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大綱・引論】

  來源: 國學網

一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鑑托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與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為其國民最缺乏國史知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知識』與『歷史資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知識。材料累積而愈多，知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鑑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為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慾求歷史知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鑑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真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知識者，又不僅於鑑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任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為其所愛而奮鬥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為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為世界最偉大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為父母，為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為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乎愛國。此其為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尚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真誠之深愛；彼固以為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辱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知識，其要在此。

　 二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傳統派』主於記誦，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於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世所提倡。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夸創收，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結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知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為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合歷史與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為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知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岸。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偽造知識者，知識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為無識也。

    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變遷。約言之，亦可分為三期。其先當前清末葉。當時，有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症，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為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孔學所掩蓋。』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為老學所麻醉』故或者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者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莫如並廢文字，創為羅馬拼音，庶乎有。』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為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為「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為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為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為！』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了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為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於孔、老之為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睹，喑而無知，何願更為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瓶，而我國人仍將為無國史知識之民族也。

    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資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尚書為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綱羅詳備言，為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為主，後人譏之為『相斫書』焉。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征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露頭角也。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又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為以制度為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鑑，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鑑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鑑，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尚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於全史整面之敘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清兩代皆以異族人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其間，光輝乍辟，翳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為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為自尚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侯，為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真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泛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者曰學術思想，又次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干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舍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一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了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覆，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抄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某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於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於音樂史之過程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舍、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新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經濟，求一如葛馬、如哥倫布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驅，其心神之所嚮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睹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夸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周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銜接，而劃分為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淤，而衡論其文化之為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銜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為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部分之『變』。於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誇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着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看其如何為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着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為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系。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七

　 今於國史，若細心留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戰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限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不幸此等常為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限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為中華民族革命之先鋒，然此固矣。然洪、楊數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戰爭，常不為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佔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為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逍遙，詠歌自勉。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統一政府之創建，已為國史辟一奇績。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為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周，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周之徵服。羅馬如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澹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為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眾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制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為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為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綜觀國史，政體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成之政府，漸變而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為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為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為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治後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復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豈，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為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運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曆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復自有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伙。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於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為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復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附：【國史大綱．前言】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自身國家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