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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永坤
先生姓章，原諱學乘，字枚叔。後易名為炳麟。嗣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名諱以號行，世人稱之為『太炎先生』，自稱則曰『炳麟』。祖籍浙江餘杭（今屬杭州市），生於1869年，卒於1936年，享春秋六十有八。先生是民主主義革命家、思想家、語言文字學家、經學家。先生的這幾種身份概括起來可以說就是革命家和學者，並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先生幼年即受家學薰陶（七至十六歲先後受外祖父、父親、長兄的訓誨），在文字、音韻、訓詁方面，受過極其嚴格的訓練。且因應童子試時發病而得以不再為科舉考試作八股文耗費時間與精力，從而專心學業，打下了雄厚的學術根基。他先後用了三年時間，通讀了【學海堂經解】和【南菁書院經解】共兩千八百餘卷。弱冠至杭州，入詁經精舍，師從名儒曲園俞樾，前後學習達八年。他遍讀經史子集，尤其留意於明清之際學者的著述。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一姓興亡輕，民族盛衰重』的見解，對他啟發很深，且影響了一生，從而成為他作為革命家、思想家的思想行為的一條主線；加之，聽了、讀了清代多起文字獄大案資料，更強化了他辨『華夏、夷狄』的傳統士子的意識。先生幼年及青少年時期刻苦讀書、研習經典這一番『扎硬寨、打死仗』的功夫，使他成為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思想家、學術偉人。而先生壯年，正值國勢衰頹、列強肆虐、清廷腐朽、民生維艱時期。其時西學東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譯作不斷湧現，先生廣泛地涉獵了這些譯作，尤其是近代德國哲學。為了鑽研佛教經典，他還通曉了梵文。在救國圖存的潮流中，先生視界廣闊，起點高遠。所以當他得知孫中山蓄志推翻清廷時，立即引起共鳴。1896年底，他不聽老師俞樾的勸阻，離開了詁經精舍，到上海汪康年任經理的【時務報】擔任筆政，投身維新運動。從此，開始了他近三十年艱辛而曲折的革命家的生涯。先生個性極強，從投入維新運動之日起，一旦發現對方的主張、思想與己不合，便毫不含糊地與之分手。其時，先生雖贊成『維新』變法，但反對康有為的『神道設教』――康氏把孔學宗教化，而康梁門徒又把康氏教主化，諛稱之為『聖人』。先生直攻其妄，招致康梁門徒的圍毆，因此憤而離滬返杭，開始撰寫駁康氏名作【新學偽經考】的論文。只是出於顧全當時政局的大勢，才聽從了同鄉著名【周禮】專家孫詒讓的勸告而中斷了寫作。但這並不表明先生與『新孔學』的妥協，相反，從此先生與康梁『改良派』在政治上分道揚鑣，走上了堅決推翻滿清的革命道路。在此期間，先生組織『興浙會』與譯書公會，創辦【譯書公會報】並出任主筆。此後，先生不僅研讀西方學說，且自己譯過西作。『百日維新』失敗後，『戊戌六君子』被殺害，先生以曾任【昌言報】主筆故，被清廷列名通緝而避走台灣，出任【台灣日日新報】特約撰述。次年的五月，先生東遊日本，首次與孫中山先生會面；當年七月返國後，由滬轉浙。因宣傳革命，1900年至次年底，先生多次被清廷指名追捕。1902年初，再度赴日避難，與孫中山先生共商革命大計。四月，潛回鄉裏。1903年，應蔡元培邀請，赴滬至愛國學社任教職，且經常發表演說，鼓吹革命。期間，結識了因在日剪掉湖北留日學監辮子而被迫秘密回國的鄒容，隨即與鄒容、張繼、章士釗一起結為兄弟。