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的性質與得失(7)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


    從後人對【通典】產生的歧說、得失的評價中，亦可尋味出該書的性質。


    由於【通典】是通過考察上千年來『禮法刑政』的沿革反映客觀歷史進程的，人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古今制度沿革』方面，只知其為制度史，對於它旨在反映社會結構和社會面貌的變革，或『習焉不察』，或『知之者甚稀』。這種狀況沿習下來，對於【通典】的認識，出現了種種不同的說法。剖析這些意見是否恰當，有助於認識【通典】一書的性質。


    關於【通典】的產生，歷來有三種代表性的說法。一種以王鳴盛為代表，認為【通典】『以劉秩書為藍本』，『此書之成，亦可雲易也』[36]。所謂『劉秩書』，即劉秩【政典】，問世於玄宗開元末。據【舊唐書・杜佑傳】記載，【政典】『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為『分門書三十五卷』，『大為時賢稱賞』。這表明【政典】是一部注意綜合考察的匯通之作，同時按『六官所職』分門反映社會結構的變遷。在匯通、反映社會結構方面，【通典】可以說與【政典】有一定的承繼關係。但從前面關於【通典】分門與『六官所職』的對照，已顯示出杜佑的巨大創新精神，表明【通典】不是什麼『以劉秩書為藍本』。王鳴盛的失誤就在於他把【通典】僅僅看作是制度史，又以為【政典】取【周禮】『六官所職』，也是記制度，因而斷言【通典】以【政典】為『藍本』。他沒有看到，或者說不可能認識到，杜佑變『六官所職』為『九門沿革』是對觀察社會結構觀念的一個突破！再一種說法以梁啓超為代表，雖然肯定杜佑纂【通典】『卓然成一創作』，卻又說它是適應『統括史志之必要』[37]。這也很難使人信服。唐以前的歷代史志中，律、歷、天文、五行，包括符瑞、祥瑞、征靈等，既不屬於制度的範疇，不反映社會結構；又不同於禮儀、輿服等，也不表現社會面貌。五行等志中的都分內容反映當時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另當別論。所以，對於上述內容，【通典】根本不取。相反，歷代史志中所無的選舉、兵、邊防，由於杜佑視之為當時社會結構的重要方面，因而將這三者同食貨、職官、禮等門並列。選舉、兵獨立為門類，是【通典】首創，並為其後諸史志仿效。這種情況怎麼能說是對史志的『統括』呢！顯然，梁啓超沒有認識到杜佑創立選舉、兵、邊防門的真實意義，又無視歷代史志中律、歷、天文等志的非社會性，表明他也未跳出【通典】僅僅是典制史的窠臼。第三種認識以章學誠為代表，稱【通典】『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38]。實際上，這是梁啓超、王鳴盛兩家觀點的一種折衷的說法，仍然在制度史的範圍內兜圈子。


    上述三種代表性的意見表明，他們不僅沒有認清【通典】一書的性質，而且缺乏對唐代前期各項典志和歷代史志纂修趨勢的認真考察。


    典志的纂修，興起於漢隋之際。【隋志】史部13類中，『職官』、『儀注』、『刑法』3類，都是記錄朝廷『禮法刑政』，反映社會構成的。兩【唐志】的著錄，沿用了這樣的分類，並表明它們經漢隋間數百年積累，到唐前期，不僅數量劇增，在形式與內容方面也都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徵。一是增加新的專題，最明顯的就是關於『選舉』的著錄。【新唐書・藝文志二】職官類著錄有5種，其中4種都成書於【通典】之前，尤其是沈既濟【選舉志】10卷。二是注意考察沿革。【具員故事】10卷外，【唐六典】『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禮】六官之制，其沿革併入注』[39]，是其代表。三是具有一定的總結性。最典型的就是【唐律疏議】和【大唐開元禮】。


    史志的修撰，也出現新趨勢。早在唐初，即認為『儀注』等單項的『典志』之作是『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而『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於史志』，『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旨要』；未編入史志者，則『遺文餘事，亦多散亡』[40]。為此，貞觀史臣在修【五代史志】、【晉書】志時，做了『本末兼明』、『惟通前後』的努力，注意『會通古今，觀其沿革』。兩史志起東漢末，迄於隋亡，前後相接，較完整地反映了此間350多年社會演進的基本面貌。


    上述認識和兩史志的纂修，對推進典志與史志相結合，並向匯通方面邁進，無疑具有極大的啟示作用。無須否認，劉秩【政典】朝着兩相結合的方面作了努力，由於他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缺乏對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社會結構的足夠認識，結果又回到按『六官所職』認識社會的老路上去了。然而，由單項制度考察走向綜合研究，由記一朝一代典章制度邁入系統探索沿革，這一趨勢已經明顯地表露出來。由單項走向綜合，表明歷史家已有在橫斷面上認識社會結構的意識；由記一朝一代典章邁入系統探索沿革，表明歷史家試圖從縱向上認識社會各個構成方面的發展變化。杜佑從『探政理』的需要出發，把橫向考察與縱向探索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通典】成為了一部完整描述上古至中唐社會結構和社會面貌演變之跡的歷史巨著。這裏要申明的是，【通典】主要通過考察『禮法刑政』沿革來反映客觀歷史進程的特點，又使它成為我國第一部較為完備的制度史，這一點應當肯定。但還應看到，它絕不僅僅是制度史，這也是必須明確的。


    對於【通典】的得失，長期以來，除了指責其禮、兵二門外，大都是肯定和讚賞的。唯有馬端臨在肯定其『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後，又為其『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41]感到『遺憾』。這是很值得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