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若梅】俄國歷史上第一部漢語語法書

柳若梅
[提要] 【漢文啟蒙】出版於1835年，是俄羅斯漢學的奠基人比丘林為其主持的恰克圖漢語學校的教學之用而編。全書共分為前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附錄組成。在前言中作者介紹了漢字的來歷、該書之前外國人所撰寫的漢語語法書以及該書撰寫的緣起；第一部分是『漢語和漢字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為『漢語的語法規則』，附錄部分包括漢字筆劃、偏旁問題、部首問題、漢字的俄、法、葡、英標音、漢語中的數字、漢語中的用于謙稱的人稱代詞等內容。【漢文啟蒙】自問世後，一直持續地在19世紀的俄國漢語教學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將從中外語言學發展史、俄羅斯人對漢語認識的歷史的角度研究該書。具體內容如下：一、【漢文啟蒙】的語言學背景
1．【漢文啟蒙】的俄語語言學背景
2．【漢文啟蒙】以前俄國對漢語的認識
3．【漢文啟蒙】以前出版的歐洲人撰寫的漢語語法書
二、【漢文啟蒙】研究
1．版本之謎
2．俄語語法體系與漢語語言知識的有機結合
3．【漢文啟蒙】——體系完整的語法教科書
結語
[關鍵詞] 漢文啟蒙漢語語法比丘林俄國中國
正文：
【漢文啟蒙】出版於1835年，是俄羅斯漢學的奠基人比丘林為其主持的恰克圖漢語學校的教學之用而編。全書共分為前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附錄組成。在前言中作者介紹了漢字的來歷、該書之前外國人所撰寫的漢語語法書以及該書撰寫的緣起；第一部分是『漢語和漢字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為『漢語的語法規則』，附錄部分包括漢字筆劃、偏旁問題、部首問題、漢字的俄、法、葡、英標音、漢語中的數字、漢語中的用于謙稱的人稱代詞等內容。【漢文啟蒙】自問世後，一直持續地在19世紀的俄國漢語教學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將從中外語言學發展史、俄羅斯人對漢語認識的歷史的角度研究該書。
一、【漢文啟蒙】語言學背景
1．【漢文啟蒙】的俄語語言學背景
語言學的發展起源於上古時代的語文學，當出現了古代文獻並產生了研究它們的必要性的時候，誕生了語文學。語文學的發展對語言學的發展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使人類具備了最基本的語言知識，古印度和古希臘的語文學是這方面的典範[1]。16-17世紀，由於貿易的發展而引起的地理大發現和旅行使人們發現很多新的語言，為語言學提出了最重要的任務：對大量實際的材料進行分目整理，解決語言的起源和發展問題，編寫普遍語法、規範語法以及辭典。普遍語法是把邏輯學和語法學結合起來的、以通過邏輯和演繹而形成的語法理論，屬哲學語法。規範語法是根據語言的一般用法和經典作家的用法。在這一時期，很多國家都出現了自己民族語言的語法學家，在俄國，語法書籍編寫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小視：1596年出版了齊扎尼（ЛаврентийТустановскийЗизаний）編寫的語法書[2]，1619年出版了斯莫特裏茨基（М.Г.Смотрицкий）的語法書[3]，1696年盧道夫（Г.Лудольф）語法問世。
在13-16世紀起，俄羅斯就出現了一些語法手稿資料，這些無名作者的語法手稿，對於後來俄語語法觀念的形成有着很大的作用，在語法術語方面也有了基本的規則。1596年齊扎尼的語法書分拼寫法、重音法、詞法和句法四個部分描述俄語。1619年回國後在威廉修道院任職的斯莫特裏茨基為修道院學校編寫了語法書。該書也是從四個部分描述俄語，其中第二部分與齊氏語法不同，為作詩法[4]。詞類有八：名詞、代詞、動詞、形動詞、前置詞、連詞、副詞、語氣詞。這部語法書影響非常廣泛，此後的很多教學用語法書，都是斯氏語法書的翻版或在其基礎上改編而成，直到17世紀末在俄羅斯的教學活動中也未脫離斯氏的語法框架。需要一提的是，這些語法成就的核心都是『斯拉夫語』而非『俄語』。
雖然在17世紀歐洲出版了很多語法資料，但這些知識在俄國的影響並不明顯，其原因在於彼得一世時期的啟蒙運動在語言學上的反映較弱，彼得一世所重視的是實用技術科學，這一時期的東方語言教學也是以俄羅斯國家的東方問題為核心的。此後，一些作家對於俄語語言的發展和語法問題特別關注，特列季亞科夫斯基[5]和蘇馬羅科夫[6]在俄語的音、正字法方面大膽地刪繁就簡，並在詞法問題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1731年，第一部俄語語法書在科學院出版的德語—拉丁語—俄語詞典中在彼得堡問世[7]，該書將斯莫特裏茨基語法推佈於俄語，並進行壓縮和改編，內容淺顯，沒有從科學的角度研究語言現象。