不久後，先生寫定並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文中石破天驚地直斥光緒皇帝為『載小丑，不辨菽麥』；且在為鄒容【革命軍】作的序中稱【革命軍】為『義師先聲』，是震撼世界的『雷霆之聲』。因而清廷恨之入骨，勾結租界工部局，逮捕了先生與鄒容，悍然判處先生監禁三年、鄒容監禁兩年，罰作苦工。這就是上個世紀初轟動中外的『蘇報案』。爾後鄒容瘐死獄中，先生則在監禁期滿出獄後，由孫中山先生派來的使者陪同，再次赴日，並在日本由孫中山主盟參加了同盟會，接任【民報】總編輯和發行人。先生與黃興一文一武，成為孫中山的左膀右臂。同時，他還建立了國學振起社，講演國學，前後演講五年，至武昌起義消息傳至東京時，始中斷講業。後來在中國現代史上聲聞遐邇，並在許多領域產生重大影響的黃侃（字季剛）與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兄弟，以及錢夏（字季中，後更名為玄同，又自稱疑古玄同）、許壽裳（字季芾）、朱希祖（字逖先）、龔寶詮（字未生）等人，就是這段時期登章先生之門而入其室的。
辛亥革命前後，先生忽光復會，忽同盟會，與孫中山先生分分合合，箇中是非與緣由，難以備述。但他們還是合時多而分時少。民國元年（1912），先生出任孫中山總統府的樞密顧問。民國三年（1914），在北京大鬧袁氏總統府。民國四年（1915），反對袁世凱稱帝，曾在被袁氏軟禁之室大書『速死』二字高懸於壁，以示決不與帝制共存。其時先生長女隨侍在側，憂其父為袁氏軟禁而自縊，先生以絕食方式，以生命與袁氏抗爭。在此期間，先生收了日後亦有大名的吳承仕（字簡齋）為弟子。民國六年（1917），先生反對『辮帥』張勳復辟，參與孫中山先生發動的『護法戰爭』，並出任孫中山大元帥的秘書長。1919年後，先生反對護法軍政府與北洋軍閥政府妥協議和而主張聯省自治。民國十一年（1922）春夏之間，先生應江蘇省教育會之邀主講國學。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四年（1925）三月逝世，先生寫了38字輓聯哀悼之，比孫先生為孫權，讚譽其光復之功。爾後兩個多月，發生了『五卅』運動，先生發通電，要求收回租界。同時反對馮玉祥聯俄，主張打倒『赤化』，反對蔣介石組織北伐（反『赤化』矛頭也是針對蔣介石）。這些是先生嚴辨『夷夏』的必然行動。但先生應軍閥孫傳芳之邀，就任修訂禮制會會長，行『投壺』禮一事，別說世人不理解，即使他的門弟子們也不得不『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了，於是有兩位重複了二十年前先生做過的事：寫了【謝本師】（『謝』者，告別之謂也，引申為絕裂）的文章。其中一位，在編自己集子時，與先生編自己文集時一樣，將其刪掉了；另一位就是後來當了漢奸的周作人。但在其發了【謝本師】十多年後，他被報應似的亦為其學生『謝』了一回。當他投敵任偽職的消息傳出後，魏建功、臺靜農等周之昔日學生，也寫了同類文字。2001年江蘇教育出版社的【魏建功文集】第五冊，就有一篇【對周作人〖謝本師〗的果有其人】的宏文。三代學人『謝本師』，說來是近代學術史上的一段掌故，卻折射着當事者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思想狀況與人生追求。不過，第一位被『謝』的俞曲園（樾）先生，最多是思想陳舊的遺民意識而已；第二位被『謝』的章先生除了好古太甚而外，似乎也說不上別的什麼罪名，頂多不過是『食古不化』罷了；第三位被『謝』的周作人，卻失去了民族大節，被『謝』到釘在歷史恥辱柱上了。
