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道建】北美漢學界的兩宋詞論研究

北美漢學界的兩宋詞論研究
張 道 建
摘要
北美漢學界由對詞的研究進而涉及到詞論的研究，由於後一部分成果對文論史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也需要引起我們的關注。鑑於這些研究在多數情況下往往穿插或混合在漢學家的一般詞學研究中，因此需要首先甄別其存在的方式。進而，我們通過系統梳理漢學家著述中有關【花間集·序】、【詞源】、【樂府指迷】等詞論思想的分析，初步展示了北美漢學家自20世紀後期以來於兩宋詞論研究領域所做的主要貢獻。
關鍵詞北美漢學界 兩宋詞論 詞學思想
一、概述:北美漢學界『詞論』研究的類型
北美漢學界對『詞』的研究，興起於上世紀70年代，可以孫康宜的表述為證：『詞學在北美可謂新興學門，從發軔至今（指1990年：編者注）才二十年。1960年以前雖有少數學者注意到詞學，但最多僅及於詞譜及音律的介紹而已……。70年代一登場，詞學研究正式在北美翻開歷史新頁，在詞家的具體評介與作品的具體賞析方面尤見新猷。』[1]其中，尤值一提的是劉若愚（Liu, James J.Y.）出版於1974年的【北宋詞大家】（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 A.D. 969-112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該書對北宋六大詞家如歐陽修、柳永、蘇軾等詞作的藝術特色與語言特點等進行了細緻分析，對美國的詞學研究之創始可謂有篳路藍縷之功，但總起來看，他的目的是向西方普通讀者介紹中國的詩詞藝術，因此偏重於普及與鑑賞，其【詞的文學性】及其他詞學相關的著述也大體不出此路數。
一般而言，美國漢學界對文學史研究的重視普遍要超過對批評史的研究，即對批評與理論的重視程度是遠為不足的，這與美國漢學的基本構成情況有關，在詞學研究上也同樣，相比之下，對兩宋詞論的研究不僅在時間上要晚出，而且數量上也明顯見少。然而兩宋的詞論既對中國的詞學及詞的創作起到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又對漢學家如何理解中國的詞作有指導性的作用，同時也會影響到對詞學思潮及個別詞人的評價等，因此，若缺乏對之的了解也將無法對詞學史上所發生的一些現象進行恰當解釋，故此，必然也會成為北美漢學界關注的課題，並需要對之基本情況做一較為系統的梳理。
北美漢學界詞論研究的呈示狀況，大體有兩種，一是專門的詞論研究，雖然較少，也不可謂之無，可舉例者有艾朗諾（Egan, Ronald C.）所著【『美』的問題：北宋的美學思想及探索】（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e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二種情況，是多穿插混合於一般的詞作研究中，此種情況比較複雜，需要在有所甄別的前提下加以『抽取』或『析出』。縱覽此種研究，大致可分為四種側重點不同的類型。首先是以加拿大華裔學者葉嘉瑩(Yeh Chia-ying)為代表的『既重感性之欣賞，又重理性之解說』[2]式的研究。葉教授是北美詞學研究領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她的著作使許多學者對『詞』有重新的審視和思考。葉先生既熟悉西方文學理論，又對中國傳統文學造詣頗深，因此能融會貫通，許多見解讓人耳目一新。但是葉先生所研究的對象乃主要是『詞』本身而不是『詞學理論』，儘管涉及詞論之處也不可避免。在理論和方法上『以西化中』，往往站在西方比較新鮮的理論角度上對詞進行解析，尤其是她對吳文英、晏殊等詞人以現代視角進行的分析，使人們重新燃起對這些詞人的研究熱情。這是一類以現代的批評視角對詞作進行分析研究的典型。
第二種類型以孫康宜（Kang-i Sun Chang）教授為代表，她更側重於從文學史角度出發的文體學研究。在【詞與文類研究】(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1980)的前言中，她說：『本書的觀念架構以詩體的發展[3]為主。文學史上的各個階段都有其形式和風格，可充分反映出時代的特殊品味。因此，對於文學史各期主要詩體的研究，便是我們認識該時代文學走勢不可或缺的一環。 ……職是之故，本書所標舉的文體研究（genre study）系建立在兩個基設之上：其一，詩體的演進乃時代新美學與文化觀的反應；其二，詩體的根本意義植基於其恆動的演化史上。』[4]因此，孫教授的研究作為一種『文體研究』在許多地方確實關聯到了中國古代的文學思想，比如她在對詞的形成過程進行考察時，對張炎等人的詞論著作亦有論述。如討論張炎『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的看法，而分析曰：『就小令的填法而言，張炎的說辭非常精闢，傳統詞話家無不奉為圭臬。宋沈義父迄清李漁等詞話家一致主張，小令的創作重言外微旨，即使清末民初的學詞者，也抱持類似觀點。』[5]等等，對詞論的分析往往穿插於行文之中。
