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山東龍山文化城址略論（簡稿）

考古發現：山東龍山文化城址略論

一

山東龍山城址的發現可以回溯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當時中研院史語所考古組發掘歷城城子崖遺址，發現了黑陶期的城址[1]。由於當時以至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黑陶成為龍山文化的根本特徵，所以城子崖發現龍山城址為人所共識。但由於長期以來史前城址僅此一處，雖然後來不久梁思永先生在安陽後岡也發現了龍山城牆[2]，但由於只找到一段，並不能成為堅強的佐證，因此城子崖龍山城址幾乎就成了孤證，加上發掘報告中城牆地層關係交代不明，因此龍山文化是否真的存在城址遂成學界長期疑問。且，當時剛剛起步的中國考古學基礎單薄，尚不足以支持將城址單獨拿出來作為一個專題討論[3]。自然地很長時期內城子崖的龍山城址並沒有引起大家特別關注，但在一些考古學家心中終究成為一個問題。直到90年代初，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60周年，城子崖龍山城址的探索終於提上日程。也是經過一甲子的積累中國考古學由文化史框架的搭建開始轉入社會史構建的階段，代表新石器時代晚期社會發展最高形態的龍山城址很快被推到學術探索的前沿。再稍前，河南在淮陽平梁台[4]、堰城郝家台[5]、登封王城崗[6]等，山東在壽光邊線王[7]新發現了幾座龍山城址。這些都是啟發對城子崖進行重新發掘的原因。同時八十年代，蘇秉琦先生在區系類型理論的基礎之上，連續提出了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古文化古城古國』理論和『中國古代國家起源三部曲』及『三種類型』的學說。特別是『古文化古城古國』理論，對地方學者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他們考古工作的指導方針和方法論。這方面山東地區是相關理論的積極實踐者，其中城子崖的再發掘尤為典型[8]。
對城子崖的重新發掘究明，當初發現的黑陶期城址實屬岳石文化，但在其下還疊壓着一座龍山時期的城址。遺址實際上存在依次相疊的龍山文化、岳石文化、春秋時期的三座城址。城子崖龍山城址的發現不僅打消了長期以來人們心頭的疑問，且由此而來的工作經驗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對龍山城的夯築技術的認識，為在山東地區開展龍山城址的發現與研究，尋着了一條可行之路，在隨後的田野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9]。
海岱地區發現的第3座龍山城址是丁公遺址[10]，有了邊線王和城子崖的鋪墊，丁公的發現則被賦予了新的學術意義[11]，使學者們對龍山城址的認識有了一種豁然的感悟。大家發現龍山城址是有規律可循的，龍山時代城址已經是一種普遍現象，伴隨初級階段國家到處出現[12]。可以相信這在當時並不是一個人的體會。隨後桐林遺址龍山城址的發現[13]，更加印證了上述認識。
山東龍山城址田野考古工作的高潮是90年代，1994年繼丁公、桐林之後，景陽崗也發現了龍山城址[14]。以此為基點，張學海先生帶領考古隊先後在陽穀、東阿和茌平發現了兩組八座龍山城址，分別以景陽崗和教場鋪為中心[15]。據此他提出『城組』的概念，並主要根據城的大小劃分級別，結合未發現城的一般遺址，將當地聚落概括為『都、邑、聚』三級結構，然後結合古史傳說材料引申出對本地區龍山時代晚期歷史的考察[16]。不過針對其中兩組龍山城址的認定上，大家還存在不少分歧。根據發表的資料來看，景陽崗的龍山城址應該確定無疑，一是它規模宏大，二是在遺址外圍築有專門的城垣。而另外幾座龍山城在作為聚落本體的沙基囟淹饢Р⒚揮蟹⑾殖竊跡象，所謂城牆僅是古人對沙基邊緣進行簡單整理加固的遺蹟，是為適應易澇環境而做的一般工程[17]。
其後陸續又有費縣防城[18]、五蓮丹土[19]、日照兩城鎮[20]與堯王城[21]、連雲港藤花落[22]、滕州莊裏西[23]龍山城址的發現。
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學者也從聚落考古的角度對龍山城址進行了考察。但這些工作主要是依據以前文物普查資料做些分析，然後歸納出一些規律，雖然其中多與蘇先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國理論相合，但由於缺少進一步的田野工作，許多研究只是停留在推論上，難有更深入的進展，只能進行諸如社會分層和聚落分級式的簡單比較，得到一些可以相互套用的結論和模式，對各地古代社會複雜化過程中的具體細節無法做出相應描述，更遑論對各地區的特殊性能夠充分理解把握。因此，現實呼喚開展新型的田野工作，以獲得更加詳細和充分反映本地特點和傳統的材料，在此基礎上進行各地區間的比較，為龍山城址的進一步研究找尋新的途徑。恰在此時以區域調查為基礎的聚落考古應運而起，龍山城址的考古工作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山東地區是較早開展區域系統調查工作的地區，典型代表就是山東大學和美方合作展開的魯東南沿海古代聚落與社會的考古項目。進入21世紀，北京大學與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進行的桐林遺址的聚落考古則是另一個代表。中美兩城地區考古項目進行了十多年，調查面積逾1400平方公裏，發現漢及以前遺址處，其中大汶口、龍山、岳石遺址近500處，特別是龍山遺址463處，基本摸清了地區之內龍山時期聚落的佈局概況。這些資料十分翔實地反映了魯東南沿海地區從史前到漢代的聚落變遷，使得我們能夠對這個過程進行具體的分析，研究其後反映的古代社會的演進。桐林的工作則得益於地處舊齊腹地，歷來考古資料積累相對豐富，藉助這些我們的眼光可以突破區域的限制，放大到整個魯北地區，做地區之間的比較分析，討論各地在大區域內的環節位置和作用。

