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歌的民生情懷(圖)

    杜甫一生寫下了大量愛民憂民的詩篇，通過描寫災難深重的農民，刻畫現實生活中的農民形象，再現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寄寓了作者深厚的情感。可以說，杜甫的人道主義精神是他成為『詩聖』的一個重要因素，而民本情結則是他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底蘊。作為社會的良知，杜甫最關心的是人，是一切人的生命、安全與幸福。

    杜甫寫出了大量的反映下層人民生活的詩歌，在他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杜甫與民交往時從來沒有士人的高態，也絕不摻雜輕視厭棄之情，有的只是關愛和尊重。杜甫對下層人民傾注了大量情感，飽含了深刻的愛憐，他曾在詩歌中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鄰人未曾嗔』。(【暇日小園散病】)

    杜甫對自然界和人文社會中那些被踐踏的『弱者』表現出深厚的同情，寄託了無限的哀傷和悲憫。從【石壕吏】中的老嫗一家讓人心酸哀痛，到【新婚別】中的新婚夫婦的生死離別讓人同情，再到【垂老別】中花甲老人告別老妻，毅然而上戰場的悲壯。杜甫將這些勞動人民刻畫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引起了讀者的共鳴與悲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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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始終將國與民、國與家統一起來，憂國憂民，愛家愛國，深切地同情人民，關懷勞苦大眾，無比地熱愛祖國，特別是在『安史之亂』發生前後，他的喜怒哀樂完全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融合，凸現了一份赤誠的愛國之情。在【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中他這樣寫道：『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在杜甫眼中，山河已破碎，清濁不分；京都朦朧，政治昏暗，他為國為民着想，深憂遠慮。安史之亂爆發後，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詩人面對三春美景發出了『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悲音。唐軍跟安史叛軍在陳陶作戰，唐軍幾乎全軍覆沒，面對此，詩人在【悲陳陶】一詩中以『四萬義軍同日死』和『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刻畫了戰爭的慘烈，以『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寫出了人民的痛苦。

    杜甫從不避諱權貴，他寫了很多斥責統治者驕奢淫逸、同情百姓疾苦的詩篇，他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對統治者的種種罪惡行徑作了無情揭露和鞭撻。在【兵車行】詩中，詩人描述了百姓哭送子弟戍邊的場景，『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把送別者的那種眷戀、悲痛與絕望刻畫得細緻入微，杜甫把老百姓的苦難歸結為統治者沒完沒了的拓邊政策，因此，他在詩裏直接地控訴了統治者的拓邊政策以及各級官吏的藉機征斂。在【麗人行】中，杜甫用『黃門飛革空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寫出了楊氏姐妹顯赫的地位和繁華的宴飲，揭露了玄宗寵妃楊玉環的親族窮奢極欲的生活。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一詩中，他更把最高統治集團醉生夢死的情狀與民間饑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銳的對照，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對統治者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對平民百姓充滿了同情，他用詩歌概括了社會的黑暗和不合理，反映出了貧富懸殊對立的社會現實。杜甫將統治者和勞動人民作對比，一方面寫統治者荒淫無恥、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則是勞動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在【歲宴行】一詩中，他這樣寫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以悲憫的情懷反映統治者橫徵暴斂下黎民百姓悲慘的生活。在這些詩歌中，詩人的筆觸是沉重而尖銳的，表達了其真情實感和一種為民着想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