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鄭國七穆世卿政治的內部秩序及其特點（2）

  來源: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魯哀公五年(前490年)有『子思』。杜預註：『子思，子產之子國參也。』哀公二年鐵之戰時已見駟弘。哀公七年(前488年)，『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日：「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不救。」』『冬，駟弘帥師救曹侵宋。』哀公二十七(前468年)年，晉知伯伐鄭，『駟弘請救於齊……雨，不涉。子思日：「大國在敞邑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從這些記載看，『駟弘』、『桓子思』及『子思』兩次聯言，而人物的言行思想是以一貫之的，像是一人所為。尤其魯哀公二十七年駟弘請救於齊時的『子思』似不可能為國參。因為國參之父子產於魯襄公時能談論國政，襄公十年(前563年)平定西宮之難，故此時子產即使未成年也應該有十七八歲。至襄公十九年為卿時，子產當有二十七八歲。即使以該年國參才出生計，到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國參首見之時，也已經45歲。而且，國參首見距離子思請救於齊已有四十三年，故哀公二十七年時的國參已88歲。這一長壽年齡在當時似乎不大可能，同時以88歲高齡千裏迢迢去請救於齊就更不可能了。所以，以此推斷，『子思』並不是國參的字，而應該是駟弘的字，『桓子思』乃是駟弘的諡字並稱。因此，國氏在春秋末年勢力亦湮滅無聞了，政壇上只剩下罕、駟兩大家族。


    隨着國氏勢力的衰落，六卿的傳遞順序被徹底拋棄，七穆的聯合統治走向破裂。【韓非子。說疑】：『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成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趙、魏三子分晉。』太宰欣疑為駟氏之後。從列國之卿大夫一家或幾家獨專的政治狀態來看，春秋將入戰國矣，鄭國七穆這一世卿集團政治也以一家獨專而宣告結束。


二、七穆壟斷權力的特點


    七穆集團發展了鄭國的世卿制，這種政治體制既具有當時世卿制的普遍特點，即集團壟斷性世襲，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1.集團性


    從子良開始，七穆參政人數不斷增加，權力範圍也逐漸擴大，至子產執政時，七穆的權力達到了頂峯。就七穆各氏都要事外交、總師旅而言，不任執政卿的諸卿也擁有相當大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權力，七穆人員參與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權並不完全集中於執政卿一人手中。實際上，國之大政諸如外交、軍、政等方面的權力由七穆各氏共享，應該說各氏的政治權力是平等的。


    鄭國的執政卿只在七穆兄弟中產生是從子良開始的。魯襄公二年，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七穆佔據了最重要的三個卿位。鄭國的『六卿』首次出現於魯襄公九年，鄭人與晉國約為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W、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這次六卿的人員全部出於七穆，由駟、國、孔、良、游、罕六個氏族的代表組成，七穆中豐、印二氏尚未居卿位。至此，鄭國卿權已完全控制在七穆手中。從控制三卿到攫取六卿，七穆在集團性壟斷卿權的前提下發展了鄭國的世卿制。


    七穆成員先後任執政卿者有：子良、子罕、子駟、子孔、子展、伯有、子產、子大叔、駟顓(子然)、罕達(子{)、駟弘等共11位。而終春秋之世，鄭執政卿總共才17位。至鄭成公卒，七穆共經歷了8君150年，約強於春秋歷史長度的1/2。這足以證明七穆對執政卿權力的把持是牢固穩定的。


2.壟斷性


    七穆興起之後，其他強族開始衰落。據【左傳】記載，正是在魯襄公中後期七穆勢力開始上升之時，泄氏、堵氏、石氏、侯氏、皇氏等異氏大族先後衰落。段志洪先生在【周代卿大夫研究】中對此有清楚的論證，她說：『七穆興起前有較大影響的世族的衰落，應與七穆的興起有密切的關係，他們當是在七穆強大勢力的威逼下偃旗息鼓或墜命亡氏者。』這些異氏大族均曾擁有過帥師和外交之權，但隨着他們的衰落，這些權力逐漸轉移到七穆手中。從七穆與異氏大族的興衰看，卿大夫世襲傳承長久不衰之局面的出現，乃是其世代壟斷卿權的結果。有卿權，則其家族和實力的生存發展就得以振興、保障；若無之，『棄官，則族無所庇』，則其勢力衰落，家族滅亡。