俄國知識分子要求編寫俄語語法和詞典的聲音不斷，1735年科學院成立了俄語詞彙收集處（Росий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旨在『儘可能地補充俄語的規範』、『維護俄語的純潔性、美感，進一步完善俄語』，特列季亞科夫斯基認為，維護俄語的純潔性就包括編寫正確完備的語法。羅蒙諾索夫從18世紀40年代起就着手收集語言資料、編寫語法書，於1755年（М.В.Ломаносов）出版了【俄語語法】[8]。這是第一部較為完備全面的俄語標準語語法書，是一部新型的、科學的、描寫性規範修辭語法。羅蒙諾索夫以斯莫特裏茨基語法及由斯氏著作改編的語法著作為基礎，大量收集語言材料，運用語法的理性原則和規範原則，觀察、研究鮮活的語言的特點，以科學家的精闢細緻的眼光對材料進行系統化提煉和加工，為現代俄羅斯標準語規範奠定了的基礎。羅蒙諾索夫【俄語語法】分為六個部分：一、論人類語言中的詞；二、論俄語詞的讀音和拼寫；三、論名詞；四、論動詞；五、論助詞和虛詞；六、論詞類構造。詞類問題是羅蒙諾索夫語法的核心，他把詞類分為實詞和輔助詞（即虛詞）兩大類，實詞包括名詞類和動詞，名詞類又包括名詞、數詞、形容詞、代詞，動詞又衍生出形動詞、副動詞；輔助詞包括代詞、副詞、動詞衍生而來的形動詞和副動詞、前置詞、連接詞、感嘆詞。這部語法書根據語義—形態學原則，從斯莫特裏斯茨八大詞類說觀點出發，考慮到詞形變化、構詞法在句法上的運用特點等因素，對新的語言材料進行詞類劃分，在為俄語確立語法與修辭的規範的同時，伴隨着語言本身的發展，也為人們語言、語法意識奠定了基礎。羅蒙諾索夫的【俄語語法】影響持久，自1757年出版後，在18世紀出版了6版，19世紀出版了8版，即先後出版了14版。
1762年登上皇位的葉卡捷琳娜二世所發起的【比較詞典】的編寫[9]，使這一時期的俄國語言學氣氛異常活躍，羅蒙諾索夫、特列季亞科夫斯基在語言學方面的鑽研在莫斯科大學培養了第一批俄語語言學家，1771年莫斯科大學教授巴拉索夫出版了【簡明俄語語法】[10]，作者繼承斯莫特裏茨基和羅蒙諾索夫的俄語語法思想，大量觀察研究標準語和民間語言，在具體的語言現象方面與斯氏和羅氏的語法闡釋有所不同。該書廣泛地用於教學，先後出版了8版。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隨着俄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湧現出了更多的語法書，但大都屬於教科書性質，從語法思想和語法研究的角度來看少有突破。
2．【漢文啟蒙】以前俄國對漢語的認識
歷史上俄國認識中國有兩條途徑，即通過歐洲了解中國，通過與中國的直接接觸特別是長期駐紮中國的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的消息了解中國。在對於漢語的了解上也是如此。1757年【每月文匯】[11]第5輯上刊登了波羅申[12]的譯文【論漢語】（Разсуждение о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一文，這是俄國刊登的第一篇關於漢語的特點的文章。雖然作為科學院院士的拜耶爾早有關於漢語的文章和著作發表，但其寫作語言為德語和拉丁語，讀者面有限。【每月文匯】是18世紀俄國最重要的雜誌之一，從對俄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來看，波羅申的譯文稍強。同時，可能是由於歐洲對於漢語的了解和研究更加深入，波羅申文中關於漢語的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
『一些人認為漢語是最古老的語言之一，因為簡單、不複雜（不超過330個音單節、不變化的、以輔音『n』和『ng』結尾的詞）。但這些詞大部分在重音、發音、音的轉換方面各有不同。因而，中國人擅於言辭。很多作家因些認為漢語的音和調總是在變化，說漢語是以音調結尾的，這種看法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歐洲語言中的很多詞在使用一個音時也同樣意義不同。例如，俄羅斯翻譯在譯俄語詞『是的』時，說得快，就是肯定，說得慢，就說明還存在疑問。由於漢語中詞的數量少，因而必須用大量的字使少量的詞具有不同的意義。文章認為，這樣的字，數量上在80000個以內（至多是這麼多），所以漢語書面語要學好就很難。（以下為P308），在一本書名的【海篇】的書裏收集了所有的字。不過，應當指出的是，如果有人掌握10000個字，那他就能用漢語明確表達，理解各種書籍。大部分有學問的人知道的詞不超過15200個字，能夠掌握40000個字的人很少。接着指出存在3種語言：下等人用一種，上等人用另一種，而書籍中的語言是與前兩種都不同的。最後一種語言在日常交往中並不使用，只用書書面，而且不藉助【海篇】就不能讀懂。一般認為，漢語中一直沒有發生變化，三、四千年前和現在保持一樣，這在其它語言中是不可想像的。（對於書面語來說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其原因在於，中國人同其它國家、民族的人沒有什麼往來，所以自己的語言、習俗就一直保存不變』[13]。
3．比丘林【漢文啟蒙】以前歐洲人的漢語語法書