第三種類型即結合詞的創作實踐所做的詞性研究。比如余寶琳(Yu, Pauline)主編的論文集【宋詞之聲】（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1994.）所收入的一些文章，如林順夫(Lin ,Shuen-fu)的論文【詞作為一種獨立文學類別的形成】，在探索一些對詞的形成過程具有關鍵意義的歷史文化背景之後指出，在宋初，詞不同於詩的獨特審美特徵就已經顯現，即所謂的『詩言志，詞言情』。到蘇軾的時代，詞的地位逐漸建立，東坡以詞言志，後人對他亦有所批評。[6]這類研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nna M. Shields對【花間集】的研究。這類以某種『作品集』為研究對象的著作在海外並不多見，但往往會顯示出對某一時期思想狀態的更為詳盡的解析，如其於著作中對蜀地文風所進行的探討。書中也討論了歐陽炯那篇著名的序言，藉此而試圖把握『詞』的表現特徵。
第四種研究類型是對某個詞人的研究，如方秀潔（Fong, Grace S）【吳文英與南宋詞】(Wu Wenying and the Art of Southern Song Ci Peotry： 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Sung Tz」u Poetry, 1987)，林順夫【中國抒情傳統的改變：姜夔與南宋詞】(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1978)等。從大的概念上來說，這屬於文學史的研究，但是當這些作者在進行研究時，涉及到時人和後人的對這些詞人的評價問題及相關的詩學問題。其他還有一些人物傳記式的研究，如, 劉子健（Liu, James T. C.）所著【歐陽修的生平和文學創作】 （Ou-yang Hsiu: An Eleventh-Century Neo-Confuciani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傅君勱（Michael A. .Fuller）【東坡之路】（The Road to East Slope: The Development of Su Shi’s Poetic Voic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等，也在書中偶有涉及詞論的。
二、北美漢學界『詞論』研究的主要內容
儘管散見於各種著述中的論述，也屬北美詞論研究的組成部分，但北美漢學家對詞論的研究則主要集中於那些為詞集所寫的序言及某些專門的『詞論』著作中，故此更應將後者作為我們關注的重心。下文即分兩部分加以分述，一是漢學家對【花間集】序言的研究及由此涉及的詞學思想，第二是漢學家對兩宋其他詞論著作的研究。
（一），【花間集·序】研究
孫唐宜教授指出，【花間集·序】『明陳「詞」的定義，視之為獨立的文學文體，從而又加深該書的意義。【序】所論，實為詞學濫觴。』[7]因此，作為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本詞集【花間集】與作為『詞學濫觴』的【花間集·序】，其於文學史和文論史上的重要價值都會受到學者的高度關注。Anna M. Shields所著【〖花間集〗的文化背景與詩學實踐】（Crafting a Collection: 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Poetic Practice of the Huajian ji, 2006）從【花間集】成書時的文化背景到對重要詞人詞作的分析都很詳細，並且顯然也受到某些當代流行的文學研究模式的影響。作者強調認為，詞的產生有其特定的背景，這包括了蜀地獨特的地域文化、宮廷文化、唐代的浪漫文化，及更為具體的音樂與歌謠等樣式，它們對詞的風格、內容和修辭、敘事等都產生了重大影響，而『花間詞』就是在這個土壤裏生長出來的產品。與之相關，集中所體現的詞學思想（poetics of lyrics）也應結合這一背景才能得以理解，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作者以『從模仿到創新』為題，在第四章中對歐陽炯的【花間集·序】做了分析。作者認為，『像原來的那些文學理論家們一樣，歐陽氏也把藝術當作是對自然的模仿(imitation）。』[8]但序中又云『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艷而爭鮮』，其中，『巧』（artifice）與『工』(craft)指的是藝術匠心的運用，因此歐陽炯的觀點又與以往不同，以為人工所為的藝術可以媲美（『奪』）自然。