    七穆興起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魯成公十三年(前578年)後鄭不再有公族立家者。公族立家是指以公子、公孫的身份享有卿大夫的爵位和相應的權力。從廣義上來講，公族指歷代國君的所有後裔，諸如鄭七穆、魯三桓等。但這些公族在當政後竭力阻止其他的公族立家，從而走向新舊貴族的對立面。因而我們認為，他們應屬於世卿範疇，不應該列入公族立家的範疇之內。因此，狹義的公族僅限於當朝國君的直系後裔，包括公子、公孫兩代。鄭穆族興起後，先後剷除了公子歸生、公子班之黨等，從此非穆族的公子公孫不再執掌鄭國權柄，鄭國權力完全掌握在七穆的世卿手中。


3.世襲性


    楊善群先生認為：『世卿制就是卿級高官由父子世代相襲的制度。』但是，通過對鄭六卿的官、爵變化分析，我們卻看到了不同的世襲情況。


(1)七穆集團的卿位並非父子相襲


    鄭『六卿』始見於魯襄公九年，『將盟，鄭六卿，公子W、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人皆從鄭伯。』此時鄭之六卿由駟、國、孔、良、游、罕六個氏族的代表組成，七穆中豐i印二氏尚未居卿位。魯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伐宣子於郊。』其組成是子瘥、子產、子大叔、子游、子旗、子柳，分別屬於罕、國、游、駟、豐、印六個家族。其中豐、印二氏已列居卿位，而良、孔二氏早已失掉了卿位。據此我們可以發現豐、印、良、孔四氏的地位變化，而尤以孑L、良為著。子孔曾任當國，居卿位，然其後裔孔張僅為嗣大夫；子良的孫子伯有曾為執政卿，其子良止亦未見居六卿之位。子產於昭公七年立公孫泄、良止以繼孔氏、良氏，只是把他們留在七穆集團內，對其尚強的勢力進行安撫，防止他們走向對立面而已，並未有使其居卿位的記載。以上豐、印、良、孑L四氏地位的變化，說明七穆內部某些家族的卿位並不一定世襲，前文已述的罕氏世襲上卿之位現象在鄭國只此一例，因此不具有普遍性。  


    鄭各個時期的六卿人選均由七穆人員組成，七穆成員先後任執政卿者有：子良、子罕、子駟、子孔、子展、伯有、子產、子大叔、駟顓(子然)、罕達(子臘)、駟弘(子般)等共十一位，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家族。鄭國不同階段的六卿均由出自七穆的六氏組成，一氏分享一卿，為七穆各氏提供了充分共享政權的機會。這種六卿由不同家族的代表組成的現象，一方面說明各家族的勢力相差不會太大，另一方面說明七穆實行的是聯合統治，其世襲也是集體世襲，而不是單個家族的世襲。這一點也是某些家族內部卿位不一定世襲的最好證明。


(2)七穆人員所任官職並非父子相襲


    據【左傳】記載，魯襄公二年『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十年，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西宮之亂後，子孔當國；十九年，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子產為卿。其中，頻繁出現的『當國』一詞，即是指國君治下的最高執政卿應當負有的管理國事的重大職責，也由此指代執政卿的職位和人選。七穆人員中先後職任當國的有子罕、子駟、子孔、子展、伯有、子產、子太叔等等，他們先後來自不同的家族，其中子罕、子展雖為父子，但其任當國的時機和順序說明他們並非是父子相襲的歷史事實。


    其次，鄭六卿所任官職可以確定者有司馬、司空、司徒等。襄公二年國氏公子發任司馬一職；襄公十四年游氏子f任司馬。這是同官不同氏的承繼現象。至於司空、司徒，曾有『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的記載，但相關記載只此二人，別無他者。以國氏為例，父親子國官任司馬，而兒子子產的相關記錄中除了『少正』、『為卿』、『為政』之外，不見有職任司馬的記載；同時，孔氏家族中，子孔曾官任司徒、當國，但他自己就導致了家族的滅亡，其子公孫泄雖然被子產以官方態度扶立，『使繼孔氏』，但僅此而已，始終被排除在六卿之外。因此國氏家族、孔氏家族的官職和爵位的繼承都談不上『世襲』。