自1583年利瑪竇入華至比丘林到達北京的1807年，二百多年間耶穌會士在中國苦心經營，直至深入朝廷掌管欽天監，在俄國人看來，天主教在華根基深厚。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從派駐時起就把與在京的天主教傳教士搞好關係當作一件要事。因而東正教使團成員對於耶穌會士的活動是關注的，對於他們在漢語學習與研究方面的成就也不會充耳不聞。應該說，西方傳教士的漢語著作和詞典對於後到北京的俄國人的漢語學習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資料。比丘林在【漢文啟蒙】的前言中，特別提到了當時一度發生過重要影響的幾部漢語語法書。第一部漢語法著作——西班牙傳教士萬濟國1703年在廣州出版的【華語官話語法】[14]，針對南京方言、日常口語所編寫的語法，原書為西班牙文，書中的例句是用拉丁文寫的。比丘林認為，該書用漢語展現歐洲歐洲特有的變化，難免力不從心，難以揭示漢語的特性。1731年拜耶爾在彼得堡出版的【中國博覽】，該書原文為拉丁文，其大量資料來自生活在北京的耶穌會士，但由於作者從未深入漢語語言環境，因而對於漢語的認識不夠全面，語法規則和漢字書寫等方面的正確度明顯欠缺。不過，拜耶爾對於漢語語言機制的把握是十分正確的。傅爾蒙的【中國官話】是第一部有漢語例句的漢語語法書，書中語法規則的描述得當，但不夠全面，例句中存在錯誤。比丘林特別讚賞馬若瑟『不把漢語牽強地同與漢語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的歐洲語言的語法特點相聯繫』[15]，認為馬若瑟在【漢語札記】[16]中運用豐富的語言資料建立的漢語語法體系，完全體現了漢語的規律，但在寫法上卻缺乏一部語法著作應有的形式。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通用漢言之法】着重介紹漢語口語的語法特點，但其中英語的語法特點體現得較多，而沒能準確說明漢語的語法特點。雷慕沙的漢語語法書結構複雜全面，觀點準確無誤，書中個別詞的意思不夠準確也是可以理解的。葡萄牙傳教士江沙維的【漢字文法】[17]是一部比較完備的漢語語法書，該書漢語口語和書面語兼顧，中西文法相對應，例句準確無誤。在比丘林之前出版的這些語法書中，對於比丘林有借鑑意義的是馬若瑟、雷慕沙和江沙維的三部語法書。『根據這三部語法書可以學習漢語的大眾語言和書面語言。但如果把這3部語法書進行比較，那麼馬若瑟和江沙維的語法書在例證方面比雷慕沙的著作略勝一籌，而雷氏著作在漢語規則的闡述上雖不夠全面，但非常明確，比馬氏和江氏著作略強。馬氏和江氏著作適用於在中國學習漢語，依雷氏著作即使是在歐洲也可以相當程度地了解漢語』。[18]在這些語法著作的基礎上，比丘林結合恰克圖漢語學校教學的需要，集自身在華十餘年對漢語的認識，廣泛地吸取當時中國的漢語研究成就，撰寫了【漢文啟蒙】一書。
二、【漢文啟蒙】研究
1．版本之謎
從現有的資料和一些著述中看，似乎【漢文啟蒙】有3個版本，分別於1831年、1835年、1838年和1908年幾次出版。1830年，比丘林作為希林格領導的俄國科學考察團成員來到恰克圖，並應恰克圖商界的要求在這裏開始了漢語教學，石印版便是這期間的1831年在恰克印圖用於教學而印製的[19]，共32頁。1834年，俄恰克圖海關關長請求俄國外交部亞洲司，派亞金夫神父擔任恰克圖漢語學校的教師，並請求印發其漢語語法書，『1835年2月……比丘林重返恰克圖，並帶來了自己的漢語語法書』 [20]。比丘林再返恰克圖後在漢語學校任教的時間比他預想的要長，在1836年9月他在寫給外交部亞洲司的信中提到，1836年內他將完成漢語語法第二部分的撰寫，這個『第二部分』應該就是【漢文啟蒙】中的第二部分『漢語的語法規則』。在1836年12月的報告中，比丘林提到他已編好用於教學的18組俄漢對話，還編制了一份恰克圖貿易商品清單，並計劃1837年把這份清單按俄文字母排序。1836年12月26日比丘林寫給亞洲司的信中提到他已完成了漢語語法書的第二部分。1838年初，比丘林返回了彼得堡。1838年，【漢文啟蒙】在彼得堡出版，1839年，該書獲得了科學院學術出版的最高獎——傑米多夫獎。
2．俄語語法體系與漢語語言知識的有機結合
在19世紀之前，俄國教育從兩個渠道進行，作為受教育的主體階層貴族，其幼童教育大都採取聘請歐洲家庭教師在貴族家庭內進行，長大的貴族青少年則大都進入軍事學校或留學歐洲，為普通家庭子弟提供受教育機會的只有教會學校。在教會學校裏，最主要的課程是語言類，如希臘語、拉丁語、法語等，除學習各種語言外，語法、修辭、詩歌也是十分重要的，此外還有神學、誦經、算術等課程。比丘林在從宗教學校到神學院共22年的教會學校生活中，其語言天賦日顯突出。留校任教後，一開始便是擔任語法教師。所以，比丘林的語言學天分和語法知識是他後來撰寫漢語語法書的基礎。在比丘林時代，其語法觀念的重要根源，便是在19世紀多次出版並在俄國教育中廣泛使用的羅蒙諾索夫的【俄語語法】[21]。作為一本教授俄羅斯學習漢語的語法書，也註定了在很多方面從俄語語法的角度解說漢語語法的特點。如從最早的俄語語法書便開始奠定的由注音法、拼寫法、詞法、句法構成的語法體系等。
