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美化趙宋王朝――宋代頂峯論獻疑（1）

  來源: 象牙塔

一、『往前多走了一步』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趙宋王朝真可謂時來運轉：30年前，備受貶損：『守內虛外，積貧積弱』；30年後，博得讚美：『空前絕後，登峯造極。』宋朝頂峯論，據說出自史界泰斗。的確，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1]鄧廣銘講過：『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截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已經達到了登峯造極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鄧氏強調『歷史不能割斷』，既重視隋唐兩代的『傳承』，又在時間上嚴格予以限制，『截至明清之際』。[②]至於陳氏的論斷，只怕應當正確理會，不能無限引申。正如那句名言所說：『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謬誤。』
　　宋朝頂峯論的代表作，當推蕭建生先生所著【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此書號稱『當代中國的【盛世危言】』，某些媒體在高度評價之餘，也曾指出：『作者對每個時代史料的把握真切與否，有待歷史學家去評說。其中有些分析和解釋，似乎有些牽強。』[3]。蕭先生斷言『中國文明的頂峯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朝達到中國文明的頂峯』，並情不自禁地將宋代艷稱為『大宋朝』。此書涉及面廣，筆者所知有限，難以全面評論。僅就宋朝而言，其論述不乏合理的內核，但渲染過分之處似乎較多。諸如：『宋朝是一個言論自由、思想開放的時代』， 『是一個充滿人性化的社會，是一個適合人類居住的社會』，『殘酷的禮教在宋朝是不存在的』；宋代是『一個自由開放和積極健康的多元化社會』，『開放程度是我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不可比擬的』；『在這個社會中，沒有愚民政策，沒有文字獄，沒有特務橫行，人民無憂無慮，具有安全感，所以充滿了寧靜、祥和、自然而又健康的氣氛』，『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使人民過上了300年自由、富裕、文明而有尊嚴的生活』。在作者筆下，宋代是『知識分子、官員士大夫以及廣大民眾的黃金時代』 ，『不僅宋朝人的生活水平遠遠高於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而且文化和醫療普及率也遠遠高於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知識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確實活得很有尊嚴，思想獨立自由，人格高貴』；『農民比以往的朝代生活得開心和幸福，在中國的歷史上，像宋朝的農民那樣自由、快樂地生活的朝代是絕無僅有的』，『生活在大宋王朝的人民真正是幸運的、幸福的』。甚至認為：『宋朝對婦女是一個非常尊重的社會，宋朝的婦女活得非常獨立而有尊嚴』；『做宋朝的女人是相當幸福的』。作者將『大宋文明的成功』歸功於宋朝統治者及其推行的政策。他說：『為了達到和平發展的目的，宋朝的統治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國內經濟、文化、教育之上，關注民生。』宋朝『實行和平發展和自由開放的政策，保護人權，具備了現代文明的許多特徵』；『宋朝非常尊重人的自由，對人的活動不加干涉』；『官府對人民不是採取控制、壓迫和剝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對人民採取了尊重、保護、幫助和開放的政策』；『切實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權力，實行包容和鼓勵各種思想自由發表的政策，所以在宋朝，沒有思想的禁區』；『官方鼓勵的言論自由，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思想的空前開放。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實行了300年自由、開放的政策，創造了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從而大大激發了中國人的創造精神和進取精神，使中國人敢想敢說，敢於打破舊的思維方式和傳統。』