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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文史網 4、宦官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宦官利用接近列國國君、諸卿、后妃、夫人的特殊身份，奔走趨使於諸侯王、重臣、后妃、夫人之間，或侍枕席，或阿媚取寵，或參與政事，假借君主的名義，外結權臣，內結后妃，弄權作惡，甚至廢立君主，誅殺太子，屠戮大臣，在諸侯國中造成很大的禍害。說明宦官在當時已經成為依附於專制君主但又力圖左右局勢的特殊勢力。』[26]
『秦漢時期的宦官在制度上獲得了部分軍權、政權、司法權和財經權，因此很容易掌握和控制君主和朝臣，甚至左右君主，擅行廢立。東漢中期，宦官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勢力，已經為社會所承認，受到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奉承和勾結，聯合組成一股惡濁的勢力。』[27]
『唐代宦官擅權，是先從掌握軍權開始的。「安史之亂」爆發，皇帝對武官重臣失去信任，轉而重用自己的家奴宦官，……此後，宦官主管精銳禁軍便成為正式制度，宦官以此為根本，開始走向全面纂權干政。……「安史之亂」時，凡有兵馬處，均設宦官監軍，已經成為法定的規制。監軍的權力很大，軍隊的調遣配備和進退，完全由監軍控制，有時監軍甚至越過將帥而直接指揮。唐中葉以後，設置內樞密使，負責執掌機要，承受奏章，又設宣徽使，主管傳達詔旨，承宣內外。兩職均由宦官擔任，「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有時，連皇帝也成為宦官手中的傀儡。唐玄宗以後擁立的13個皇帝幾乎都受到宦官的左右，宦官甚至可以隨意廢立以至殺死皇帝（其中順宗、憲宗、敬宗、文宗四帝皆死於宦官之手）。有些皇帝被迫援引朝臣，外結藩鎮，企圖擺脫宦官的控制，扭轉宦官專權的局勢，但結果卻以失敗而告終。』[28]
崇禎帝即位之時，『正是魏忠賢勢力鼎盛，全國大建生祠之際，所以大位同樣難以安坐。……崇禎入宮前後，關於魏忠賢與崔呈秀（兵部尚書）密謀造反，魏忠賢「婉諷懿安皇后」，「欲令宮妃假稱有娠，而竊魏良卿子以入」等流言，不止一起，以致朱由檢初入宮時，惶然不可終日，連食物都得由周皇親府送…』[29]。明末宦官專權發展到了『天下皆疑忠賢竊神器（即篡奪皇位）』[30]的程度，雖然最終未果，但魏忠賢嚴重威脅崇禎帝即位則是不爭的事實。
5、文臣與武將
宰相為文官之首，文官對君權及其繼承的威脅，主要表現在『相權』與君權的衝突上。其實在南宋之前，一般情況下只有具有宗室、或外戚或世家大族等身份背景的宰相，才有可能對君權構成威脅，單純寒門出身的『純文官』在與統治集團內部其它勢力的抗衡中往往處於下風。文官勢力的真正崛起，是在君權消滅掉其它勢力之後，萌芽於北宋，在南宋達到頂點，從明初朱元璋『廢宰相』起走下坡路，到雍正帝設軍機處時被皇權吞沒。相對其它勢力而言，文官對君權及其繼承的威脅是最小的。
武將從來都是君主們重點防範的對象，因其一旦做亂往往致命。君主們一般都將兵權牢牢抓在手裏，武將並不容易找到做亂的機會，尤其是在和平時期。武將做亂一般發生在大一統瓦解之後的分裂割據時期，主要集中在三國兩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概因戰爭頻乃，君主不可能動輒收回兵權，而武將掌兵日久，軍隊遂成私人武裝，改朝換代便不可避免。嚴格地講『安史之亂』也不是在和平時期爆發的。當時唐朝與少數民族政權衝突不斷，不得已使防守邊境的武將獨掌兵權；為了提高後勤保障的效率，又讓其兼理地方民政、財政。正是少數民族與唐朝的對峙，才使安祿山具備了造反的前提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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