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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授田制度是戰國通例，而以商鞅變法以後的秦國最為典型。統一之後，秦始皇整齊制度，把六國的授田制度統一於秦制之下，雲夢秦簡【田律】的『入頃芻稿，以其授田之數，無墾不墾，頃入芻三石，稿二石』云云，就是秦統一以後的通制（註：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8頁。）。這『授田之數』就是指授予農民的土地數。農民從官府領取土地之後，無論種與不種、收成如何，都要按照每頃芻三石、稿二石的標準繳納芻、稿。從法權的角度看，這是土地國有制。董仲舒：『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註：【漢書】卷二四【食貨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37頁。），系過秦之詞，而非自商鞅以來就實行土地私有制。這已是學界的共識，無須贅言。（註：參見吳榮曾【戰國授田制研究】，【思想戰線】1989年第3期；杜紹順【關於秦代土地所有制的幾個問題】，【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84年第3期；李瑞蘭【戰國時代國家授田制的由來、特徵及作用】，【天津師大學報】1985年第3期；林甘泉、童超【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84～94、102～118頁；田昌五、臧知非【周秦社會結構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160頁。）但是，有秦一代是否都嚴格實行授田制度？董仲舒所云是否秦代的史影？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秦始皇三十一年曾『使黔首自實田』（註：【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39頁。），對此，學術界有兩種解釋：一是使農民『自行申報所佔土地的數量』，國家承認其所申報的土地為合法佔有，釋『實』為『據實申報』，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註：具有代表性的論著如林劍鳴【秦漢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頁；林甘泉、童超【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頁。）；二是允許農民自由開墾、佔有土地，釋『實』為充實的意思（註：臧知非：【周秦社會結構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頁。）。若真如此，無論按哪一種解釋，均說明從此以後國家放棄了對土地的嚴格控制，農民可以自由墾田了；農民墾荒也好、納稅也好，不必『以受田之數』按頃交納，而是按實耕地進行了，授田制度退出了歷史的舞台。但是，『使黔首自實田』系【集解】引徐廣語，只是孤證，顯然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秦亡漢興，劉邦稱帝伊始曾下一道著名的『復故爵田宅』詔，其文云：
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辯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註：【漢書】卷一【高帝紀】，第54頁。）
這段話共有三項內容：一是令逃亡山林的流民回歸原籍，登記入籍，恢復其原來的也就是在秦朝的爵位田宅；二是把那些因飢餓淪為奴隸的人免為庶人；三是提高軍吏卒的爵級及待遇。這標誌着西漢全面繼承了秦朝的土地制度和軍功爵制度，不僅承認秦朝的故爵田宅為合法，而且繼續推行軍功賜田制。眾所周知，秦朝的軍功賜田是在授田之外增加土地數量以酬其功，繼續推行軍功爵制也就意味着繼續執行授田制，即使秦始皇因『使黔首自實田』而廢棄了授田制，那麼劉邦『復故爵田宅』之後也予以了恢復，西漢繼續執行授田制度，那些有爵位者可以因此而增加土地，沒有爵位的庶人則向官府領取土地。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因缺乏直接的史料，對此難以肯定。張家山漢簡的面世終使真相大白於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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