讚揚宋朝官員『具有獨立的人格而不趨炎附勢，不巴結權貴』，『是中國歷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氣的一群知識分子』，『貪污受賄、官官相護、吹牛拍馬、阿諛奉承、見風使舵等等官場遊戲規則，在宋代是沒有市場的。』作者高度評價宋朝的政治制度：『國家政權完全向人民開放』；『出現了黨派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的政治格局』 ，『君相互制的政治體制，比較有效地防止了君主專制現象的發生』；『改變了中國社會一言堂的專制傳統，有力地防止了腐敗的發生』。在作者看來，宋朝 『中央集權加仁政的政治模式』，『是留給現在中國人的寶貴遺產』。作者還引用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宋朝是最適宜人類生活的朝代，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生活在中國的宋朝』，以表達對宋朝的『敬意』[4]。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其中不少結論性判斷頗具顛覆性。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對於宋代並無固執的偏見，相反倒是較為頑固的宋朝『積貧積弱』論的反對者。『人云宋史本痛史，我謂宋史亦壯篇。』30年前，當宋朝『積貧積弱』論盛行於世時，筆者認為：『這種看法不免失之偏頗。平心而論，北宋弱而不貧。』[5]後來又在【瞻前顧後看宋代】一文寫道：『宋代縱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繼漢朝、唐朝之後又一座新高峯。』不用頂峯而用『高峯』，以免引起誤解。通史貴在一個『通』字，歷朝歷代均各有其獨特的歷史地位和認識價值。為了避免陷入『揚宋抑唐』的泥潭，強調：宋代『足以同漢朝、唐朝前後相輝映，相互爭妍麗。揚唐抑宋，或揚宋抑唐，均大可不必。』 [6]『一種傾向掩蓋另一傾向。』當時筆者就擔心學界是否會在擺脫低估宋代的偏見之後，又走向高估宋代的極端。然而如今高估宋代似乎已經成為難以扭轉的主要傾向。瀏覽網絡，『宋朝是最好的朝代』、『完美無缺的朝代』，『是幸福指數最高的時代』、『沒有文字獄的時代』，過甚之詞不勝其舉。當年王國維之次子王仲聞以『宋朝人』自詡[7]，可謂寥若晨星；如今『希望回到宋朝，生活在宋朝』者[8]，不計其數。既有『夢裏回到宋朝』的文章刊布[9]，又有【夢回宋朝】的著作印行[10]。【回到宋朝當書生】、【回到宋朝當將軍】、【回到宋朝當公主】、【回到宋朝當皇帝】、【回到宋朝當王爺】、【回到宋朝中狀元】一類的網絡小說，俯拾即是。甚至認為回到宋朝做『剩男』、當寡婦也很幸福[11]。唐朝宋朝，各有所喜，『希望回到宋朝』是各自的權利，他人不得干預。只是愚意以為，上述種種說法大抵出自對有宋一代歷史的誤讀。人們難免會問：一家一姓坐天下的趙宋王朝果真那麼完美嗎？
　　提筆寫此文，內心很猶豫。總算動筆了，主要出於兩種考慮：第一，時下宋朝炒得太熱，說得太玄乎，只怕應當潑點冷水降降溫。物極必反，否則不要30年，宋朝『積貧積弱』論恐怕又將再度盛行於世。第二，某些片面的說法與筆者仿佛不無干係，如【宋代『剩男』的幸福生活：富紳爭相『榜下捉婿』】、【宋朝之寡婦好嫁】一類的提法，有可能是筆者【宋代的『榜下擇婿』之風】、【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12]等文的引申，筆者似乎有必要出面加以說明和澄清。對於【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作者勇於探索、勤於鑽研的精神，筆者由衷地敬佩。對書中某些較為具體的枝節問題提出學術性質疑，恰恰是尊重作者說話的權利，並且不敢自以為是，希望得到批評指教。
二、沒有『量』，怎麼『計』？
　　足以為宋代頂峯論張目的數據莫過於：『北宋時期的國民生產總值，佔了當時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13]；北宋有『2280美元的人均GDP』[14]。可是，這些數據均查無實據。英國經濟史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中，將宋代的人均GDP估算為450-600美元[15]。我國已故知名經濟史家吳承明、彭澤益對此均不表認同。吳氏說：『在18 世紀以前，無論中國或歐洲的GDP 都無法精確計算，麥氏自己也說這只是guestimate (美俚語瞎猜)。』[16]『他高估宋代的經濟成就，低估明代的經濟發展。』[17]彭氏『對麥迪森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認為：『因為對中國經濟史上的數量資料就很難搞清楚,沒有「量」,怎麼來「計」呢？』[18]
