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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學術論壇 俞陳在清華園共事始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俞先生受聘初到清華園時，而陳先生已先二年於一九二六年即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教授。從二八年至三七年盧溝橋變起，兩人相處時間約八九年，因中間俞先生曾休假出國。抗戰起陳先生隨校南遷，而俞先生是年恰好又逢例休假，故一直滯留北方直至日寇投降。當二八年俞先生未入清華時曾為陳先生楷書寫唐韋莊【秦婦吟】卷子。盧溝橋事變先一年（三六年）陳先生始撰成【讀秦婦吟】，後又改題【秦婦吟校箋】。此文首言『戊辰（即一九二八）之春，俞鉻衡君為寅恪寫韋端己秦婦吟卷子，張於屋壁。八年以來，課業餘暇，偶一諷詠，輒苦不解，雖於一二字句稍有所校釋，然皆瑣細無關宏旨，』云云，中間復說又就詩中疑點與俞先生商酌，是二人在清華園共事，有時共游西山勝景（俞先生年譜並詳記），而談論文事的時候亦必甚多。韋端己【秦婦吟】成為二人共感興趣的話題，而尤為微妙的是俞先生於晚年再就此詩撰文就正於陳先生，可以說二人交誼見於記載以【秦婦吟】始，亦以此詩終，說並詳下。
論俞陳二人須從其家世談起，這樣才能看出他們的成就的不同，以至見解上有更大的差異。
寅恪先生生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俞先生生於光緒二十六年，亦即公元一九○○年本世紀之初了。這十年的間隔所造成他們處世的不同是巨大的。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八國聯軍入北京，西太后和光緒帝奔西安，對於年齡已十一歲的陳先生是不能沒有感覺的，而此時的俞先生尚在襁褓之中。陳先生十一歲時，祖父陳寶箴去世，中日甲午戰爭、馬關和約、戊戌變法失敗，祖父並父遭嚴譴，這些在陳先生幼稚心靈中也不能不留下印痕。所以在【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中自云『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識數十年間興廢盛衰之關鍵。』對於陳先生是家史而兼信史，即他畢生對於歷史的認知是建築在這一基礎上的。俞先生則不然，曾祖曲園老人（俞樾）為一代儒林宗碩，父俞陛雲，光緒二十四年殿試一甲三名（探花），上世與政局無大關係，也不是仕途上的人物。所以曾國藩雖深賞俞氏『花落春猶在』詩句，而對陳寶箴的賞識又是在另一層次上，即難得的吏材。這樣，俞先生後專志文學，雖出於稟性，亦由於家學淵源關係。至陳先生治史卻可以說是和他的家世關係分不開的。當光緒二十八年，陳先生隨兄師曾東遊日本，遇教士李提摩太於上海，教士作華語說：『君等世家子弟，能東遊，甚善。』這裏世家子弟是一個明確的社會某一階層的標誌，非泛泛稱謂。所以俞陳是同屬於社會的上層，但背景卻不同。
俞陳童時俱喜讀吳梅村詩，而具有巧合意味的是他們晚年所研治的領域中又焦點都集中於吳詩，這一點是有着可以揭示的內容。陳先生【編年事輯】云十歲居南昌『偶隨父夜訪書肆，購得尚有錢牧齋序文之吳梅村詩集，』而俞先生亦於晚年憶兒時父與長姊講論吳詩，彼時尚不甚明了，但留有極深印象。
雖然同愛讀吳梅村詩，但在詮解吳詩中，側重點或角度的不同顯示了他們對歷史理解的巨大分歧。
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那就是陳先生肯定吳梅村有故國之思，他的詩揭示了清入關後中國女子所遭受的極大的不幸，而俞先生則着重於吳之降清為以夷變夏，非僅只關一姓之興亡。兩人俱曲諒詩人之苦心，然而俞則不能諒宥以夷變夏這一事實。試略為申論之。