對照羅蒙諾索夫的語法架構，首先是『論人類語言中的詞』，認為詞是語法體系的核心。而在比丘林的漢語語法中：在關於漢語的基本概念的第一部分，比丘林在開篇便介紹了漢語中的『詞』的概念，與俄語中『詞』的概念相比，漢語中的『詞』的語法意義不明顯——沒有派生性、沒有詞尾變化，因而比丘林進一步從俄語語法的角度來說，漢語中似乎是沒有『詞』的概念，而是用不同的音表達不同的意思。羅曼諾索夫語法的第二部分是『俄語的讀音和拼寫』，比丘林在介紹了漢語詞的特點之後便是漢語的讀音規律。他借鑑【五方元音】中『其取十二字為韻……其取二十字為母』[22]的劃分方法，把漢語的音劃分為二十字母和十二韻，按【五方元音】二十字母中的『梆、匏、木、風、斗、土、鳥、雷、竹、蟲、石、日、剪、鵲、系、雲、金、棵、火、蛙』，以俄文字母對應其聲母列出，將十二韻以【五方元音】中的韻目『天、人、龍、羊、獒、虎、駝、蛇、馬、豺、地』，以俄文字母對應其韻母列出。然後將『十二韻』按俄語語法中音的區分——元音、半元音、雙元音、輔音分別描述其發音方法和特點。需要注意的是，比丘林強調在字母『棵、匏、土』之後應有微弱氣流，似附加一個字母『火』，以與其後的韻分開。從實際的發音效果來說，比丘林的這種發音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發音時[k]和[g]、和[p]、[d]和[t]不分的現象。
【五方元音】成書於清順治十一年到康熙十二年（即公元1654-1673年）之間，後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和雍正五年（1727年）兩次修訂，但內容無實質變化。該書是清代重要的中原系韻書，屬北音系統，在清代和民國初年盛行[23]。俄羅斯的教士和學生由北方陸路來到中國，並在中國北方城市北京長期居住，因而在學習漢語時常用『音義兼備、通俗簡要』的【五方元音】。曾作為第八屆東正教使團隨團學生、第十屆使團團長的加緬斯基留下的【漢語發音詞典】，就是【五方元音】的俄譯。在俄羅斯正教北京使團圖書館的藏書[24]中，也有【五方元音】。現在在俄藏漢籍的重要機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手稿研究所圖書館，除兩種未標明版本的【五方元音】外，還有金閶書業堂藏板的【五方元音】（1805年刻本）、貴文堂刻本的【五方元音】、文輿堂藏板的【五方元音】（1884年刻本），此外還有兩種未標有版本的【新纂五方元音】、偶齋藏板的【新纂五方元音全書】、掃葉山房藏板的【新纂五方元音全書】（1883年刻本）、、敬文堂藏板的【新纂五方元音全書】（1840年刻本）。
在關於漢語的語音的論述中，比丘林特別注意吸收清代的語言學成果，在康熙年間，等韻學繼承和發揚明末等韻學研究的成就，出現一些頗有影響的著作，其中【康熙字典】中所附的【等韻】就很有特色，作為官修辭書，廣泛地為外國傳教士所採用。比丘林在【漢文啟蒙】中便汲取了【康熙字典·等韻】中的分九音法，把漢語的音分成『牙音、舌頭音、舌上音、重唇音、輕唇音、齒音、正齒音、喉音、半舌半齒音。在此基礎上，比丘林還介紹了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從五音到七音分類的演變。比丘林提到，中國人由梵語引入五調——宮、商、角、征、羽來表示喉齒牙舌唇音，後來在舌音和齒音中分別分出了半舌音和半齒音，由此形成『七音說』，在此基礎上，舌音進一步分為舌頭音和舌上音，唇音進一步分為重唇音和輕唇音，齒音分為齒音和正齒音兩類，半舌半齒音合為一類，由是出現了漢語發音的分九音制。比丘林總結了具體的漢字在讀音方面的特點，認為漢字本身不是構成詞的音，而是形成義——是具體和抽象的事物的替代物，一個音可以表示多種事物。比丘林形象地解釋了漢字的反切注音方法，並說明反切再加上聲調就是一個字的讀音。關於『重音法』，比丘林藉助中國古代音韻研究的書中都有的四聲等韻圖形象地標明『去入上平』四音，並細緻地描述了每種聲調的特點。
按照俄語語法的框架，漢語的『文字』研究屬於『拼寫法』、『正字法』的範疇。這些對於比丘林有着一定的影響。另外，比丘林關於漢字的論述也體現了對鄭樵的『六書』理論的因襲，如鄭樵的『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之說等。比丘林首先說明漢字有別於俄語等西方語言的明確特徵——漢語中沒有用以表現漢字發音的拼音，而是一些約定俗成的符號，簡單的符號為『文』，複雜的符號為『字』，漢字在形態上有『獨體』、『兩體』、『三體』。比丘林按照中國語言學典籍中關於六書的論述，準確地說明漢字的『六書』：『象形者，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象其事物。隨體詰屈而畫其形也』[25]，比丘林向俄羅斯學生的介紹則是『象形字是通過與事物的開頭的相似得到的字形』。關於漢字的『指事』，『聖人選書，形不可象則屬諸事，其文有加。既不可謂之象形，而所加之物又不成字，亦不可謂之會意，居文字之間，故曰指事。或轉體以別義，或加物於形體之上以成文，或省形體之半以取義』[26]，這裏漢語的界定分析起來顯得並不十分準確，比丘林借用西方語言學的表述——『指事字是形象地表示事物的狀態、動作、性質』，準確地界定了指事漢字。象形字與指事字之間的聯繫是『形不可象則屬諸事』，比丘林則表述為象形字表示的事物更為可感，指事字相對抽象。會意字是因『事不能該則屬諸意。