作者認為，歐陽氏的序言『雖然是對「詞」進行辯護的重要文獻，但卻無意把詞確定為一種獨立的文類，他的目的是要通過該詞集把他所在的宮廷描述成一個純粹的文學場所，同時也試圖保護詞的地位，認為這些詞作是蜀地審美精華的代表。』[9]歐陽氏所強調的是文學作品的娛樂功能，這與其他一些選集的目的不同：別的選家認為詩歌的價值在於揭示詩人對國家的道德性責任，而歐陽氏則試圖把價值置入詩人自身：他們自身的高雅與才華表現在其作品之中，從而再現了他們那個『有教養的社會（cultured society）』。[10]Anna M. Shields說，正因如此，歐陽炯才在序言的開篇就指出，藝術高於自然。這是前所未有的文學觀點，【才調集】和【玉台新詠】只是強調文學的力量可以和自然界爭（contending）、斗（vying），甚至文學之美可以超出自然之美，但是像歐陽炯這樣認為人工高於自然的看法的確是讓人吃驚的。[11]歐陽氏在對詞史的敘述中，將視線主要集中在出身高貴的那些詞人身上，其對這些人物所做的辯護也是很明顯的：詞本來就是一種文學精英的作品，然而卻被那些不好的風氣敗壞掉了。Anna M. Shields認為，在序言的最後，歐陽氏為藝術做了更大膽的辯護：『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作者認為，歐陽此處對孔子的引用是聰明的、具有欺騙性的。孔子的『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是強調『志』的重要性，在傳達志的過程中需要『文』（作者譯為elegance,），沒有文，一個人的言論就不能流傳久遠，或者會流於『無用（ineffective）』。然而在『秀而不實』的解釋中，歐陽氏改變了其原來的意思。在儒家的話語中，『秀而不實』是說，過於修飾的『文』是沒有意義的，甚至是錯誤的。而歐陽炯的意思卻是說，『人工勝過天然，在詩歌創作中的雕飾是為美而美』[12]，由此而將『文』本身看成目的。[13]然而， Anna M. Shields的判斷似乎存在某種誤解。孫康宜教授認為，歐陽炯的這兩句話是批評通俗詞的，對他而言，通俗曲詞雖可稱『金玉其外』，實則『秀而不實』，『言之不文』。孫先生因此認為【花間集】的編成，目的是在為『「南國嬋娟」提供一套具有高度文學價值的唱詞。』[14]筆者亦認為序言說的整句話為：『自南朝之宮體，扇北裏之娼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顯然包含有批評之意，很難由此推斷歐陽氏的意思是在強調人工勝過天然。
余寶琳教授的論文【宋詞與經典】（「Song Lyrics and the Cannon: A look at Anthologies of Tz」u’）亦對【花間集·序】進行了研究。這篇文章以經典的形成為視角對詞選集進行了考察，指出了選集在詞類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同時也探討了經典形成過程中的一些制約因素。關於【花間集·序】，余氏認為歐陽炯把詞放到從周穆王與西王母的傳說開始、經由樂府傳統直到李白的抒情詩歌傳統之內，使其具有一更長的歷史背景。歐陽炯把詞與樂府聯繫起來，一方面是因為二者都和音樂相關，另一方面則是想為詞取得像樂府詩那樣的官方地位。[15]余教授認為，歐陽氏雖然為詞作為一種文學類別而進行了辯護，卻無意於使其成為『經典』。她追溯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認為『文』『筆』之分到六朝時已經成為『詩』『文』之分，既然『詩言志』，『文載道』，那麼，詞所能表現的空間就沒有多少了。作者的結論是，就像其他邊緣化的文體一樣，詞有可能會獲得自由，但是卻也更易於受到破壞和攻擊，這在後來各種【花間集】版本的序跋中可以看出，比如陸游對詞持有懷疑態度，雖然他自己是一個出色的詞人[16]。本文還討論了其它一些重要詞集，比如【尊前集】，楊繪【本事曲】等。余寶琳認為，總的來看，宋之前的詩人們對詞這一文體態度不一，但卻採取了不同的策略為詞這一文類進行了辯護。第一種策略是把詞放到『雅正』的傳統中，第二種策略是把詞看作表達個人感情的工具。不同的策略也對不同詞派的產生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張炎以『雅正』為標準，論詞重婉約而輕豪放，由此而對婉約派的發展有影響。關於當時的『雅俗』之爭，艾朗諾亦有所論述，在對此問題的歷史進行回溯之後，他指出當時蘇軾並沒有像其同時代人一樣執著於『雅/俗』問題。蘇軾認為二者之間也沒有明確的分界線，進而試圖把『雅』與『俗』結合在一起。在其對柳永的評述中蘇軾表達了對當時詞創作的不滿，並對詞的『不壯』甚感不快（『壯』即是『男子化』）。由此為出發點，蘇軾對李煜女性化的詞作也頗有批評。[17]