　　沒有『量』，怎麼『計』？前輩經濟史家說得很中肯。在古代歷史研究中，以例證為依據對研究對象作定性分析，其局限性之大顯而易見。以數量為依據的定量分析使研究對象由模糊變清晰，由抽象變具體，其優越性不言而喻。然而史籍提供的數據本身就不甚可靠，研究者在換算、推算、估算的過程中又容易出錯。筆者在採用數據時，就鬧過笑話。為證明北宋『弱而不貧』，宣稱：『北宋疆土雖然狹小於唐代，但耕地面積比唐代至少增加600萬頃左右。』[19]【宋史・食貨志】載，北宋治平年間的天下墾田為『四百四十萬餘頃』，同時又說 『賦稅所不加者十居其七』[20]。於是，筆者便相信加上隱漏的墾田，治平年間的耕地總面積為1460多萬頃。按一宋畝等於0．9市畝換算，治平年間的耕地總面積為13．14億畝有餘。須知，北宋並非大一統王朝，其管轄區的面積不足300萬平方公裏[21]，不到當代我國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一。眼下我國的耕地總面積不過略多於18億畝，宋代竟高達13．14億畝，這一推算顯然有悖常理。葛金芳先生認為：北宋最高耕地總面積『可能接近800萬頃』，南宋時期『當在600萬頃上下浮動』[22]。相比之下，這個估算要合理些。『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眾取寵之心』是句老話，然而古人的言論並非一概可信。至道元年（995）九月，參知政事張洎稱：當今『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23]這分明是句模糊乃至誇張的片言隻語，竟被解釋為：『宋朝的京城人均財富是漢、唐的十倍』，並進而引申為：『宋朝人均財富是漢、唐的十倍』，『兩宋財富也許已經超過了秦、漢、晉、隋、唐、元、明、清這八朝的總和』[24]。這隻怕也是個笑話。依據宋代史籍關於財賦收入的記載來估算宋代的財富，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宋人的統計採用不同名數相加的辦法，往往以貫石兩匹或貫石兩斤等為單位。這種統計方法本身就很不科學。
　　【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不時以數據說明問題，所用數據均有來源，只是個別數據仍有斟酌的餘地。如作者說：『宋朝時平均每個農民每年生產糧食為4158斤，而在兩浙、江東、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等發達地區，每個農民平均每年生產糧食為6930斤。』『再拿當代農業生產率來比較，1980年我國糧食總產為6363億斤，每個勞力平均生產糧食為3421斤，依然遠遠低於宋朝的農業生產率。可見宋代農業之發達。』然而這組數據出自推算，且有疑點。估算者在宣稱『這的確是個令人驚異的成就』之後，又缺乏自信地說：『估測不會離譜太遠。』[25]這類有些『離譜』的數據，最好不予引用。又如作者說：『宋朝的城市化水平已經很高。』究竟高到什麼程度？台灣經濟史家趙岡有個估算：『南宋時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到了1820年，又降到了總人口的7％。』麥迪森對此已提出異議，認為其證據『非常單薄』，依據『缺乏嚴肅可信性』[26]。再如作者說：北宋『全國各主要城市的居民也基本用煤作燃料。當時西方都是用木頭劈柴生火做飯取暖。中國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各大城市都沒有達到城市全部用煤的水平。』其主要依據無非是宋人莊綽【雞肋編】裏的一條記載：『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然薪者。』[27]50多年前，日本知名史家宮崎市定正是根據這條記載和其它史料，證明宋代『煤之普遍使用』[28]。我國已故史家嚴耕望指出：『這項概括性的結論，誠然很動聽，顯得光輝有魄力；一般學人也多風從其說，以為定論。但仔細看來，不無問題。』嚴氏列舉出八條反證，證明莊綽的記述『過分誇張』，『其實北宋汴京的燃料恐怕仍以薪柴為主,至少薪柴與石炭參半。』並告誡後學：『不要忽視反面證據。』[29]莊綽這條記載又稱：『今駐蹕吳越，山林之廣，不足以供樵蘇。雖佳花美竹，墳墓之松楸，歲月之間，盡成赤地。』『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30]此言或許同樣『過分誇張』，但南宋臨安的煤炭供應情況較北宋汴京差別較大，應當是事實。關於北宋開封一地的煤炭使用狀況，嚴氏的總體估計偏低，王曾瑜先生作了相當詳盡的動態考察。其結論是：『自北宋開國至宋英宗時的百餘年間，開封的燃料大體上使用柴和木炭。然而自宋神宗以後的近六十年間，開封燃料構成確實有很大變化，石炭的使用漸趨突出，最後佔據開封燃料的主體，甚至可以供應外地。』王氏同時又指出：『南方煤炭資源不足』，『在宋人記載中已反映得相當清楚。』[31]在宋代的四川等廣大南方地區，包括其主要城市在內，居民只怕遠遠未做到『基本用煤作燃料』。