    魯襄公二十六年，『子大叔為令正』，杜預註：『主作辭令之正。』楊伯峻注為『乃是主稿文件之官』。左言東認為令正是執掌『外交辭令』的職官。杜注和楊注的兩種說法並不衝突。因為外交辭令需要慎重考慮，有先打好草稿，再經過審定、潤色，最後落實成為官方文件的過程的，『主作辭令』屬於『主稿文件』的範疇，同時，作為『天下之中』的蕞爾小國，鄭國尤其重視外交，以求得在大國夾縫中生存，因此，不但不衝突，『主作辭令』還幾乎成為『主稿文件』的同義概念。雖然如此，我們認為將『令正』釋為『是執掌外交辭令的職官』，還是更符合歷史要義的，也更切中要害。魯隱公六年有『翼九宗五正』。杜預註：『五正，五官之長。』因此，古亦謂一官之長為正。故『令正』當是主作外交辭令的官長，其為職官無疑。那麼，在游氏家族中，子大叔官任令正，而其父子f官任司馬，這就出現了父子同氏不同官的現象。以上兩種情況證明七穆內部就某一氏而言不必是世官的。


    再次，七穆人員關於官位是否父子相襲的情況，本身就持否定態度。據魯襄公二十九年，鄭國當時的執政卿伯有，派駟氏公孫黑(子皙)出使楚國，公孫黑推辭不去，伯有重申派任的理由，日：『世行也。』你家世世代代都是外交使者，這是你的職責所在！而子皙理直氣壯地推脫：『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可往則往，有危難則止，無所謂代代為使者。他作為駟氏家族的一個庶子，公然否認父子世襲『行人』的事實，竟然大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他的行為不但沒有受到懲罰，相反還受到當時在場人員的同情，至少也是默認，相反，『鄭大夫盟於伯有氏』，指責伯有禍亂鄭國，預言天將『奪伯有魄』。可見，這個父子相襲的『世行也』，除了是伯有為了報復宿怨而有的冠冕堂皇的說辭外，在七穆成員面前它似乎根本不是什麼必然執行和遵守的大政原則。七穆人員這種對父子世襲的不堅持、不認同，甚至指責，本身就是對父子世襲官職的一種否定。


    另外，如前所述，鄭各個時期先後任執政卿的人選有：子良、子罕、子駟、子孔、子展、伯有、子產、子大叔、駟顓(子然)、罕達(子{)、駟弘(子般)等共11位，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家族，這本身就否定了鄭國不同階段的執政卿人選出自父子相襲，歷史事實是他們按照長幼有序的原則，各家輪流派出代表出任執政卿的職位，而非父子世襲。


    綜上所述，七穆作為鄭國利益最強大的世卿集團，他們共同維護的是宗族利益而非一氏一家的私家利益。七穆從得到三卿到壟斷六卿，打擊並壓制了七穆以外的世族對卿權的覬覦。可以說，六卿均由七穆人員擔任，他們從總體上做到了世襲。但具體到七穆內部某一家族而言，其爵位、官職不必世襲。這就部分地否定了『父子相襲』的情況。而且七穆整體世襲卿位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世卿沒落，而並非楊善群所言七穆『時斷時續世襲卿位，執掌國政』。因此，我們所認識的春秋時代的世卿制，尤其是鄭國的世卿制度，並不是僅指一家一氏的子孫承繼卿大夫的爵位、職官，更重要的是指卿大夫的人選世代產生於一個固定的氏族集團。這種世卿制世襲的特點是集團性繼承。


    鄭國七穆是春秋時代列國世卿政治的典型代表之一，它的興起反映了春秋時代中原世卿大族在歷史舞台上的一般規律。七穆在國內聯合壟斷國家政權，並世代承襲之。七穆是按照卿權的傳遞次序來組織和分配政治權力的。他們以長幼順序為原則確定卿位，並以此為基礎形成執政卿位傳遞的秩序。七穆各家族即圍繞這一秩序展開了鬥爭與聯合。各氏的實力消長使這種秩序在運行中發生變遷，人們對這種秩序的遵守與僭越本身即意味着各氏之間的聯合與鬥爭。



作者：房占紅  原題為： 論鄭國七穆世卿政治的內部秩序及其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