陳先生在考證吳梅村【圓圓曲】寫作年代時，論證【圓圓曲】實與梅村另首詩【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為作於同一年代，換言之【圓圓曲】之寫作是由卞玉京向吳梅村傾訴其後來淪落情形引起的，所以【圓圓曲】並非如世人所認為只是寫吳陳二人悲歡離合情事，亦不只是為諷刺吳三桂而作，這首詩包含建州入關後江南女子以及秦淮佳麗受凌辱劫掠的悲慘遭遇。陳先生【柳如是別傳】要旨在表揚柳氏沈湘復楚的奇志，同時也在在對當時佳麗名姝所遭受的不幸寄以無限同情。所以陳先生實以史家之具眼而兼有詩人大慈大悲的心來寫這本書的。
平伯先生晚年亦有零篇散論涉及吳詩，文不多，但意極深遠。此數文有關於【蕭史青門曲】，虎丘的劍池，還有全集失收的關於【圓圓曲】二文，此外自作詩【越女二首】及【續越女二首】都與西施有關，也就是與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有關。此中實包含着俞先生晚年對於歷史的看法。
唐人有以詩詠西施的說：『賤日豈殊眾，貴來方悟稀，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西施去吳，身價大不同，昔年的浣紗女伴只有對之另眼看待了。俞先生說近代的陳沅（即圓圓）其地位的變化亦猶古時的西施。這在吳梅村【圓圓曲】中寫得很清楚。吳詩以陳沅為西子後身雖似讕言，卻也有其道理。俞先生以為問題在吳氏降清，是以夷變夏，豈僅只是一姓的興亡問題。千秋殷鑑，也是衰盛的關鍵所在，這是讀史人應當深思的。所以圓圓之所以為傾國傾城者，意實別有所在。女伴的羨妒無與於興亡的事。圓圓作為傾國傾城的事是由於吳三桂引建州入關。這是俞所亟亟強調的。俞先生的解釋使【圓圓曲】的主題由以卞玉京的傾訴轉移到對中國來說極沉痛的興亡感上。這即是俞陳見解分歧所在。
要解釋何以有此微妙的分歧，就要從他們二人家世不同來尋找。明清易代之際中國士大夫無不有故國之思，甚至懷有規復中原之心。到順、康之後這種形勢有了變化，一面是時間的推移，另一面是新朝開科取士，這自然給讀書人一個正當的出路。所以錢穆氏在論龔定庵時說定庵知有變法而不知有夷夏，這道理就是因為定庵只知有乾嘉而不知有順康，換言之他已遠遠地離開明清易代之際士大夫所懷有慘痛的亡國感了。歷史是一長河，到了陳先生的時候，前面已說過他的家世是和當時的朝局當時的歷史分不開的。所以他表彰錢柳的復明活動，而卻不具有俞先生至今日對於建州入關的興亡感所懷的如此深切的感受。
俞先生在其書札中（致葉聖陶）說陳先生長期失明，由他人協助終成巨製【柳如是別傳】，但在信札括弧內復加說『言其努力，弟不欣賞』（見全集卷八，頁 390）。語焉不詳，但可以斷言俞先生對【柳如是別傳】的主旨是不以為然的，其癥結應當就在於夷夏問題上，即建州入關是以夷變夏，而此點【別傳】卻未遑論釋。在另一處俞先生對於王靜安【圓明園詞】和其後陳先生【王觀堂先生輓詞】俱用漢家一語有微詞，俞雲陳詩『漢家之厄今十載』，是以漢家指滿州，借漢喻唐白居易【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固有，但是以漢家喻滿州豈非以夷為夏乎。這是有違春秋大義的。對於王陳這兩首傳誦一時的長詩，俞先生卻有此不同看法，可知他特別在晚年對夷夏之防看得何等重要，這種歷史觀點是潛在意識的反映，同時也是多義的，而在表面上卻只是反映為對吳梅村詩的耽愛與賞識而已。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北方各校復員，陳先生亦於劫後重返清華園，在此期間俞陳二人僅有一二次晤面。以後政局變化，陳先生又再度南下，執教於中山大學。這是俞陳最後一次分別，俞先生於一九七五年重檢出陳先生所贈【秦婦吟校箋】再撰成讀後文，寫此稿時陳先生已於一九六九年去世，故文云：『偶檢塵封，得此小冊，幾度滄桑，先後將五十載。寅恪久已下世，雖有愚見，就正無由，誠不勝回車腹痛之悲，懸劍空壠之恨矣。』云云。五十年的交誼至此結束，在清華園最後一面雖是生離實是死別。
清華園俞陳二老是最受人尊敬的學人，如今典型凋謝，令後人懷思不已。有着他們那樣的學識，又有着數十年的交誼，然而卻在歷史見解上顯示歧異，這就是所謂存在決定意識。(鯤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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