另一位著名的漢學家艾朗諾的著作【『美』的問題：北宋美學思想與探索】中對【花間集·序】進行了全文翻譯。他也認為歐陽炯的序言是『對人工之美的稱頌，認為人工藝術之美足以使任何自然之美黯然失色。』[18]艾朗諾指出這一觀點的重要性在於，中國傳統美學一直認為自然高於人工，而歐陽氏這種說法是為了證明其選集的價值。他說，歐陽炯在序言中追溯詞的發展歷史是想闡明『詞』是古『樂府』的時下對應文體，但歐陽氏的這種說法忽視了『樂府』詩和『詞』在題材內容上的重大差異：前者內容廣泛，而後者則幾乎全為傳情（romantic love）。[19]他認為，從歷史傳承上來看，【花間集·序】在很多方面也承接了徐陵為【玉台新詠】所寫序的影響。【玉台新詠】也是收集『宮廷』詩，題材上也多為閨怨詩。但這兩部集子還是有所不同，首先一點是【玉台新詠】所選作品大多不是可以和樂而唱的『詞』，因此也沒有被指責為『鄭聲』。艾朗諾說，從【花間集·序】中也能看到詞在早期發展階段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20]歐陽炯的序發表後幾十年間，除了陳世修等少數例外，與詞相關的批評思想寥寥無幾。『這種沉默也可以說明，歐陽氏的努力沒有得到迴響。』[21]
（二）， 對【詞源】與【樂府指迷】及其他兩宋詞論著作的研究
關於宋代的詞論，蔡嵩雲嘗曰：『兩宋詞學，盛極一時，其間作者如林，而論詞之書，實不多見；可目為詞學專著者，王灼【碧雞漫志】、張炎【詞源】、沈義父【樂府指迷】、陸輔之【詞旨】而已。……【漫志】追溯調源，敷陣流派，亦未仍作法。【詞旨】廣搜屬對警句，而詞說則甚簡略，且不出【詞源】範圍。於詞之各方面均有翔實記載者，莫如【詞源】一書。……【指迷】雖只二十八則，而論及詞之各方面，其重要與【詞源】同。』[22]可見宋代雖然詞作豐富，但真正意義上的詞論專著卻不多見，如蔡氏所言，可為兩宋詞學代表者，首推【詞源】與【樂府指迷】，它們所蘊含的文學思想也引起了一些漢學家的關矚。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方秀潔（Fong, Grace S.）在【吳文英與南宋詞】中對張炎【詞源】、沈義父【樂府指迷】及清代周濟所著【介存齋論詞雜著】等的研究。孫康宜在【北美二十年來的詞學研究】一文中指出：『就詞學研究而言，方教授的貢獻在奠定夢窗詞「間接表現法（poetics of indirection）」的藝術性。她一面指出張炎【詞源】所謂「七寶樓台……不成片段」的理論訛舛，一面又肯定了沈義父【樂府指迷】擺脫傳統偏見的卓識。總之，方教授功在文學批評與欣賞。』[23]
方秀潔認為【詞源】與【樂府指迷】既有相似的理論基礎，又有不同之處。『前者強調和闡發了後者的某些概念和特色，而實際上卻主張一種與吳文英的詞風和沈義父的詩學相反的主張。』[24]沈義父開明宗義地提出了詞作四標準。『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句；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25]方秀潔認為，第四條可歸於第二條之下，因為二者都與語言和表達方式相關。『不露』雖然以詩歌如何使用開始，關注的卻是再現時所使用的語言的理想方式或方法。而第一個標準講的是音律，中國音樂的傳統實與詩詞的傳統有一脈相承的關係。[26]在具體討論詞的傳統時，方秀潔認為，『雅』才是南宋詞學的核心內容，而『雅』與『樂』又密切相關，即所謂的『正聲』『雅樂』。[27]她認為，沈氏『雅』的標準首先體現在他對所評的七位詞人的用語上，比如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協，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語。』『施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聲無舛誤。讀唐詩多，故語雅澹。間有些俗氣，蓋亦漸染教坊之習故也。亦有起句不緊切處。』『孫花翁有好詞，亦善運意，但雅正中忽有一兩句市井句，可惜。』清真詞則：『凡作詞以清真為主。蓋清真最為知音，且無一點市井氣。』[28]很顯然，沈氏是用雅的對立面，即『俗』來對雅進行定義的，雅即不俗，因此避免口語和粗俗的陳詞濫調便是『雅』的基礎。方秀潔認為，在【詞源】和【樂府指迷】中，兩位作者都認為『雅』來自對前人詩句的熟練整合，尤其是對唐人詩句的模仿和學習。沈義父所言可為之證：『要求字面，常看溫飛卿、李長吉、李商隱及唐人諸家詩句中字面好而不俗者，採摘用之。即如【花間集】小詞，亦多有好句。』因此，『雅』是根植於文學傳統中的。[29]中國古典文學『向後看』的傳統——即以舊有傳統為基礎，並回應、改變該傳統，是一種習見的現象。雅的傳統不僅僅限於辭藻，還包括音樂與情感的表達。對音樂之雅，沈義父說：『吾輩只當以古雅為主，如有嘌唱之腔，必不可作。』[30]張炎則強調『雅』與『情』的關係：『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為情所設，則失雅正之音。』[31]如『為伊落淚』『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等，就有失雅正，太過直露，正犯了沈義父所謂『用字不可太露』的忌諱。按照這個標準，『豪放詞』自然就不會入他們的法眼。詞『雅』就意味着這些詞人和批評家可用『不直露』為標準來把握詞的審美特徵。『露』因此可被視為沈氏詩學的核心概念，貫穿在他對詩作的期待視野之中，比如『結句須要放開，含有不盡之意，以景結情最好。』方秀潔認為，這說明最好用某種可以表露、暗示『情』的意象代替坦白的陳述，才能『含不盡之意』。