二

海岱地區目前經過可靠田野工作發現龍山文化城址的有以下幾處：章丘城子崖[24]、鄒平丁公[25]、臨淄桐林[26]、壽光邊線王[27]、陽穀景陽崗[28]、五蓮丹土、日照兩城鎮[29]、費縣方城、連雲港藤花落、滕州莊裏西、日照堯王城。在茌平縣教場鋪據說也發現了龍山城址[30]，不過就發掘現場來看，其城牆結構與以前在該地區發現的所謂兩組8座龍山城址一樣[31]，應該屬於沙基囟岩胖[32]外緣用沙土加固居住台基的簡單工程，與景陽崗遺址的龍山城牆脫離台基並用黃土夯築的結構並不一致。所以教場鋪遺址的龍山城址仍需要進一步的工作來驗證。有報道滕州薛故城遺址發現龍山城址[33]，不過筆者曾參加當時發掘工作，2002年經過再次發掘證實所謂龍山城址應當為西周時期[34]，第一次發掘夯土中由於沒有發現晚於龍山文化的陶片，所以誤作龍山城址。
山東龍山城址具有一些基本特點：城址形狀多數不甚規整，垣與壕一般緊貼在一起，形成一體結構，城垣一般並不高大，主要靠深壕來加強防禦效果。大多數城址存在兩層或三層城圈，基本應為時代先後關係。反映了城址持續擴大的事實。築城技術以堆築為主，在邊區存在分塊版築技術。顯示了與死去外部社會的交流。絕大多數城址單個存在，與周圍聚落構成區域社會。表現出較為強烈的獨立性，同時城址之間存在區域之間的聯繫，成線性排列。這透出交通在地區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說明當時社會應該處於一個交流空前活躍的時代。