會合二文以成字，擬議以成其變化，故曰會意，或會本文以成字，或合向背以成字，或會二文三文以成字，可省繁文以湊字』即比丘林所說的『由一些複合而成的符號意義總合而來』。『諧聲』漢字的產生，因『意有盡而聲無窮，故因聲以補意，立部為母以定意，附他字為子以調和其聲無窮，故曰諧聲』，即『該字字源的部首及部首所表示的事物或概念的意義，另一部分表示其發音』。假借論中，『文字有盡而事物無窮，因形事意聲四體相同，借為他義之用，故曰假借……一因義假借，二因聲假借』。比丘林的描述則是有時是聲調發生了變化，有時是同一讀音表示兩種不同的意義。『轉注』是『因形事意聲四體展轉，聲音注釋為他義之用，故曰轉注』，比丘林的描述比較簡單，認為轉注漢字是在筆劃、意義、乃至讀音上發生了變化的一些漢字。清代的六書研究者中，只有段玉裁的學說有可能為比丘林所見，余者其時代均在比丘林之後，但比丘林論及六書時所用的術語卻與段氏有別，如段氏【說文解字注】敘中談及六書時『諧聲』一類謂之『形聲』，而比丘林的術語卻是『諧聲』，自鄭樵六書理論推出至於元明時期，『六書』成為文字學研究的核心，戴侗的【六書故】、楊恆的【六書統】、周伯琦的【六書正訛】、趙撝謙的【六書本義】、吳元滿的【六書正義】、【六書總要【六書溯源直音】、【諧聲指南】等。在【六書本義】、【六書總要】等著作中，在序言或開篇的總論部分中，均有作者對於『六書』的定義清代復興漢學，『說文』研究興盛。在比丘林在華的清中葉，文字學研究以【說文】為主，『大徐本【說文】，小學家幾乎人手一冊』[27]。正值比丘林在華期間的嘉慶十四年（1809年），孫星衍覆刊宋刻大徐本【說文】，在【說文·孫序】中提到『倉頡之如作，先有文而後有字。六書象形指事多為文，會意諧聲多為字，轉注假借文字兼之。』 [28]，關於『六書』之論僅此而已。因而比丘林的『六書』說更多地是參考了宋元明時期的論著，而不是鄭樵的【六書略】，因為【漢文啟蒙】第一部分第四章中，比丘林專門提到馬端臨認為每類漢字的數量各為多少，實際上是馬端臨在【文獻通考·經籍考】有這樣的記錄：『【象類書】十一卷，【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29]這裏比丘林雖然在作者出處的認識有誤（另外比丘林還把『象形』字錯誤地說成是『形象』字），但對於漢字六書分類數量的事實完全來自中文典籍，也可以反映出其關漢語語言學論著的程度。作為漢語掌握到一定程度並急於了解中國的外國人，一些圖書提要、索引必然成為他們的主要閱讀對象。在正字法方面，比丘林因襲了小學典籍中關於漢字形體演變的記錄，漢字的古、籀、篆、隸、行、草之『六義』述例清晰，同時還特別細緻地提到了在具體的書寫方式上存在筆劃的減少或變形等方面的變化（正寫、減寫、訛寫、錯字、同字、通字），以及在我們今天看來屬於標點法範疇的漢語書寫慣例。
【漢文啟蒙】的第二部分是『漢語的語法規則』，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從西方語法學的角度對漢語進行詞類劃分並逐類描述，二是從漢語訓詁學實字和虛字兩方面展現漢語的語法意義。這裏比丘林沒有把西方語法學框架中的『句法』直接加諸於漢語語法研究，而是根據漢語的實際使用規律和中國語言言學研究的成果，探索漢語的語法規律。因為『詞』是漢語語法的核心，『詞在句子中的位置和虛詞佔有重要的地拉，它們是漢語表示語法關係的主要手段』[30]。在這部分裏，為便於俄羅斯學生理解，比丘林首先對照俄語中的『詞』的語法意義——詞性固定不變、有變格、變位以及性和數的詞尾變化形式，說明漢語的『詞』不具有這些語法意義，漢語『詞』，其詞性不是唯一的，也不具有變格、變位等語法變化。比丘林繼承了語法史上的詞類說以及羅蒙諾索夫俄語語法中關於詞類的思想，通過名詞、形容詞、代詞、動詞、副詞、前置詞、連詞、語氣詞八個詞類描述漢語中的詞。與俄語中的名詞相比，漢語中的名詞在詞義上有具體和抽象之分，抽象名詞是處於主語位置的動詞或形容詞。漢語中的名詞通過在前面加『小』構成主觀評價形式即俄語名詞的指小表愛形式，在漢語書面語中，名詞不附加別的詞，但在口語中，名詞與『子』、『頭』、『兒』等詞連用，會獲得特定的意義，如『帳（意為帳本）——帳子（窗簾、床幔）』等。在對形容詞的描述中，比丘林結合俄語中形容詞分類和特性，用於說明漢語中的形容詞，把漢語中的『比、些、益、又、尤、俞、更、不如、逾、越』等與形容詞、副詞的連用看成是形容詞和副詞的比較級、最高級的語法形式。在數詞方面，與俄語中的數詞範疇一樣，漢語中的數詞也分為3類：數量數詞、順序數詞和集合數詞，比丘林分別說明其用法。另外，漢語中的天干地支、十二屬相、十二時辰等也在數詞部分介紹出來。遺憾的是，比丘林忽視了量詞，只在一處簡單地提到了『個』與數詞的連用。在代詞和動詞的描述中比丘林繼續套用俄語中的語法範疇，代詞的分類、動詞的態、體、時等都結合俄語中的語法觀念對比說明，甚至把俄語動詞的形動詞、副動詞的概念解釋漢語中『之』、『者』、『所』等詞與動詞的連用，以便於俄羅斯學生的理解。介詞與俄語中的前置詞相對，比丘林將之分為位於與之搭配之前的和之後的兩類。連詞則按意義分為了7類。語氣詞指用於句末表示心理活動、或具有擬聲意義的詞。