三、『民間苦賦重』，『王稅何由備？』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宋代是廣大民眾的苦難時代。清人趙翼的論斷常常被引用：『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32]趙氏之說未必很準確。【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則認定：宋朝是『廣大民眾的黃金時代』，『在中國的歷史上，像宋朝的農民那樣自由、快樂地生活的朝代是絕無僅有的』。其主要依據是唐詩和宋詩：『只要看看唐朝和宋朝詩人描寫農民的詩歌就知道了』，唐詩『描寫的卻是農民的苦難史。而宋朝的詩歌裏，記錄的卻是農民的歡歌笑語聲』。
　　不必查閱卷帙浩繁的【全宋詩】，僅在錢鍾書【宋詩選注】中就有宋代農民歡樂說的大量反證。北宋王安石【河北民】曰：『今年大旱千裏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小相依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錢無兵戎！』劉【江南田家】云：『官家不愛農，農貧彌自忙。盡力泥水間，膚甲皆疥瘡。未知秋成期，尚足輸太倉。不如逐商賈，游閒事車航。』南宋徐照【促促詞】曰：『東家歡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長忍飢，老婦勤織長無衣。』戴復古【庚子荐饑】云：『餓走拋家舍，縱橫死路歧。有天不雨粟，無地可埋屍。劫數慘如此，吾曹忍見之。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 至於梅堯臣的【汝墳貧女】、蘇舜欽的【城南感懷呈永叔】、張舜民的【打麥】以及范成大的前後【催租行】，更是描述宋代農民苦難生活的名篇。足見，宋朝人並沒有感受到生活在大宋王朝的幸運和幸福，而是一再嘆息：『開工作民良久艱，誰知不如牛馬福！』『人賤不如泥，三嘆而已矣。』筆者無意因此認為宋代農民的生活比唐代更苦，應當承認隨着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宋代農民的生活在總體上有所改善，但程度畢竟有限，不宜渲染過分。北宋張詠【愍農】詩曰：『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33]詩句難免誇張，但宋代農民並沒有充分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應當是事實。
　　南宋利登【野農謠】云：『今年二月春，重見勸農文。……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農惟此日。』[34]劉說得更直白：『官家不愛農。』這些話籠統了些，對宋代的農業、農村、農民政策應作具體分析。客觀些說，宋朝統治者不可能一味 『殺雞取卵』，確實採取了若干『養雞生蛋』的惠農措施，以便培育稅源，穩定社會，鞏固政權。但【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的認識與劉截然相反，只怕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作者斷言：『官府對人民不是採取控制、壓迫和剝削的政策，相反，官府對人民採取了尊重、保護、幫助和開放的政策。』梅堯臣【田家語】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裏胥扣我門，日夕苦煎促。』[35]宋詩中這類抨擊官府壓榨、盤剝農民的篇章為數不少。宋代尤其是南宋，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北宋李覯浩嘆：『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36]南宋朱熹指出：『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37]連宋孝宗也不得不承認：『稅賦太重。』[38]百姓哀嘆：『王稅何由備？』[39]宋代佃農、自耕農分別負擔哪些租稅以及負擔如何沉重，學界論述不少，這裏不必重複。總之，宋代的實情是『民間苦賦重』，[40]宋代農民的幸福指數並不高。
四、『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