1927年『四•一二』後，上海特別市黨部呈請國民黨中央以『第一名學閥』名義通緝先生。1928年底，先生抨擊國民黨以黨治國是攫奪國民的政權，應予以討伐。上海市再次要求按『懲戒反革命條例』對先生予以通緝。1931年，『九•一八』事變，先生對蔣介石、張學良拱手將東北讓日本佔領很不滿。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爭，先生與熊希齡等人組織了『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通電要求國民黨各派系，或聯合全民總動員以收復失地，或召集國民會議，產生救國政府。1932年2月20日，先生倉促避兵離滬赴北平，5月23日由平返滬，期間先後在民國學院、燕京大學、中國學院、平民大學等院校演講代議制及國學問題。先生操吳方言，故在平的幾次講演，均由先生入室弟子、其時亦避兵禍在平的黃侃代為『重宣』（即以『官話』重複之）一過。在平數月，先生的門弟子黃侃、吳承仕、劉文典、沈兼士、錢玄同等人經常趨問、隨侍，其再傳弟子魏建功、陸宗達，亦由各自的老師引見。期間，先生會見了政要張學良、熊希齡，學人陳垣、楊樹達、徐悲鴻等人，議政論學，未嘗或停。由平返滬途中，經山東而至青島講學。返滬次年，與馬相伯聯合發表宣言，痛斥日本炮製偽滿洲國；先生批評國民政府勇於私鬥、祛於公爭，置外敵入侵於不顧，以『剿共』為名，實系慈禧『寧贈友邦，勿與家奴』之翻版；他支持馮玉祥抗戰。是年一月，國學會在蘇州成立。先生曾兩次赴無錫國學專門學校講學，並於1934年秋移居蘇州。不久，就發起開辦了章氏國學講習會。次年正式收錄學員，且先開了九期星期講演會；爾後，又移挪國民黨中央黨部所贈醫療費一萬大洋作為講習會經費，增設校舍。說起這筆經費，倒也可使世人看到先生慧黠的一面。1935年3月16日黃侃得先生電云『鼻衄』發作，隔日黃以先生電示丁惟汾（字鼎丞，早期同盟會員，民國後國民黨政要），28日丁告黃受蔣介石命贈先生一萬元療疾，然怕被拒難堪，請季剛同往致送。待季剛與丁惟汾3月29日赴蘇州章府面見先生後，始知先生是『無病稱病』。先生寫【謝中央黨部信】時認為『萬元』字樣淺率，與季剛斟酌用詞時，季剛建議用『甫田之數』（按：【詩經•小雅•甫田】中有『歲取十千』語，『十千』即一萬也）。辦講習會的同時，還創辦了【制言】半月刊。次年冬，北平發生了『一二•九』運動，先生以為『但問今日之主張何如』，而不必論其平素加『共產』頭銜以武力制止。次年6月初，先生病篤，草遺囑云：『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1936年6月14日，先生遽歸道山。先生生前屢遭非議，而身後極盡哀榮――國民政府為之發佈國葬令。先生的兩位及門弟子錢玄同、魯迅對先生一生作了合乎實際的評價。錢玄同為先生作了兩副輓聯，其中一副114字的輓聯云：『纘蒼水（張煌言）、寧人（顧炎武）、太沖（黃宗羲）、姜齋（王夫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逐客帝，光復中華，國土雲亡，是誠宜勒石紀績，鑄銅立像；萃莊生（莊周）、荀卿、子長（司馬遷）、叔重（許慎）之道術於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卅年，期欲擁護民彝，發揚族性，昊天不弔，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無聞。』魯迅則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的紀念文章中說：『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先生逝世後戰事不斷，靈柩一直暫厝於蘇州邸宅之中，直至1955年，始據先生遺願，遷葬於杭州南屏山北麓之張蒼水（先生之鄉先賢張煌言，浙江鄞縣人，南明大臣，抗清兵敗後居家被害）墓的東南。『十年動亂』的1966年秋天，被掘墓暴屍。1981年，先生墓得以重新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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