羅蒙諾索夫【俄語語法】的最後一個部分是『論詞類構造』，意在從整體上總結俄語詞類劃分的特點。與此相對應，比丘林【漢文啟蒙】的最後三個部分以『漢語中詞類的劃分』為主題，分析漢語中詞類劃分的總的特點，比丘林把漢語語法研究中的『實字』和『虛字』觀念納入其中，分析漢語句子中詞與詞之間的關係。從漢語語言學的『實』、『虛』之分起於唐代來華高僧弘法大師的【文鏡秘府論】之【二十九種對】，但該文偏重於研究屬對原則，宋代徐鍇的【說文系傳·類聚卷】開始將具有『語之助』意義的字逐一解釋，認為這些字『皆虛也，無形無象。故擬其口氣之出入、舒疾、高下、聚散以為之制也』，並進一步說明『詞之虛立，與實相扶，物之受名，依詞取義』。明清之後出現了研究虛字的一些專門性著作，如為作詩寫文之用的袁仁林的【虛字說】、為訓詁之用的五引之的【經傳釋詞】等著作。但比丘林並沒有直接沿用這些著作中關於虛字的論述。據【俄羅斯漢學史】[31]一書中記載，比丘林說，【讀書作文譜】是其撰寫【漢文啟蒙】的基本資料。這裏【俄羅斯漢學史】的作者或比丘林的記述有誤。【讀書作文譜】為清人唐彪所輯著，作者生平事跡現已不詳。在仇兆鰲為【讀書作文譜】的序言中稱之為『金華名宿』，毛奇齡在序言中稱之『出為師氏者若干年』。『在【讀書作文譜】中，作者輯錄古今先賢之言論，加上自己的評說，分類論述讀書法、作文法及書法』[32]。該書用了很大篇幅講如何讀收古文，要求學生熟讀、深思、博覽，而非語法論著，在比丘林的【漢文啟蒙】中即便是例句也未見取自該書。不過，清代是語言學研究發展迅速的時期，在劉淇的【肋字辨略】問世後，除袁仁林的【虛字說】外，比較著名的還有很多，其中就有唐彪的【虛字訣】，為墨林堂刊本[33]。作為比丘林【漢文啟蒙】基本資料的，很可能是唐彪的【虛字訣】。遺憾的是，【虛字訣】一書現已不存。
比丘林把230個虛詞按起語辭、接語辭、轉語辭、襯語辭、束語辭、嘆語辭、歇語辭分類，說明其在句中的作用，並逐詞解釋詞義。
西方入華傳教士的漢語語法書中也都有關於實字和虛字的論述，馬若瑟把漢語中的詞分為『實子』、『虛子』，並提到『實子』又可分為『活子』和『死字』，但沒有明確說明什麼是『實子』、『虛子』[34]。在【漢語札記】[35]的第二部分『論書面語』中，馬若瑟專設『虛詞』一章，把虛詞按其功用分為18種，涉及約60個虛詞，用英語解釋每個虛詞的用法，再輔以大量實例。江沙維的【漢字文法】中也將虛字列為專門一章，每詞先概括說明其作用，然後是豐富的例句，例句和說明均為葡漢、文白對照形式，一共涉及20個虛詞。比丘林對成若瑟和江沙維的漢語語法書評價很高，但【漢文啟蒙】並沒有直接取自這兩部語法書的內容。馬若瑟對虛字的分類比較零散和直觀，優點在於對於每一詞的英文解釋細緻，例句較多，如『之』的用法，馬若瑟歸納出7種用法，並以40多個例詞、例句加以說明。江沙維【漢字文法】也是對虛詞逐一解釋，簡潔明了，釋例大多為句子。『之』在【漢字文法】中有3種用法：『語助辭也』、『有所指之辭也』、『至也』，例句10多條。比丘林同馬若瑟、江沙維一樣，認為『之』是漢語中最重要的虛詞。在【漢文啟蒙】中，比丘林把『之』的用法歸納為5種，對於用法的解釋比較全面，每種用法有兩條例句。在論及虛字時也除象馬若瑟、江沙維的語法書中概括說明外，還進一步的具體解釋實字與虛字：『在句中表示某一事物或事物的性質、動作、狀態的，是實字。『在句中表示動作的性質、事物之間的關係、評價、心理活動之間的關係，或者只為增強表現力和展現思維過程的，是虛字』。在例句的選用方面，【漢文啟蒙】與【漢語札記】、【漢字文法】並無因襲關係。
『詞在句子中的次序和虛詞是漢語表示語法關係的兩個重要方面』[36]，比丘林在關於實字還是關於虛字的論述中，都特別重視其在在使用時的順序。在第十一章『實字的使用』中，比丘林開篇便明確指出『實字的使用是有順序的』，然後結合俄語語法中的簡單句、複合句、陳述句、疑問問、以及動詞時、體、態、名詞的格等語法範疇進一步說明實字的用法。在第十二章『虛字的使用』中，比丘林同樣首先說明『虛字在句中按一定的順序分佈』，然後具體說明一些虛字的用法，並輔以例句。
除在前兩個部分中系統地闡述漢語的語言規律外，在11個附錄中，比丘林一方面將前兩部分中的闡述進一步具體化，一方面具體說明漢語中一些比較特別的語言現象，如拆分一些特殊漢字的筆劃，以實例表現漢字的六體，以實例說明訛用的漢字，以實例說明異體字通體字俗體字、古體字和今體字，用俄語列舉漢字所有讀音（共446種）和音調，漢語的法語、葡萄牙語、英語注音，列舉漢語中的1-15畫的偏旁部首，列舉漢語中的量詞（43個），說明漢語中以天干地支表達順序的規律，說明不同身份的人對於『我』、『我們』、『我的』、『我們的』、『您（你們）』、『您（你們）的』之意的表達方式，針對恰克圖漢語教學的需要，還特別列出了恰克圖中、俄貿易商品的俄漢對照表。
3．【漢文啟蒙】——體系完整的語法教科書
17-18世紀，前一時期地理大發現和歷險旅行積累的豐富的語言材料需要概括和整理，同時歐洲大陸上各民族的書面標準語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普遍唯理語法】應運而生，並形成了對歐洲的語言學發展影響重大的波爾·羅瓦雅爾語法學派[37]。按照波爾·羅瓦雅爾語法學派的理論來看，人們藉助於各種符號——語音、字母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符號由兩部分構成：詞的意義是符號的內部因素，音和字母是符號的外部因素。所以，波爾·羅瓦雅爾語法分為兩部分：語音和語法。『語音』部分的研究對象是音和字母（所謂字母，是指在時間上傳遞語音和空間上保存語音的一套書寫符號）。『語法』部分是運用判斷和推理的理論對詞法和句法進行分析。【漢文啟蒙】中的第一部分『漢語和漢字的基本概念』在描述漢語的語音，作為漢語的書寫符號——漢字和漢語語音的關係，即從漢語的音、形兩方面描述漢語，總結漢語讀音和書寫方面的規律，並詳細介紹漢字的分類方法和習字規則，使學生全面了解漢語語言的外部因素。第二部分『漢語的語法規則』，將漢語的詞分為8個詞類，並分類描述其特性。在關於實字與虛字的論述中，比丘林通過介紹它們在句子中的位置和功能，分析漢語中句子之間的關係，體現出對漢語句法規律的探索。【漢文啟蒙】就這樣通過對語言的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的全面描述，為學生構建出較為完整的漢語語法體系。
