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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藝術中國 作者：陳寒鳴
二
朱元璋發佈【大誥】的用意是要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23）四編【大誥】列舉的『害民事理』，形形色色，種類頗多，而占最主要部分的，則是官吏貪污和豪強作惡兩類。如【大誥續編】共八十七條，屬於這兩類的案件佔了七十條左右。其他幾編與此相仿（【大誥武臣】則主要講軍官欺凌小軍）。可以說，四編【大誥】是以打擊貪官污吏、地方豪強為主要內容的，這也正是【大誥】頒佈前後明廷的政治動向。
四編【大誥】中列舉的官吏貪污案件不下數千起。中央政府官吏貪污舞弊案件中，最大的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戶部試侍郎郭桓集團貪污案，『共折米算，所廢（指吞沒――引者）者二千四百餘萬[石] 精糧』。（24）他如兵部侍郎王志為勾補逃軍等事，『受贓二十三萬。』（25）寶鈔提舉司官吏通同戶部官作弊，在所造六百靈敏度十餘萬錠鈔中，隱慝一百四十三萬餘錠。（26）至於地方官吏貪污舞弊的名目更多，有的利用災荒上下其手，有的私買民物而不給民錢，的任意科斂攤派、剋扣糧稅等等。如應天等五府州數十萬沒官田地稅，一度減半徵收，『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並無一粒上倉』。（27）有些地方徵收秋糧，『每米一石，折鈔二貫』，而官吏經手時間竟以各種名目額外加征達九百文之多，幾乎增加了一半。朱元璋對此十分惱怒，斥之曰：『凡徵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害民如此，罪可宥乎！』（28）
豪強在地方上為非作歹，四編【大誥】中也有很多反映。他們與官吏相勾結，將自己應負擔的糧稅轉在小民身上：『方今富豪之家』『不知其極，反造罪以陷身。田多詭寄，糧稅灑派他人。』（29）『官府一應差發，皆是細民應當，正是富家，卻好不曾正當官差。』（30）他們橫行鄉裏，武斷鄉曲，欺壓百姓，如松江土豪王子信，『本人田地廣有，佃產極多』，一年的地租收入足夠其『豐衣美食』，且『十年不能用盡』。但他為富不仁，作惡一方：『交結官吏，稱為軍身，常率佃戶五十名，軍容妝扮，擾害鄉民，欺壓良善。』（31）有的豪強地主被委派為糧長，既『夤緣作弊……虛出實收，就倉盜賣，有時妄起科征』，又『倚官挾勢，臨門吊打，細民從之。』（32）
起自民間、出身貧寒，又經歷過元末急風暴雨式農民革命鬥爭的朱元璋，對於人民群眾痛恨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情深有體會。他在警告軍官『休害小軍』時說：『我許大年紀，見了多，擺佈發落了多，從小受了苦多，軍馬中我曾做軍來，與軍同受苦來，這等艱難，備細知道。』（33）他對民間的種種『艱難』也『備細知道』。朱元璋更通過對元末社會狀況的回顧，深切認識到官貪污腐敗和豪強為非作歹都會促使社會矛盾的激化，不利於君主專制統治的鞏固。為此，他曾多次發出警告。如洪武二年（1369）二月，他對官吏們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長吏多不恤民，往往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令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34）三年（1370），他專門訓示富民，要他們以『富民多豪強，故元進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為戒，並說：『使天下一主，則強凌弱、眾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為爾主，立法定製，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不，毋欺老。』（35）從四編【大誥】中可見其對貪官污吏和地方豪強的打擊很力，使用的手段很殘酷。他甚至還採取過一種可以稱為群眾監督的辦法，即允許『鄉裏年高有德人等』赴京面奏地方官吏好惡，『朕必聞，善者旌之，惡者穢之，甚者罪之。』後來又進一步規定：『官吏皂隸不許下鄉擾民，許民間有德者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37）
懲治貪官污吏、打擊方豪強，並不是明初特有的現象，中國歷代有作為的封建帝王都在這方面採取過行動，只是朱元璋表現得更為突出罷了。封建社會的地租及其他種種義務，『都漸漸地規定出一定的、不許超過的限度。』這種規定有的是成文的，有的是習慣的，而其形成則是『不自由的大眾的這種帶威脅性的行動的結果』。（38）稍微高明一點的封建統治者通常都承認並維護這種限度，目的在於既保證地主階級能獲得充分的剝削收入，又使勞動民眾能進行簡單的生產和再生產，從而防止階級矛盾的激化。但地主階級中也有那麼一部分成員不明此理，在其貪婪的階級本性驅使下，總是力求規定的限度，攫取更多的收入。他們超限度的活動集中表現為官吏的貪污和地方豪強的作惡。專制君主懲治貪官污吏、打擊地主豪強，目的是將地主階級的剝削活動納入規定的限度，確保地主階級的長遠的和根本的利益。朱元璋對軍官們有一番語重心長的講話，他說：