方秀潔同時指出，張炎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如『清空』和與之相對的『質實』和沈義父的主張相悖。張炎云：『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痕，吳夢窗詞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此清空質實之說。』作者認為，『清空』與『實字』相對，而『質實』則與『實字』相聯。儘管在南宋時代尚無這些專業術語，但所表達的卻是這個意思。作者把這個問題引申到語言學上的問題，進而論述了其『領字』的概念。[32]領字的功能即在於把表達和想像性語言結合起來，創造出過渡的意義，並且使詞在上下文之間流暢連貫而不至生澀呆滯。對虛字和領字的運用成了【詞源】和【樂府指迷】中所歸納出來的結構性工具。【詞源】云：『詞與詩不同，詞之句語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疊實字，讀且不通，況付之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單字如「正」、「甚」「任」之類，兩字如「莫是」、「還又」、「那堪」之類，三字如「更能消」、「最無端」、「又卻是」之類，此等虛字，卻要用之得其所，若能盡用虛字，句語自活，必不質實，觀者無掩卷之誚。』作者認為，張炎此段議論是對虛字和領字的總體議論。領字是指示性的連詞，把不同的意象、思想和感情聯繫起來，並使它們的不同方面變得更容易為讀者所感知，從而提高詞的流暢性和連續性。而夢窗詞則不依靠虛詞，因此有『質實』之弊。張炎的觀點對後世影響很大，首先他認為吳文英詞作具有詞藻質實、表面優雅等明顯特徵，然後對這些特徵進行了否定性的評價。後世評家對吳文英詞的態度大多是對張炎觀點的反響，或贊同或反對。[33]
與方秀潔類似，在對詞人的研究中討論【詞源】與【樂府指迷】詞論思想的，還有林順夫所著【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其原為作者1972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後經擴充修訂成書，所討論的是姜夔詞作及其對後人的影響。總體來看，這是一本用西方文學觀念對中國詞學史進行研究的著作，比如，在分析姜詞『序』的時候，林順夫說：『如果說序在結構上主要是起參照與反觀的作用，那麼詞則是抒情的，表現作者的直覺。』[34]後面又援引新批評某些理論家的『意圖謬誤』與弗萊的『復現節奏』等術語對序和詞的內容進行分析。即便談到『詩言志』這樣的術語，他也是用西方的表述方法：『所謂「詩言志」，強調的是將詩人轉瞬即逝的內心體驗完整地表現出來。由於重視內心體驗，形式結構也呈現出多樣統一的形態。律詩和絕句這兩種形式在內涵上都要求言外之意，表達一個各種特徵相併列同時又『完滿自足』的理想世界。』[35]但他也有時援引中國文學思想對西方術語進行參照，比如他討論姜詞中『功能詞（虛詞）』的時候說，古代漢語中把詞分為虛實二類，這種劃分與『功能詞』和『實義詞』兩大類相對應，並認為在【詞源】中已經討論了虛詞在創作中的重要性：如其也參用了上引之語說明之：『詞與詩不同。……合用虛字呼喚。單字如……；兩字如……；三字如……。此行虛字，卻要用之得其所。』[36]對於張炎的『清空』、『質實』之說，林順夫認為，『清空』指的就是優美、流暢的脈絡，質實則指麗密斷續，令人眼目眩亂的感覺。『在張炎心目中，用實義詞來表達就會導致瑣細與零碎。功能詞一般不涉及意象的內涵，有助於作品產生環環相續、靈活流動的節奏。[37]他認為，虛詞的作用是增強了慢詞節奏的變化性和靈動感。張炎認為【暗香】一詞是白石詞中最具『清空』之美的作品之一，原因就在於該詞對虛字的使用得當，功能詞在詞中具有『領字句』的轉折作用。[38]
除了這部論著之外，林順夫還有一篇論文【姜夔論詩與書法】（「Chiang K」uei’s Treatises on Poetry and Calligraphy」）收錄在【中國藝術理論】（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1983.）一書中。這篇文章中雖然講的是『詩學』，但作為著名詞人，也確乎關係到詞學的某些方面，如詞的創作。林順夫指出，在姜夔的詩歌批評中，有兩個看似並不相容的觀點，即創作過程中的自發、自然狀態與詩人的自我修養和學習之間存在的矛盾。林順夫認為，這種不協調只是表面現象，因為前者是要達到的理想境界，而後者則是達到這一境界而需要的學習過程。[39]創作時的自發性是他詩學的核心思想。
