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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核心提示：在兩宋三百年間，群臣從來沒有要求朝廷澄清『祖宗家法』的實質內涵，而朝廷也無意對此內涵發佈權威的解釋。這就給後來的奉行者留下了選擇的空間，一方面提供了操作執行的靈活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法制政令的混亂性。
『祖宗之法』，也叫『祖宗家法』、『祖宗法』、『祖宗之制』、『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在宋代出現頻率之高，應用之廣，任何對兩宋文獻稍有涉略者都會予以關注的。從1976年10月走過來的人，對那句『矯旨』的『按既定方針辦』的『政治遺囑』，應該還不至於完全淡忘。打一個不恰當的譬喻，『祖宗之法』就是『按既定方針辦』的宋代版，而『按既定方針辦』不啻是『祖宗之法』的現代版。對『祖宗家法』的把握，不僅是理解宋代政治特質的一把管鑰，也會引發我們諸多的思考。
倘若希望深入了解宋代的祖宗家法，鄧小南的【祖宗之法】是最適合細讀深思的讀物，台灣學者黃寬重推許這部專著『有敘述、有分析、有議論』，決非虛譽。至於作者，則是宋史學開山鄧廣銘先生的女公子，當今中國宋史研究會的掌門人，在學術上可謂是克紹箕裘。
祖宗之法的提出，與宋人對前代、尤其是李唐政事的反思有關。在唐宋社會轉型中，身份性的世族制度徹底解體，非身份性的庶族勢力成為主體，社會變動不居，正家之法成為一些士大夫家族藉以自保的手段。士大夫的這種治家禮法，日漸進入君臣的視野。【三字經】說『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宋太祖稱讚燕山竇禹鈞的『義方』之一就是『有家法』。史稱宋初李P，『其子孫輩亦皆能守家法』。宋真宗召見其子說：『聞卿家尤更敦睦有法，朕繼二聖基業，亦如卿家保守門閥。』二聖指宋太祖、宋太宗，也就是所謂祖與宗。真宗之語，讓人聯想到宋太祖的即位赦書：『革故鼎新，皇祚初膺於景命；變家為國，鴻恩宜被於寰區。』太祖此語可從正反兩方面去把握：其一，以治家之法治國，施以恩澤；其二，以國為家，視為私產。真宗之語，與太祖一樣，都是以家國一體立論的。
後世帝王對其開國祖宗，一般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態，也力圖總結並繼承他們的治道家法。帝王的『祖宗家法』區別於庶民家法的關鍵，就在於前者從根本上規定並制約着『國法』的取向與施行。在家國同構的封建政體下，家法族規作為『准法律規範』得到統治者的承認，形成家法補充國法、國法混同家法的獨有的歷史現象。『祖宗家法』之類說辭儘管宋代最盛行，卻非宋代所獨有。直到清代，進諫者援引『祖制』為根據，西太后還厲聲喝道：『我就是祖宗！』
宋代『祖宗家法』是一個內涵複雜層次豐富的命題。曾有學者這樣表述：
宋朝統治者充分吸收唐、五代弊政的歷史教訓，為了嚴密防範文臣、武將、女後、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種人專權獨裁，制定出一整套集中政權、兵權、財權、立法與司法權等的『祖宗家法』。（【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
這些相對固定的內容，乃至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殺大臣與言事官等等（即便這些內容，也不是立國之初以條款形式制定出來的，而是『祖宗朝』以後逐步形成的共識），固然是祖宗之法的題中應有之義，但祖宗之法的內涵遠不止此。這就容易造成對祖宗之法在理解上的差異，無論宋人還是今人都是如此。實際上，對『祖宗家法』的把握，需要區分不同的時段，區分行動的群體，即便是同一群體甚至同一個人，面對不同時代的社會現實，對『祖宗家法』的認識、闡釋也會有所不同。
大臣呂大防在給宋朝第七代皇帝上課時宣講『推廣祖宗家法』，將其內容歸納為八條：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待外戚之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禮之法，寬仁之法。這裏所說八條（中國政治向來擅長歸納出八條或者四項），內容雖然已很豐富，卻還是向尚未親政、不諳治道的哲宗講授狹義的『祖宗家法』。而宋人論『祖宗家法』，一般都從廣義出發的。高宗曾說：『令進累朝【實錄】，蓋欲見祖宗規模，此是朕家法。』孝宗也說：『祖宗法度，乃是家法。』將歷代祖宗的規模法度都說成『家法』，自是廣義上的理解。
倘若深入剖析『祖宗家法』，不難發現它是由一系列做法與說法組合而成；而在諸多做法與說法之間，既有一體兩面者，也有相互補充者，還有自相矛盾者；對兩者的記載與詮釋，既有累積與疊加，也有塗抹與粉飾。自第三代皇帝真宗起，就有一個對『祖宗』形象塑造與『祖宗家法』神聖化的過程。仁宗是第四代皇帝，當時從范仲淹到司馬光等名臣從未認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範繼承者；但到了第七代哲宗朝，仁宗已儼然升格為『祖宗家法』的化身，以至范祖禹要求哲宗『專法仁宗』。仁宗還是那個仁宗，但評價則大有軒輊。這就表明，對『祖宗』的認定，也是與時俱進的。