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豕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未長成怎麼說道不餵食不放，必要餵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生方可用。如今軍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這見受的職責，都是軍身上來，這軍便似他家做飯的鍋子一般，便似倉裏米一般，又似莊家各的田一般。……似般害軍呵，便似自家打破鍋子要飯吃麼道；卻似露天裏放着米，眼看吃一頓，別的都爛了，明再要米吃，有也無；卻如莊家種本是一百畝，是本家食用，內賣去十四五畝，荒了數畝，尚且要飽飯吃，得也不得。……害得軍十分苦楚，望長遠受用，如何能勾。（39）
這番話實際反映了他對官吏與人民群眾之間關係的看法。小軍小民在統治階級心目中不過是為其服役或供其享用的禽獸畜牲。朱元璋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懂得統治階級的衣食等等都來自小軍小民，故而主張養雞取蛋，不可竭澤而漁，如此方能『長遠受用』。害得小軍小民『十分苦楚』，自己的飯鍋就會有被打碎的危險，想要『長遠受用』，也就是使地主階級的統治能夠長期維持下去。所以，朱元璋說其親制【大誥】是『與官軍的人（當然也包括官吏與地主，亦即整個統治階級――引者）造福，不是害他的文書』。（40）
封建專制君主懲治貪官污吏、打擊地主豪強時，往往打出為小民解除疾苦的旗號，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痛斥腐敗官吏和作惡豪強『靠損小民』（41），標榜自己的所作所為都是『便於細民』（42）。這使得封建專制政權看起來好像是凌駕於兩大對抗階級之上的起着仲裁作用的機關，很容易對被剝削階級產生麻痹作用，使他們把解除痛苦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不再去進行反抗鬥爭，或者在鬥爭中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實際上，包括朱明王朝在內的任何封建專制主義政權所代表的只能是地主階級利益，而絕不可能真正為民謀利的。在四編【大誥】中，朱元璋不時以關心人民的面貌出現，但他同時又斷然主張『官有差等，民有富貴』不容改變：『富貴貧賤，神明之鑑焉。有德有行者至於貴；陰騭無疵者至於富；德行俱無，陰騭杳然，刁頑奸詐至於賤。此數說也，宰在天地鬼神，馭在當世之君』。無論『居處、器皿、服色、首飾之類』都要嚴格按貴賤等級，『敢有違者』『坐以重罪』（43）。對於敢向地主進行鬥爭的佃農則須予以鎮壓、法外加刑，如安吉縣金方『佃租本縣灃俊二田一畝二分，兩年田租，不行交還。其灃俊二赴金方家索取，本人反行嗔怪發狠，將灃俊二作害民豪戶幫縛，騙要本人黃牛一隻、豕一口，宰請眾人飲吃，又虛勒要灃俊二已收田租並不曾騙要牛隻文書二紙，然後將灃俊二幫縛前來，如此騙害良民』，朱元璋將之『梟令示眾』。（44）又如烏程縣民余仁三等二十九名，『系本縣富民游茂玉佃戶。游茂玉為見水災余仁三等各各缺食，將自己糧米l借各人食用。其餘仁三等不行備辦交還，卻嗔游茂玉取討，因結構頑民一百餘人至游茂玉家，將本人房屋門戶俱各打碎』，並將搜出借米文約『唱名l還各戶』，又將游茂玉『作豪民綁縛至京』。朱元璋將為首者『梟令示眾』，『其餘各人發化外充軍，家下人口遷發化外』。（45）前一例是佃戶抗租，對官府寄予幻想，希望得到官府的公正裁判，後一例則是佃戶自發反抗地主發放高利貸的鬥爭，而結果在君主專制主義淫威下都悲慘的下場。可見，朱元璋的群眾監督是只限於『耆舊』和『豪傑』亦即民間地主的。明初朱元璋政權的階級本質於此暴露得非常明顯。
需要指出，儘管明初封建專制主義得到進一步發展，朱元璋的威風不可一世，但他在懲治貪官污吏、打擊地方豪強方面是收效不大的。朱元璋說：『朕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愈多』，致使他『宵晝不遑寧處，無可奈何！』（46）『嗚呼，艱哉！朕竭心力，不能化聰愚之不善，奈何！』（47）為什麼專制君主的嚴刑峻法對官吏腐敗、豪強作惡會無濟於事呢？這最主要的是由地主階級貪婪的本性決定的。如果說巨額利潤會使資本家如醉如狂地置一切於不顧的話，那末，超出限度的非法收入對於封建官吏和豪強也會起同樣作用。有個被判刑的貪官就曾對朱元璋供認：『財迷其心，雖君親亦忘之。』（48）此外，封建專制統治必然會導致官吏豪強作惡。專制君主『任意喜怒為生殺』，『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既然好壞廉貪污分，人人隨時都有被誅殺或發配屯田工役的可能，大小官吏也就都『以貪婪苟免為得計，廉潔受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49）『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或事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50）貪官污吏越來越多，無非是由封建制度本質決定的。專制君主以為憑藉權勢就可以為所欲為，但結果往往與其本來願望相反；朱元璋懲治貪官、打擊豪強即為一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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