三

目前來看，這些龍山城址由於底質上相同的社會背景而表現出一般共同性之外，緣於各自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差異也形成了不同的區域特徵。上述龍山城址主要分佈區域有兩個：魯北山前地帶的城子崖、丁公、桐林、邊線王和魯東南蘇北沿海的丹土、兩城鎮、堯王城、藤花落。景陽崗位於魯西平原，可與魯北山前地帶的四座龍山城址串連成一線。最近在其西鄰的河南濮陽戚城也發現了一座龍山城址，或是這條線路向西的進一步延伸。防城與莊裏西目前仍單獨存在，前者在沂蒙山區腹地、沂河西岸沖積平原上，處於連接魯西和魯東南地區的泗p走廊上[35]；後者位於魯南，泗水中游東岸，順着泗水是由汶泗流域進入淮河流域最直接的通道。由此看來這些城址大多是成群落出現的，似乎有一定的地域組合，尤以魯北地區和魯東南-蘇北沿海地區為顯著。並且，城址的地理位置尤為重要，關係到交通、環境、資源等區位要素，
魯北地區特指魯中山地以北廣大區域，由於這一帶的南部山前略成東西條帶狀，因此稱之為魯北山前地帶。這一帶古來即為魯北地區社會的重心，今天仍是山東省的經濟走廊，分佈溝通東西和連接南北的交通幹線。這些通道歷史悠久，將魯北山前地帶與整個山東地區緊密地連繫起來，進而溝通省外，有力地加強了本地區與周圍地區的交流，是魯北山前地帶得以成為山東地區經濟走廊的關鍵因素。我們還看到，這幾條通道中最關鍵的是濟青一線，龍山文化時期沿線分佈着城子崖―丁公―桐林―邊線王四處城址。這四處龍山城址由西而東一線排開，正好處於今天泰沂山地北側山前的經濟走廊上。統括魯北地區龍山文化聚落分佈態勢，有理由相信這條經濟走廊在龍山文化時期即已出現，將城子崖等四座城址串連起來的正是這條經濟走廊上的通道，這條通道沿着魯中山地北緣將整個山前地帶串連起來，同時還要牽扯到其兩側廣闊得多的地區，在相當程度上把整個魯北中部整合在一起[36]。
再將眼光放長，那麼景陽崗也可以算是這條經濟走廊上向西延伸的一個環節，最近景陽崗西鄰的濮陽戚城新發現的龍山城址也不能說與之沒有聯繫，甚至再向西，沿着這條線還可以將豫北的幾處龍山城址也統括進來以討論大區域之間的交流與互動[37]。
魯東南-蘇北沿海地帶包括五蓮山以東的沿海狹長地區。這一帶背山面海，山區和海洋資源的開發比較方便。由於處於迎風坡上，降水豐富，形成近網狀水系，因此土地資源可利用率較高。雖然山隔水阻，但順着沿海一線的南北交通還是比較通暢，現在的204國道和瀋海高速公路就由此通過，並且都經過兩城鎮和堯王城遺址附近。這種形勢在龍山時期也有明確反映[38]，將兩城鎮和堯王城貫穿起來的那條地區中軸[39]實際上是和上述道路基本重合的。這條道路向南應該也經過藤花落遺址，因此龍山時期的魯東南-蘇北沿海是被這條通道聯繫為一個整體的，自然地沿着這條通道的聚落佈局也就成為整個沿海地帶的社會中軸。
上述分析表明，山東龍山文化城址作為群落、組合出現是以貫穿於其間的通道串聯的，故基本都呈線性排列。更主要的是通過這類通道所顯示的城址之間和地區之間的聯繫，我們傾向於認為是建立在經濟關係基礎之上的。因此這些城址的組合可以稱之為城市群，貫穿於其間的通道將之連接成一體，形成經濟走廊，如果能夠以之為軸整合周圍區域，可進一步造成地域性經濟體。如果從這個角度觀察山東龍山城址，則更利於了解龍山文化的社會發展水平。

