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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騰訊網 明萬曆年間發生的民變絕不僅僅蘇州『織傭之變』這一宗。事實上，自萬曆二十四年，為彌補因連年戰事及大興土木造成的國庫與皇室儲備空虛，萬曆皇帝派遣太監擔任各地稅使，督征商業稅之後，中官自此四出，鈔關(收稅的關卡)遍設大江南北，商民經過，雁過拔毛。明人周暉的【金陵瑣事】記錄了一事：有個叫做陸二的行商，往來吳中，以賣燈草為活計。『萬曆二十八年，稅官如狼如虎，與強盜無異。陸之草價不過八兩，數處抽稅，用銀半之。船至青山，又來索稅，囊中已罄。計無所出，取燈草上岸，一火焚之。』周暉感嘆說，『此舉可謂痴絕，而心之怨恨也，為何如哉？』
陸二的遭遇並不是孤例，在由太監充任的稅使的盤剝下，各地從事工商業的商戶紛紛倒閉。結果便是激起一系統民變，如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臨清民變；二十八年正月，武昌民變；二十九年九月，景德鎮民變；三十一年十二月，山西廣昌民變；三十四年正月，雲南民變……二十九年的蘇州『織傭之變』，不過是萬曆二十四年之後，各地此起彼伏眾多民變中的一起而已。朱明王朝的統治合法性，也就在民變中被腐蝕殆盡。歷史學者認為明亡於萬曆朝，是有道理的。
從更開闊的歷史眼光來看，晚明稅使的暴斂、國家權力對商業的摧殘，更嚴重的後果不僅是引爆民變，而且導致傳統中國錯失了發育出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機遇。台灣學者侯家駒認為，明代中葉，由於『法網漸疏』，商業資本與自由經濟得到蓬勃發展，然而，因為『神宗的礦監稅使遍天下，以及後來的邊餉，致使剛剛欣欣向榮的經濟為之夭折』。讀史至此，寧不惜乎？
十年砍柴：【五人墓碑記】和明代蘇州紡織業抗稅風暴
因明代張溥的【五人墓碑記】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許多國人對顏佩韋等五位反抗魏忠賢之暴政的蘇州義士比較熟悉。在五個人位於蘇州閶門外山塘街的墓地旁邊，還有一位義士的墓，碑上隸書寫着『有吳葛賢之墓』，墓主人乃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領導蘇州商民反抗稅監孫隆的葛成。這場民變發生在五義士反抗魏忠賢的緹騎之前25年。但葛成活到了崇禎三年(1630年)，死後當地士民遵照其為五義士『守墓』的遺願，六位義士的屍骨終於能長相廝守。
東南一直是富庶之鄉，有明一代，乃朝廷賦稅的主要來源地，蘇州尤甚。朱元璋開國之初，據說痛恨蘇州等地的吳人支持過和他爭奪江山的張士誠，將蘇州的田賦定得非常高。到了明朝後期的萬曆年間，蘇州的工商業之繁榮，又為海內之冠，尤其是其紡織業。整個城市有機匠達一千多戶，而為之打工的機匠保守地估計也有數萬，那麼紡織業以及其上下游產業所養活的細民則就更多了。
民間的工商業一發達，朝廷自然不願意放過，萬曆朝中期，田賦已不敷用，皇帝派出親信太監充當『財稅特派員』，四處採礦、徵稅，用來充實內廷的小金庫。本來，官府對工商業徵稅也屬正常，但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來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從而培植稅源。而這些口含天憲的公公們完全是一種殺雞取卵式的掠奪，掠奪來的錢財能入皇帝內庫的不到十分之二，大多數中飽私囊。一下子搞得全國各地怨聲載道。
蘇州這樣一個富庶之府，自然是徵稅的重點地區。文秉撰寫的【定陵注略】記載：『時蘇杭織造太監孫隆監管稅務，無賴盡入其幕，奉扎委稱稅官。』―――辦壞事要用無賴，真是千古不易之理，這些沒有道德底線的『臨時工』一旦上崗，更是不管不顧，橫徵暴斂。蘇州六個門都設有稅卡，『只雞束菜，咸不能免，民不聊生。』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蘇州發生水災，田地收成受損，民生尤為艱難。當地民謠曰：『四月水殺麥，五月水殺禾，茫茫阡陌殫為河，殺麥殺禾猶自可，更有稅官來殺我。』因為水災影響了其他稅源，孫隆等人就把更重的稅負轉嫁到紡織業上。
