要為日本人樹立一個與傳統觀念中的中國完全不一樣的『中國形象』，讓日本人從傳統的尊崇中國、親善中國的情感中解脫出來，而走向相反的一面。這與日本明治以後『脫亞入歐』的主流中國觀也是基本一致的。聯繫到桑原一向貶斥中國的傳統學術方法，除留學中國外，從未再踏上過中國的土地，也從不與中國的歷史學同行有學術交往[35]這些事實，桑原隲藏確實可以說是一個蔑視中國，至少是無視中國的中國學研究者，是只把中國作為一堆堪以引發出種種歷史教訓的反面教材的中國學研究者。如果硬要說他是『熱愛中國』的人，不僅難以服人，恐怕連他自己也不願承認吧。
桑原關於中國文化及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性論述，發表於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眾所周知，當時中國的文化先覺者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也正在討論『改造國民性』的問題，以期開展中國文化學術的近代性轉換。他們所以能夠具有這種自我批判和反省的精神，與思想上學習西方文化近代文化、受到西方中國論者的影響不無關聯。上文提及的桑原曾多次引述的美國教士阿瑟·史密斯的【中國人的特性】一書，在1890年首版後，於1892、1894年分別在英國倫敦、美國紐約等地再版，多次重印，又被譯成日文、德文、法文等譯本出版，其中日文本書名為【支那人氣質】，1896年在東京博文館出版。此書對西方人和日本人中國觀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部分中國學人中也受到重視。魯迅在日期間，就曾讀到此書的日譯本，與桑原一樣，他對於中國國民劣根性的許多批評，也直接、間接地受到此書的影響。他後來多次建議要把這書翻譯成中文出版，以警醒中國國民[36]。
雖然，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中國國民性論述，多基於西方價值標準，並不能算是真正對於中國的理解之論，然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來自異域、異文化的批評聲音，對於我們更好地認識自我，反思自我，超越自我，無疑是一面值得珍視的『鏡子』，是我們克服歷史積弊的一劑苦口良藥。這或許正是我們應從桑原中國學中所汲取的有益成分。
[①] ［美］佛格爾著，［日］井上裕正譯【內藤湖南的政治學與支那學】（＜內藤湖南——ポリテイツクスとシノロジ-＞），平凡社，1989年，PP.131－132。
[②] ［日］礪波護【桑原隲藏】，載［日］江上波夫編【東洋學的系譜】（＜東洋學の系譜＞），大修館書店，1992年，PP.136－137。
[③] ［日］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總論』第一章『東洋史的定義與範圍』，載【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岩波書店，1968年，第17頁。
[④] 【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18頁。
[⑤] ［日］那珂通世【中等東洋史·敘】，載【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3頁。
[⑥] 內藤湖南是近代日本學界有名的自學成才的天才型學者，由於沒有正規帝國大學的學位，1907年內藤是以講師身份受聘於京大的，兩年後的1909年才晉升為教授。
[⑦] 參見錢婉約【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芻議】，載【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⑧] ［日］桑原武夫【桑原隲藏小傳】，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五卷，岩波書店，1968年，第540頁。
[⑨] 桑原在1898年完成【中等東洋史】後，又相繼1899年出版【初等東洋史】、1903年出版【中等教育東洋史教科書】、1904年出版【東洋史教科書備考】正、續編。這時正在桑原任教高等中學期間，這是為了滿足當時中學建制『東洋史』課程需要配備教科書的需求而作。
[⑩] 桑原隲藏【中等東洋史弁言十則】，載【桑原隲藏全集】第四卷，第5頁。
[⑪] 此書先由馮攸譯，以【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為題，作為【中外交通史資料名著叢書】之一，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出版；後改名為【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作為【史地小叢書】之一，由同出版社1934年出版；又有陳裕菁譯，題名為【蒲壽庚考】，由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出版。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再版了【史地小叢書】的馮譯本。
[⑫] 桑原隲藏【支那學研究者的任務】（＜支那學研究者の任務＞），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PP.589－606。
[⑬] ［日］宮崎市定【桑原史學的立場】（＜桑原史學の立場＞），【桑原隲藏全集】別冊『月報６』。岩波書店1968年。
[⑭] ［日］羽田亨【東洋文明史論叢·序】，載【桑原隲藏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68年、PP.3－5。
[⑮] 【紙的歷史】(＜紙の歷史＞)，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PP.69－85。
[⑯] 【東洋人的發明】（＜東洋人の発明＞），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159頁。
[⑰] ［日］宮崎市定【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解說』，PP.641-642。
[⑱] [日]石田干之助【桑原先生的學風及其他】（＜桑原先生の學風その他＞），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月報』。
[⑲] [日]島田虔次【無題】（＜無題＞），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月報』。
[⑳] ［英］培根（Bacom,Francis）著，許寶騤譯【新工具】，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03頁。
[21] ［美］德克·卜德著，王淼譯【中國物品傳入西方考證】（可惜譯者沒有注出作者的英文原名和著作時間），載【中外關係史譯叢】第1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第232頁。
[22]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61－1863）】，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頁。
[23] 【東洋人的發明】，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第154頁。
[24] 【東洋人的發明】，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PP.154－155。
[25] 【東洋人的發明】，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PP.156－157。
[26] 【東洋人的發明】，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二卷PP.158－159。
[27] 【中國人髮辮的歷史】（＜支那人辮髮の歷史＞），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PP.441－45。
[28] 【中國人食人肉的風習】(＜支那人の食人肉風習＞，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PP.454－459。
[29] 【中國的宦官】（＜支那の宦官＞），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PP.460－469。
[30] 【中國人的文弱與保守】（＜支那人の文弱と保守＞），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470頁。
[31] 【中國人的文弱與保守】，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480頁。
[32] 【中國人的文弱與保守】，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491頁。
[33] 【中國人的妥協性和猜疑心】（＜支那人の妥協性と猜疑心＞），載【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第492頁。
[34] ［日］貝冢茂樹【桑原隲藏全集】第一卷『解說』，第686頁。
[35] 桑原並非不關注中國的相關研究，但被他讚許的極少。陳垣是他唯一甚為讚賞的一位中國學者。
[36]結果我們遲至六十多年後的近年，才有了此書的中譯本，分別為匡雁鵬譯【中國人的特性】，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秦悅譯【中國人的素質】，學林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