四

山東龍山城址照射出來的社會形態是複雜的，無論其作為城市本身，還是所在區域都是如此。

（一）這些城址目前大都有圍繞自身的聚落群，均屬於聚落群內的中心。

因此就單個城址看來，都有各自的聚落群，因而佔據了一定地域範圍，形成區域實體，除了丹土和兩城鎮應有從屬關係之外，余者悉自為單元，各不統屬。而城址群的存在又說明當時存在超出單個城址範圍的超區域性社會系統。目前來看，這種泛區域間的聯繫還只在經濟層面上，而我們想同一個地區甚至不同地區的區域社會之間還應該有更加廣泛的聯繫，這需要今後更加深入的工作來尋找。
這類相對獨立的以城址為核心的區域社會單元或可稱為最初的城邦國家。中國傳統文獻早期對國家的解釋最重視地域層次上的劃分，當時對國野、城邦地理格局上的二元分別以及畿服制度下的多重同構的政治模式[40]或許可以為我們從聚落形態上理解最初的國家提供參考。這一點以兩城鎮為中心的區域從聚落形態上做了最好的詮釋。
兩城鎮聚落群佔據了魯東南沿海兩個盆地中北面的一個，不僅地理上自成單元，社會層面上也自成單元。從聚落佈局上它的領域可分成兩個層次：兩城鎮及直屬區域和此區域之外由其他次級中心（二級聚落）所屬小型聚落群佔據的區域。前者或可稱之為兩城鎮的『畿內』[41]，由其直接統轄，後者當然也要附屬於兩城鎮，或可稱之為『邦土』。如是，則形成城鄉二元結構的聚落和社會體系，依照古代文獻的解釋我們當然可以說這麼一個聚落叢體就大略具有了初期國家的結構了，可以稱之為『國』。同時由於城址在這種結構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所以這樣一個政體也可以稱作一個城邦。山東境內這樣的聚落社會結構體還有很多，除了兩城鎮以外，堯王城、桐林、城子崖、景陽崗、邊線王等都是如此，境外如河南、湖北等地的龍山城址大多亦然，所以龍山社會某種程度上可以算作初期城邦社會。
由聚落群來看，魯東南沿海地區還表現出另外特點，在區域之內作為中心兩城鎮和堯王城都擁有最大的規模，外圍還有一些規模小一些的次級中心，每個次級中心也擁有小規模的聚落群，這樣整個區域之內就形成了所謂中心-次級中心-一般聚落的等級結構，或謂之『都邑聚』的區域社會結構。但我們同時應該也看到所謂中心，從地理分佈上並不是直接對應着次級中心，其附近還分佈着不少一般聚落，這說明中心是直接擁有一定地盤的，因此所謂次級中心-聚落群實際上也可以看作中心-聚落群的複寫，相當程度上它們是同構的，顯示出多層同構的地區社會模式。這樣的社會結構與商周時期的國家體系具有某種程度的契合，也說明後來的國家形態是存在一個發展源頭的，從龍山時期最初的國家，到商周國家，再到秦漢帝國，國家形態是逐漸發展完善起來的，龍山時期的城市國家應該是其中的起點。

（二）龍山城內居民已經成為真正的市民，其社會和職業身份可能有了相當分化

農民從以前居於絕對主導的地位上退下來，各類手工業者和商人、城市管理階層等已經產生，很可能也已佔到居民的相當成分。比如桐林遺址，聚落規模很大，約有200多萬平方米，城址居於中心，四周分佈着大片聚落，由於距離可耕地較遠，所以城內居民從事農業的可能性已經很小。由遺址上普遍發現的石器工業遺留分析，相當部分城內居民包括一些城外聚落內的居民都長期從事石器工業的生產，身份已經轉化為家庭手工業者。另外，從西朱封[42]、兩城鎮[43]、丹土[44]等遺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說起，當時的玉器生產應該已經脫離了家庭工業的模式，成為專門化的受到專門控制的工場工業模式，其中的制玉匠人當然比家庭工業的從業者具有更加獨立的專業性。據研究[45]，城內陶器工業中的專業化和社會化趨向亦已十分強烈，表明社會上存在專業的制陶工人。
以上分析表明龍山城址內的經濟活動已經發展到很高層次，有理由設想農業和手工業之外，商貿亦當成為重要一項，這緣於：城址一般具有較為優越的交通條件、控制着豐富的各類資源，同時作為地區中心具備了技術和人力資源優勢以及由人口集中帶來的市場條件等。據此可推論當時應該有部分從事物資流通的居民從社會上脫離出來，成為商人階層。
再有，城市的管理、運作也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當然要有複雜的社會網絡來調適。城牆等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設及日常維護，城市社會的調度管理等，都需要相應的管理機制，服務於社會的公職人員應運而生。其中一部分上升為社會管理階層，成為掌握大量公共資源和公權力的貴族，可以佔有享用遠超己需的財產和服務，久之形成制度，後來商周時期所謂不下庶人的禮概濫觴於此。