除了上面對兩部詞論著作的討論之外，也有一些漢學家對一些序跋及專門性論文中所包含的詞論思想進行研究，比如艾朗諾在其【『美』的問題：北宋美學思想與探索】一書中認為，詞的地位到了蘇東坡的時代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黃庭堅對蘇軾【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的評論，他用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之語稱讚蘇軾，用對待『詩』的嚴肅標準對待『詞』，蘇詞體現了『男性的聲音』，與原來的女性化傾向相反。但艾朗諾說，其實區分『豪放』和『婉約』之間的區分並非那麼明顯，王世貞早已注意到這一問題。他接着討論了幾篇重要的批評文章，包括張耒的【賀方回樂府序】，李之儀的【跋吳思道小詞】，李清照的【詞論】，黃庭堅的【小山集序】及晏幾道的【小山詞自序】，以說明詞論在北宋所發生的變化。艾朗諾認為，李之儀和李清照的兩篇評論把詞的批評推向了自覺批評的新高度，二位作者都把詞看作逐漸發展的過程。李之儀的重點是討論詞作的困難，認為填詞是富有挑戰性的文學創作，並洞察到詞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情』與『意』之間的關係。而李清照則強調詞的獨特地位，指出其與『詩』並不相同，而且也是值得付出努力的一種創作。同樣，黃庭堅的【小山詞序】也被看作是『詞評中的裏程碑』。[40]黃氏此序與【花間集·序】都強調文本和詞本身所表現出來的感觀氛圍及其所帶來的吸引力，但二者的背景不同。歐陽氏認為【花間集】是上流社會的文集，甚至是宮廷文化，其辭華麗，而黃庭堅所處的背景則不那麼精英主義，因此對小山詞中的通俗詞作也不排斥。[41]晏幾道的【小山詞自序】主要是以自己的詞作內容為對象，作者對它的討論也與詞學思想關涉不大，故略而不論。
(該文屬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海外漢學與中國文論』成果之一，課題編號2007JJD751073)
Abstract:The Sinologists in Northern American have studied Ci, the Chinese literature genre, since 1970s, some of whose studies concerning the theoretical monographs written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should b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because they are of great value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However, most of such studies are contained in or interwound with the general Ci-study, so what we should firstly do is to discriminate the mode of their existence. Then we proceed t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main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northern American Sinologists to the Song Ci-study by analyzing their studies on 「Preface to Huajianji」, Ci Yuan and Yuefu Zhimi and other Song Ci theoretical works.
Key Words: Northern American Sinology, Theoretical Monographs written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Literature Thought of Ci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漢學研究所100083.
[1] 孫康宜：【詞與文類研究】，李奭學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61頁。
[2] 孫康宜：【詞與文類研究】，第162頁。