當地無賴湯莘、徐成、徐怡春等人成為孫隆的心腹。他們向孫隆獻策，提議增加稅額和嚴查漏稅。於是孫隆委派『莘等十二人分據水陸孔道』，『乘委查稅』，『攫商貨』，導致『吳人罷市，行路皆哭』。當市場上交易的人急劇減少，那麼徵稅也就更難了，於是他們想出最後一招，徵收『機頭稅』，要求全城織戶，『每機一張，稅銀三錢……每緞一匹，稅銀五分，紗一匹，稅二分……所織紗緞，悉付玄妙觀用印，而後准發賣。』也就是說，不管你是否生產，每張織布機徵稅三錢銀子，而織出來的紗布，先徵稅才許售賣。一下子，蘇州與紡織業相關的商店鋪行紛紛關閉，蘇州萬餘織工，紗工，染工陷入失業的境地。(南方都市報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網)
織戶和工人們再也不願坐以待斃，他們決定起來抗稅。六月初三，傭工徐元、顧元、錢大、陸滿聚集兩千餘人，推舉有威望的崑山人葛成為首，『散步』到玄都觀。一路上，越來越多的圍觀群眾加入，人數一下子達到了一萬多人。葛成擔心參加抗稅的人數太多，無法約束，引起搶掠平民等事件，給朝廷以口實，於是作了周密的部署。出發前，所有人當着玄都觀的神像發誓：此行動為公義，私人不取一錢。六月初六，行動開始，群眾分為六隊，每隊一個領頭者手持芭蕉扇做指揮，走在隊列前頭。後面的人穿白衣短衫，手執棍棒，浩浩蕩蕩從葑門出發。走到滅渡橋，正碰上稅官黃建節帶領稅丁在徵稅，於是憤怒的群眾一頓亂石將其打死，接着又杖斃了稅官徐怡春。群眾的怒火一旦被煽起來，要控制在理性的軌道是非常難的。葛成深知這一點，於是在初戰告捷後，葛成再次對上萬群眾說：『今日之事，為朝廷除民害也。若以為利，則天下其孰能說之？』要求跟隨他的人必須聽其約束，否則就會被踢出隊伍，眾人發誓應允。於是隊伍又浩浩蕩蕩在蘇州城裏清算孫隆的爪牙，將一些徵稅者的房屋燒毀，毀前告訴鄰居防範，以免禍及。有一個人跟隨隊伍從稅官家裏搶了一口古鼎，被葛成知道後令人將其處死。
吳縣人欽叔揚作【稅官謠】十三首描寫當時盛況：『千人奮挺起，萬人夾道看，斬爾木，揭爾竿，隨我來，殺稅官。』稅官頭子孫隆一看大事不妙，慌慌張張跑到杭州去避難了。當地府、縣長官手裏也沒幾個衙役，無法彈壓暴怒的群眾，於是將湯莘、徐成兩個作惡太多的稅官抓獲，派人捆綁到玄妙觀前，任暴怒的群眾將其亂棍打死―――當時的地方官還是有些政治智慧的，他找兩個替罪羊交由群眾處置，一下子，眾怒得到宣洩，局勢也就平息了。朝廷亦下旨，『罷織而並撤諸關之稅，四郡以寧。』
事後葛成等八位組織者被逮下獄。葛成顯示出其工人領袖的風範，欣然就獄，任由官府捆綁鞭笞。並請對知府朱燮元說：『始事者成也，殺人之罪，成願以身當之，幸毋及眾也。』最後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葛成免於一死。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在巡按御史房壯麗的請求下，葛成被釋放―――此時，他已經在監獄了呆了13年。出獄後，吳人敬其若神，尊稱葛賢、葛將軍。
葛成領導的抗稅行動，朝廷的秋後算賬殃及的人並不多，固然和其擔心民怨反彈有關，更由於葛成等人事先的組織周密，自始至終將萬餘人的群眾行動控制在理性的範圍內，只痛懲天怒人怨的稅官、稅丁，而不殃及無辜者。如此，避免了一場正義行動因失控變成破壞力極大的騷亂―――400年前，中國的工人階級就有這種組織能力，真讓人感嘆。而蘇州這次抗稅行動，也可窺見中國歷史上，所謂的『階級矛盾』遠不如『官民矛盾』巨大。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當然是出資者從出力者的勞動獲利，可以說是剝削。但變態的稅收政策，使機戶破產，機工失業，出資者和出力者結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同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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