　　【宋史・食貨志・振恤】曰：『若丐者，育之於居養院；其病也，療之於安濟坊；其死也，葬之於漏澤園，歲以為常。』[41]南宋遺民周密【武林舊事】云：『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並發出了懷舊的感嘆：『民生何其幸歟！』[42]或許正是依據有關史料，【中國文明的反思】一書認為：官府『保護』、『幫助』人民。此說又被引申為：『如果你是一個宋朝人，從你被懷在母親肚子裏開始，到你出生，到你受教育，到生老病死，你都會得到宋朝國家福利政策照顧。』並讚嘆：『偉大的宋朝福利，可以與今天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甚至斷定：『宋朝街上沒有乞丐，因為乞丐都被政府收養了。』[43]
　　宋代設立的社會福利機構確實不少，除上述居養院等機構之外，還有為資助貧窮人家生兒育女而設立的舉子倉、舉子田、慈幼莊，為平民提供低價藥品而設立的和劑局、惠民局，為收治患病囚犯而設立的病囚院，等等。當時，生、老、病、死等社會民生問題相當嚴峻，宋朝為緩解這些問題所作的種種努力無疑應當受到歷史的肯定[44]。但是由於當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畢竟較低，官府的財力有限，加之吏治腐敗，這些措施的實際效果不大，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以下四點值得注意：
　　第一，實施時間短。如負責安葬貧不能葬的死者的義冢，元豐年間（1078-1085）在開封府界始具規模，但更名為漏澤園並推廣到全國是在崇寧三年（1104），23年後北宋即亡國。負責收養遺棄嬰兒的慈幼局設立於慶元元年間（1195），宋理宗時『令天下諸州建慈幼局』[45]，數十年後南宋便覆滅。所有這些機構均旋興旋廢，並非始終存在。
　　第二，規模小。如負責收養老疾窮丐者的居養院，其前身福田院系繼承唐朝舊制，北宋初年已有之，但東、西兩所僅收養24人而已。嘉v年間（1056-1063）增設南、北福田院，每所以收養300人為定額，仍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各地的漏澤園規模一般都不大，以致『暴骨如莽，後殯者多發前冢，棄枯骼而納新棺。』[46]
　　第三，覆蓋面窄。如福田院、和劑局、惠民局等通常僅設立於京城，舉子倉、舉子田、慈幼莊僅分別創行於福州、桂陽軍（今湖南桂陽）、江南東路。所有這些機構並非全國各地都有，特別是廣大農村往往被遺忘。正如當時人所說：賑濟孤獨之政，『其惠偏於市井，而不逮山谷』。[47]
　　第四，弊病多。如居養院往往收養不當，『宜收而棄，以壯為弱，或減克支散，或虛立人數，如此之類，其弊多端。』[48]專門負責救助貧病的安濟坊，由於官吏敷衍塞責，或『為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49]惠民局、和劑局本應為民眾提供廉價優質藥品，但其官吏將這類藥品『留應權貴之需』，民眾氣憤地稱『惠民局為惠官局，和劑局為和吏局』[50]。官府以漏澤園安葬死者的多少考核守園僧人，守園僧人『遂有析骸以應數者』，以便冒領『恩例』[51]。不少惠民政策並未兌現，如生子給錢米。紹興年間，司農寺主簿盛師文指出：『臨安市井窮民未聞有得斗米千錢者』，並感嘆：『況於鄉村與夫窮僻鎮聚？』[52]當時殺嬰之風盛行，特別是在福建西部等南方山區，『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53]包括生子給錢米以及設立慈幼局在內的一切慈幼舉措，其目的都在於扭轉殺嬰之風。然而由於這些舉措往往口惠而實不至，殺嬰之風終有宋之世而不變。可見，對於宋朝的社會福利不能估計過高。
　　至於說『宋朝街上沒有乞丐』，顯然不是事實。【東京夢華錄】、【夢粱錄】兩書就有關於乞丐的記載，朱熹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54]一語。某些時段、某些地區或因災荒或因苛政或因物價飛漲，乞丐為數不少。如宋神宗初年，受災的河北地區，民眾『舍其親戚，棄其邱壟，流離道路，乞丐於人。』[55]宣和年間（1119-1125），劉寄等官員在京西地區，『取民間稅地，謂之公田，斂取無藝，百姓失業，流丐者眾。』[56]嘉定二年（1209）冬，『時都城米價踴貴，楮幣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餅餌於傳法寺前者。』[57]官府對於乞丐，不是也不可能一概收養，有時還加以驅趕。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為迎接宋真宗東封泰山歸來，『貧兒乞丐盡被開封府趕在城外』[58]。宋代不僅有乞丐，還有丐幫，『宋時丐者之長曰團頭』。[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