[3] 孫康宜英文原著所使用的是『generic　development』，譯者譯為『詩體發展』顯然是把『詞』看成是『詩體』的一種。在這段引文中，『詩體』都是對應『genre』 一詞的。由於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詩與詞的分界線非常明顯，所以筆者認為這裏最好還是把genre翻譯成為更為『文學類別』或『文類』為好，這樣不至於混淆『詩』與『詞』的概念。
[4] 孫康宜【詞與文類研究】，『前言』，第1頁。
[5] 同上，第22-23頁。
[6] Lin Shun-fu, 「The Formation of a Distinct Generic Identity for Tz」u’,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edited by Pauline Yu,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pp17-25.
[7] 孫康宜【詞與文類研究】，第13頁。
[8] Anna M. Shields, Crafting a Collection: 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Poetic Practice of the Huajian ji,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6, p161.
[9] ibid, p149
[10] ibid, p154
[11] ibid,p154
[12] ibid,p155
[13] ibid., p154
[14] 孫康宜【詞與文類研究】，第12-13頁。
[15] Pauline Yu, 「Song Lyrics and the Canon」, in Pauline Yu(ed.):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74.
[16] ibid. pp77-78.
[17] Ronald C. Egan, 「The Problem of the Repute of Tz」u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 in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pp 212-213.
[18] Ronald Egan,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254.
[19] ibid, p257.
[20] ibid, p258.
[21] ibid,p258.
[22] 【詞源注·樂府指迷筏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39頁。以下所引與此二種著作內容相關的翻譯，均以本書為準，不再一一注出。
[23]孫康宜【詞與文類研究】，第 167頁
[24]　Grace S. Fong, Wu Wenying and the Art of Southern Song Ci Poetr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44-45.
[25] ibid,p45,
[26] ibid,p46.
[27] ibid, p48.
[28] ibid,p50.
[29] ibid,p50.
[30] ibid ,p51.
[31] ibid,p52
[32] ibid,p55
[33] ibid, pp56-60
[34] 林順夫【中國抒情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張宏生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55頁。
[35]同上，第70頁。
[36]同上，第96頁。
[37]同上，第96頁。
[38]同上，第98頁。
[39] Shun-fu Lin, 「Chiang K」uei’s Treatises on Poetry and Calligraphy」,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Susan Bush and Christian Murck (ed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 p294
[40] Ronald Egan,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p316.
[41] ibid, p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