『祖宗家法』雖是列祖列宗決策措施積澱而成，卻並不是不加選擇都囊括在內的，總是根據某一時期的現實需要進行篩選或塑述的。把仁宗之政『塑述』成祖宗家法，顯然與元v更化抵制王安石興事變法息息相關。此為塑述例，再舉篩選例。仁宗朝石介編【三朝聖政錄】，曾記『太祖惑一宮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 大臣韓琦就說：『這種事豈可為萬世法？自已沉溺，卻怪罪於對象而殺了她，她有什麼罪？倘若再有嬖愛，恐怕就不勝其殺了！』堅決刪去了【聖政錄】裏這類事。這則故事說明，宋代士大夫在塑述、篩選『祖宗家法』時，是以『為萬世法』的歷史責任感作為追求目標的。
總之，『祖宗家法』並不是一種固定具象、條目清晰的實體；而是諸多規定背後起制約作用的一種軌範，一種反映宋代制度文化的精神性內核，反映着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群體心目中的一種理念。隨着時代推移，尤其是從北宋後期開始，百來年的前規後矩相繼納入了『祖宗家法』的大框架（這個框架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排他的），使其內容十分駁雜龐大，外延邊際也越發模糊。這一提法受到形勢變化帶來的各種壓力，處於不斷修正、不斷解釋、不斷更新再造之中。其間有緩進的調整，也有激進的變革；有認真的發掘借鑑，也有借祖宗以自重的託詞，乃至陽奉陰違的玩弄。在兩宋三百年間，群臣從來沒有要求朝廷澄清其實質內涵，而朝廷也無意對此內涵發佈權威的解釋。這就給後來的奉行者留下了選擇的空間，一方面提供了操作執行的靈活度，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法制政令的混亂性。
『祖宗家法』的基本原則雖然奠基於太祖、太宗時期，其核心精神的具體彰顯，其內涵的不斷擴容，卻有一個發展過程。
太祖立國，政治、軍事、財政諸方面立法都貫穿一個原則，即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但朱熹評論太祖道：『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太祖正當開國，萬事叢集，許多經制未及細化與深入。
太宗大赦詔書聲稱：『纘紹丕基，恭稟遺訓，仰承法度，豈敢越違』，活脫脫一個『按既定方針辦』。但太宗『防弊之政』重在『內患』，所謂『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宋代『祖宗家法』主要用來應付內政（或曰內患），其中，第二代太宗的作用絕不亞於開國之祖。
然而，把太祖、太宗推行的法度及其精神加以概括提煉，凝聚為『祖宗之法』，並奉為治國綱領的，則是第三代真宗與第四代仁宗，這兩朝公認是士大夫思想比較自由開放的年代。那麼，『祖宗家法』作為一個政治術語，如何由這兩朝的皇帝與士大夫提出，繼而被不斷闡釋與發揮的呢？
本書指出，恪守『祖宗故事』作為裁斷政務的最高原則，自真宗朝起。這固然不錯，因為真宗即位制書就聲稱：『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但筆者認為，『祖宗家法』作為成說大行其道，應在仁宗朝，尤其在仁宗親政（1034年）以後。景v元年（1034），知制誥李淑上書說：『太宗皇帝嘗謂宰相曰：今四方無虞，與卿等謹守祖宗經制，最為急務。』『祖宗經制』即『祖宗家法』，但太宗與太祖平輩，『祖宗』云云，殊為不典。據查，原文出自【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九，當作『與卿等謹守法制』。李淑無心轉述之錯，足證『祖宗家法』已為說辭。兩年後，范仲淹提醒仁宗：今日朝廷恐怕也有人（暗指呂夷簡）『壞陛下家法』。『陛下家法』即『祖宗家法』之義，其後便為定說。這一說法的出現，既與北宋中期統治者與士大夫對家法普遍重視有關，也與當時士大夫『以忠事君，以孝事親』的家國一體觀在新情勢下重新確立有關（這一觀念自晚唐五代以來一度中斷）。
『家法』而冠以『祖宗』，無非醒示這是先人軌則，具有規範繼承者的作用。有一典型事例。據【退齋筆錄】，對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內批欲斬一轉運使，次日問起是否已執行，宰相蔡確道：『祖宗以來未有殺士人事，不意自陛下始。』神宗沉吟久之說：『可與刺面，發配遠惡州軍。』大臣章說：『如此，不如殺之。』問何故，答曰：『士可殺，不可辱。』神宗聲色俱厲：『快意事便一件做不得！』 章說：『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最終，那個轉運使既保住了腦袋，也沒有刺配。由此可見，『祖宗家法』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着宋代政治與制度的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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