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在哲學上終結西方話語霸權

中國模式具有實踐理性的哲學觀，表現為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搞本本主義，在不斷試驗的基礎上，大膽而又慎重地推動體制改革和創新。這種哲學觀和中國人的入世文化有關。中國文化中對人生、對現實、對社會的關注總是第一位的。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神學傳統，中國人實踐理性的背後是中國文化的世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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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理性可以追述到先秦時期的『名實論』。『名實論』的一個原則就是『名有待於實』，或曰『名副其實』，其中『名』指的不只是名稱，而是指一切關於事物的價值判斷都有賴於『做』。學者趙汀陽曾這樣概括中國哲學傳統的特點：哲學一般關心的問題是『to be』, 即關心『存在』、『是什麼』的『存在論』和『ought to be』， 即關心『應然』、『應該是什麼』的『規範論』，而中國人有重視實踐的文化傳統，它更關心的是『存在即做事』（to be is to do）或者叫『做什麼因而是什麼』（to do thus to be）， 也就是以『做』、『干』、『實踐』、『試驗』為基礎的『實踐論』。

中國人不滿足於西方那種『存在論』和『規範論』的推演，而是把『實踐論』放在首位。中國改革者也不滿足於西方話語中對『市場經濟是什麼』、『市場經濟應該怎樣』、『現代性是什麼』、『民主是什麼』等論述，而是力求通過自己的『做』和『實踐』來『格物』，來對現有的各種觀念作出自己的獨立的評判。也就是說，中國模式的成功不是靠『價值真理』本身的推演，而是把『實踐真理』置於『價值真理』之上。中國改革者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通過自己的成功實踐，顛覆了西方的一些所謂的『價值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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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由於這種哲學觀上的巨大差異，西方主導的改革總是從『修憲』開始，然後是修改法律、修改有關規定、最後才落實到行動。中國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國總是從『試驗』開始，改革措施先在小範圍內試點，成功了再推廣，然後再制定相關的規定、法律直至修憲。我們使用的更多是『歸納法』，而非『演繹法』，即從試驗和實踐中總結經驗產生理論。我們承認理論對於實踐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不認為現實必須遵照理論，而是認為現實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我們要做的是通過實踐來逐步發現這些規律。我們也不接受現實必須適應理論這種政治浪漫主義的觀點。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我們汲取了過去政治浪漫主義的深刻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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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理性在今天這個世界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提醒世人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相信教條，而是要理性地、客觀地、準確地看待並探索一切問題。比方說，西方這麼多年在世界各地推動了所謂『民主化』，表面上看『民主化』怎麼會有問題？但仔細看一看事實，人們就不得不質疑：為什麼南斯拉夫一推行西方的『民主化』就崩潰了？為什麼蘇聯這樣做就解體了？為什麼戈爾巴喬夫在西方那麼受寵，但卻被本國大多數民眾所鄙視？ 為什麼台灣現代化起飛了之後轉學西方模式，結果經濟滑坡了，貪腐更嚴重了，社會也分裂了？為什麼韓國『民主化』之後的情況也和台灣類似，還不幸地先後成為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為什麼東歐『民主化』已20年了，但其民主品質，按照歐洲權威機構的評估，普遍還不如陳水扁主政的台灣，其經濟命脈也大都落入外國手中。為什麼整個第三世界都找不到一個通過西方民主化而變成現代化強國的例子？

總之，相信實踐理性的人，頭腦比較清醒，他們知道西方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自己制度的長處和短處，也知道一旦有人把西方民主模式和西方市場模式推到了極端，就會變成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其結果只會是失敗，甚至災難。中國模式的這種哲學觀使中國避免了一個又一個政治和經濟陷阱，特別是避免了震盪療法、全盤私有化、金融危機、『西方式民主化』導致的國家解體等重大陷阱，實現了中國今天的崛起。實踐理性也可能是我們終結西方話語的哲學起點。
(作者張維為系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