（三）山東龍山城址代表的社會還表現出許多共性

在城市內部整個社會呈現出一副世俗化的生活畫卷，表明宗教已經從仰韶時代居於社會頂端的位置上下來，政治成為社會運作的槓桿[46]。與前期社會相比，龍山社會的世俗性是其重要特徵。這個特徵的發生發展都是與大汶口文化以來社會細胞的持續分裂有關，到了龍山時期個體家庭成為社會基本單元的常態，超越家庭之上的公共墓地甚至家族墓地基本消失，以前那種強調族群血緣關係的敬祖祀神的宗教氣氛已大為減弱。龍山時期人們的精力已經轉移到日常和社會事務中來，因而代表人們日常生活的對居址的活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度，表明這時世俗事務已經佔據了社會生活的主要內容。
龍山城址的發生都是建立在各地區人口激增和集中的基礎上的，這從各城址所屬區域聚落的密集程度可見，而城址本身就是人口集中互為表裏的。
包括龍山城址在內整個社會的成長得益於持續的比較穩定的社會環境。山東龍山社會比較中原地區表現出相對和平的社會環境，考古發掘中表現暴力和戰爭結果的跡象較少發現。只有在這樣穩定的社會環境裏，社會財富才能持續積累，城址的修築也正是社會積累的產物，因而山東龍山城主要是基於經濟條件下的聚落現象，起碼一開始並不主要是政治軍事對抗的據點。
在城市內部，大部分市民之間象徵着社會地位身份的貧富分化並不明顯。山東龍山城內缺乏陶寺[47]遺址那種擁有大規模公共墓地、墓地分化已經很充分的現象，雖然已有線索都指向這種分化肯定存在。與之不同的是，山東龍山文化中擁有一定財產、生活比較穩定的成員占社會上的大多數，貴族階層的規模肯定不大，那種居於社會最底層、幾乎赤貧化的人口也很少。如果純從貧富分化上看，山東龍山文化展現的社會結構不是通常所謂『金字塔』式，而是大多數居民屬於擁有一定財產的所謂中間階層，社會最頂端的高級管理階層和最底端的貧民都只佔少數。這種結構呈現的是中間突出兩端尖銳的『陀螺型』。這暗示階級雖然已經產生，但階級之間的矛盾衝突還比較緩和，對抗當然並不會特別強烈，肯定達不到需要戰爭來解決的臨界點，所以階級戰爭並不能成為解釋龍山城址生發的原因。

原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19期
孫波，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海岱地區先秦考古。濟南市市中區上新街51號，2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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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斯年、李濟等：【城子崖】，1934年。

[2]尹達：【新石器時代】，三聯書店，1979年。

[3]趙輝、魏俊：【中國新石器時代城址的發現與研究】，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文物出版社，2002年。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陽平糧台龍山文化城址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3期。

[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堰城郝家台遺址的發掘】，【華夏考古】1992年3期。

[6]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崗與陽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7]杜在忠：【邊線王龍山文化城堡的發現及意義】，【中國文物報】1988年7月15日。

[8]張學海：【城子崖與中國文明】，【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齊魯書社，1993年。

[9]比如陽穀景陽崗和費縣方城龍山城址都是地方考古工作者據此發現的。當然如果太迷信這套經驗，也會導致工作中的偏差。這在實際工作中不是沒有教訓。

[10]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鄒平丁公發現龍山文化城址】，【中國文物報】1992年1月12日。

[11]欒豐實：【丁公龍山城址和龍山文字的發現及其意義】，【文史哲】1994年第3期。欒豐實：【啟動龍山文化城址考古新認識――鄒平丁公龍山文化城址】，李文儒主編：【中國十年百大考古新發現】，文物出版社，2002年。

[12]同上。

[13]魏成敏：【臨淄田旺龍山文化城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93】，文物出版社。

[14]陳昆麟、孫淮生：【陽穀景陽崗龍山文化城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95】，文物出版社。