【漢文啟蒙】是俄羅斯人編寫的第一部漢語語法書，作者長期在北京生活，對於在華歐洲傳教士在北京、在歐洲出版的漢語語法書十分熟悉，並且作者認為，雷慕薩、馬若瑟、江沙維所編寫的漢語語法書是值得借鑑的。不過，從比丘林漢語語法的內容來看，作者並沒有直接借用其前人所編語法書的內容。馬若瑟的【漢語札記】是對漢語中一些語法要素的記述，儘管每一要素的描述都非常細緻，但全書並不具備完整的語法體系，也許正因為此，作者以『漢語札記』來命名該書。江沙維的【漢字文法】是比丘林比較推崇的一部語法書，共8個部分：漢字筆畫和偏旁、文白短句、文法、句法、問答、俗語、歷史傳說、漢語作文，全面地介紹與漢語相關的知識。全書以例句為重，從語言學角度對具體語法要素的闡述較為簡略。比較而言，比丘林的【漢文啟蒙】是作者以自身的語言觀念和語法知識為基礎並結合該書的讀者——學習漢語的俄羅斯學生應該具有的知識結構編寫的，具有基本的俄語文法知識是比丘林對於恰克圖漢語學校招生的要求[38]。儘管如此，比丘林明確地認識到漢語的獨特——『漢語中沒有任何與其他語言相似的地方』[39]，在【漢文啟蒙】一書中，比丘林把獨特的漢語語言納入歐洲語言的語法框架之中，以使俄羅斯學生易於把握漢語的語法特性，達到最終掌握這種語言的目的。
結語
比丘林出版於19世紀30年代的【漢文啟蒙】，充分利用中國語言學研究成就，廣泛地參考了作者以前在華傳教士和歐洲漢學家所撰寫的漢語語法書，針對俄羅斯學習漢語的學生的特點，是一部語法體系完備、語言學觀點清晰的原創性語法學著作，是俄國漢語教學最重要的教材。目前，學術界對於西方人的漢語語法研究成就頗為關注[40]，但或許是由於語言障礙的原因，或許是由於對俄羅斯漢學的忽視，比丘林的【漢文啟蒙】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深入地研究這部語法著作，對於漢語史、俄羅斯漢語教育史、俄羅斯漢學史、中俄文化交流史和清代貿易史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1] 公元前六世紀以前，古印度出了古代文獻【梨俱吠陀】，由1028篇用不同詩格寫成的藝術水平很高的抒
情詩，通過對這本頌詩的語言（被稱為吠陀語）的研究，規範了梵語，創建了具有應用描寫性質的語法，
後在公元前三或四世紀後半葉，波尼尼編寫了由3996條韻文體規則寫成的【語法規則八章】。古希臘哲學
家對語言多有研究，赫拉克利特和德謨克利特關於詞的真實意義的討論、亞裏士多德關於詞類的學說，雖
然還不具備真正的語法意義，但對語法的創建卻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公元前二世紀前半葉，亞歷山大
語法學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亞裏斯塔爾庫斯根據詞的形態特徵劃定出八大詞類，名詞、動詞、形動詞、冠
詞、代詞、前置詞、副詞、連接詞。
[2]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ловенска, съвершенаго искуства осьми частей слова и иныхъ нуждныхъ, новосъставлена Л.
(Лаврентиемъ Зизаниемъ..., Вильно, 1596.
[3]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еския правилное Синтагма, потщаниемъ многогрешнаго мниха Мелетия Смотриского
въ Киновии братства церковнаго Виленскаго при храме Сошествио пресвятаго и животворящаго Духа
назжанномъ, страннствующаго, снисканное и прожитоае лета отъ воплощения Бога Слова 1619.
[4] 俄語詩歌中，重音、音節數、詞尾字母是詩歌構成的重要因素，因此，斯氏語法書的這一部分較齊氏語
法書的『重音法』來說，內容上更為全面。
[5]
[6]
[7] Teutsh-Lateinisch-und Russisches Lexicon Samt Denen Anfangs-Grudnden der Russischen Sprache.