[15]張學海：【魯西兩組龍山文化城址的發現】，【中國文物報】1995年6月4日。

[16]張學海：【魯西兩組龍山文化城址的發現及對幾個古史問題的思考】，【華夏考古】1995年第4期。

[17]孫波：【魯西地區的沙基囟岩胖貳罰【考古】2003年第6期。

[18]防城考古工作隊：【山東費縣防故城遺址的試掘】，【考古】2005年10期。

[19]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蓮丹土發現大汶口文化城址】，【中國文物報】，2000年1月17日。劉延長、王學良：【五蓮丹土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城址和東周時期墓葬】，【中國考古學年鑑・2001】，文物出版社。

[20]欒豐實：【日照市兩城鎮龍山文化至漢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2002】，文物出版社。於海廣：【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龍山文化圍城遺蹟的發現和發掘】，山東大學東方考古中心：【東方考古】第5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12月。

[21]欒豐實：【論大汶口文化的刻畫圖像文字】之注釋105，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桃李成蹊集――慶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壽辰】。

[22]孫亮、陳剛等：【江蘇連雲港藤花落遺址考古發掘紀要】，【東南文化】2001年第1期。

[23]燕生東、劉延常：【滕州市莊裏西新石器時代至漢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2003】，文物出版社。

[24]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城子崖遺址有重大發現――龍山嶽石周代城址重見天日】，【中國文物報】1990年7月26日。佟佩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裏程碑-----城子崖龍山與岳石文化城址】，【中國十年百大考古新發現】（1990---1999），文物出版社，2001年。

[25]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等：【山東鄒平丁公遺址第四、五次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4期。

[26]孫波：【桐林田旺遺址調查與試掘】，【中國考古學年鑑・2001】，文物出版社。趙輝：【臨淄桐林龍山文化及岳石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2006】，文物出版社。

[27]同注釋7。

[28]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陽穀景陽崗龍山文化城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97年第5期。

[29]a中美兩城地區聯合考古隊：【山東日照市兩城鎮遺址1998~2001年發掘簡報】，【考古】2004年第9期。b於海廣：【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龍山文化圍城遺蹟的發現和發掘】，山東大學東方考古中心：【東方考古】第5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12月。

[3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山東茌平教場鋪遺址龍山文化城牆的發現與發掘】，【考古】2005年第1期。賈笑冰：【聊城市茌平教場鋪龍山文化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2001】，文物出版社。

[31]同注釋11。

[32]同注釋14。

[33]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故城勘探試掘獲重大成果】，【中國文物報】1994年6月26日第一版。

[34]崔聖寬：【薛故城】，【中國考古學年鑑・2003】，文物出版社。

[35]李鋒：【西周的滅亡】348頁，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6]孫波、高明奎：【桐林遺址龍山文化時期聚落與社會之觀察】，待刊。

[37]王樹明先生根據文獻也提到魯北地區龍山城之於豫北地區龍山城址的關係。見【魯北地區發現龍山文化古城語古史傳說中的夷夏交爭】，【華夏考古】2007年第2期。

[38]方輝、文德安等【魯東南沿海地區聚落形態變遷與社會複雜化進程研究】，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4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5月。

[39]孫波：【桐林與兩城：兩種模式的比較――魯北中部-魯東南沿海龍山時期的聚落與社會】，山東大學東方考古中心【東方考古】待刊。

[40]顧頡剛：【畿服】，【史林雜識初編】，1963年2月第一版，2005年1月第3次印刷。

[41]如果兩城鎮城址本身在聚落層次上可以稱作國，那麼城外畿內的區域則可稱之為野。

[4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7期。

[43]劉敦願：【記兩城鎮遺址發現的兩件石器】，【考古】1972年第4期。劉敦願：【有關日照兩城鎮玉坑玉器的資料】，【考古】1988年第2期。

[44]楊波：【五蓮縣丹土遺址出土玉器】，【故宮文物月刊】14卷2期，1996年。燕生東、高明奎、蘇賢貞【丹土與兩城鎮玉器研究】，【東方考古】第3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

[45]高明奎：【桐林遺址龍山文化制陶業及相關問題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學同等學歷申請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9月。

[46]同注釋42。

[4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