[8] Михайл Ломонос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апечатан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к пр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755.
[9]
[10] А.А.Барсов. Краткия правил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обранныя изъ разныхъ российскихъ грамматикъ в пользу обучающагося юношества в гимназияхъ Московска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М., 1771.
[11] Ежемесячныхъ Сочиненияхх, т. V, 1757 г.. стр. 161-164.
[12] 波羅申（С.А.Порошин，1741-1769），是18世紀俄國的文化名人之一，諳熟18世紀法國哲學家的思想，曾為皇太子的老師。參加【每月文匯】的編輯。在翻譯【論漢語】一文時年僅16歲。
[13] 同注釋11。
[14]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 該書1703年在廣州刊印。中譯本見姚小平、馬又清譯【華語官話語法】，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年。
[15] 【漢文啟蒙】前言。
[16]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中譯本見李真譯【漢語札記】，大象出版社2009年即出。
[17] 江沙維(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1780—1844)，葡萄牙籍漢學家、遣使會傳教士，19世紀上半葉在澳門活動的著名漢學家。於1814年開始在聖若瑟修院任教拉丁語、英語、漢語和音樂等課程，他編寫漢語教材和漢語法書【漢字文法】，主編了多種權威性的中外大字典，如【拉丁語法】、【葡漢字典】、【漢葡字典】、【洋漢合字彙】、【拉漢小字典】、【拉漢大字典】等。其漢語語法書中文書名為【漢字文法】，下書西文：Arte China cnstante de Alphabeto Grammatica comprehendendo modelos das differentes. Macao, 1829. 關於江沙維，詳見葉農的【試述澳門聖若瑟修院在遣使會管理時期的發展】，載【學術研究】2005年第12期。
[18] 見【漢文啟蒙】前言。
[19] П.Е.Скачков,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1964, стр.481, 15261.
[20] П.Е.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тр.110. 但俄羅斯現藏的【漢文啟蒙】均為1838年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片也為1838年版，但正如曾詳細整理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歷史的阿多拉茨基所言，所謂的1838年版封皮上，數字『8』似是由『5』修改而來，且在該版的扉頁上，有東方學家沙爾姆阿簽署的通過審查的鑑定：『允許出版，出版後需向審查委員會送交3份，1834年9月11日於彼得堡』，如果依此認為該書是1835年版本，但從比丘林的經歷及書信、報告手稿中可見，1835年，其語法書的第二部分內容以及附錄中的一些資料均編寫於1836年之後，且1838年之前未見關於此書的評論。斯卡奇科夫的【中國書目】中未見1835年版【漢文啟蒙】的條目，而只有1831年的石印本和1838年和1908年的版本。
[21] Михайл Ломонос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Пб, 1755. 羅蒙諾夫夫的語法體系分為五大部分：人類語言總論（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слове вообще）、俄語的讀音和拼寫（о чтении и правопис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м）、名詞（о имени）、動詞（о глаголе）、語言中的虛詞（о служебных частях слова）、詞類連用（о сочинении часте лова）。
[22] 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五方元音】第六十三冊，第52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4-356頁。另見張曉【〖五方元音〗研究述評】，載【濟南職業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第70-74頁。
[24] 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使團自1821年入華的第十屆起開始注重圖書的收集，在19世紀後半期，第屆東正教使團成員維諾格拉托夫整理了這些圖書，於1889年在彼得堡出版了【俄國駐北京東正教和外交使團成員學術論著和中文圖書】（），從該書目來看，當時該圖書館藏中文圖書七百多種。但這些書籍在義和團運動中全部被燒毀，現已不存。
[25] 引自明代吳元滿所撰【六書總要】，見李學勤主編【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十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9頁。
[26] 引自【六書總要】，同前引書。
[27] 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6頁。
[28] 【說文·孫序】，見【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02年，頁一。
[29]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四二五。
[30] 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頁。
[31]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4, стр. 112,
[32] 見唐彪輯著【讀書作文譜】一書中李國鈞所做的序言。嶽麓書社，1989年10月。頁七。
[33] 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1頁。
[34] Joseph-Henrg-Marie de Premare, Notinia Linguae Sinicae, Canton, 1847, p. 27.
[35] 同上，第178-223頁。
[36] 趙振鐸，【中國語言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頁。
[37] 波爾·羅瓦雅爾本是巴黎郊區凡爾賽南部的一所修道院，建於1204年。1598年，阿爾諾（A. Arnauld）受命管理該修道院，此後波爾·羅瓦雅爾逐漸作為教育和科學的中心而聞名於世。在這裏編寫過許多教科書，如阿爾諾和朗斯羅（C. Lancelot）編定的【普遍唯理語法】、阿爾諾和尼科爾（P. Nicole）合編的【邏輯或思維的藝術】等。波爾·羅瓦雅爾語法屬於邏輯類型學語法，【普遍唯理語法】前言中稱，該書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切語言共同的理性基礎，並確定這些語言的主要區別』。波爾·羅瓦雅爾的邏輯和語法對邏輯學、語言學的影響重大。索緒爾認為這是一種正確的語法方法，喬姆斯基對其以轉換的思想研究自然語言以揭示自然語言的深層結構有着高度的評價。
[38]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 1977, стр. 108-115.
[39] 前言第3段第1句。
[40] 據【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學會2007-2008年通訊】統計，自2000年以來，中國學者發表關於歷史上外國人的漢語語音、文字、語法研究論文39篇、關於歷史上外國人所編漢語教材的論文37篇，出版關於外國人漢語語音、文字、語法、方言研究的譯者、專著8部，高校中以此為論題的碩士、博士論文20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