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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鳳凰網歷史 就以上中國古代社會的演進程序看來，中國考古學可為社會進化的比較研究者，提供一些重要的新材料，甚至可以做出自己的貢獻。最近十數年來，美國人類學家對社會進化理論的興趣明顯增加，許多考古學家嘗試着把這些理論運用到世界各地的考古材料中，他們的關注焦點主要是國家起源的問題。在這些討論中，很少人使用中國的材料，因為除了馬克思主義的模式之外，中國的古史材料還很少用一般比較的人類學的觀點處理過。我們不妨看看現在討論的三代的考古材料，怎樣和社會進化理論和國家起源的問題聯繫起來。
當代美國考古學界最流行的社會進化理論，是塞維斯（Elman Service）的四階段論，即游團（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國（State）的進化理論。
儘管中國的考古序列仍有一些重要的缺環，但是至少在我看來，和塞維斯的概念還是合拍的。不過三代究竟是劃歸酋邦還是劃入國家，仍是個問題。酋邦和國家在理論上的區分很清楚，但在兩者的接觸地帶，只存在某一些標識的數量多少問題，實際上往往難以區分。依據桑德斯（Sanders）和普萊斯（Price）的研究，酋邦的主要特徵是其政治分級和親屬制度的結合，而國家的主要標誌是具有合法的武力。這個區分，傅蘭納裏（Flannery）做了進一步的更清楚的說明：
『國家是一種非常強大，通常是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具有一個職業化的統治階段，大致上與較為簡單的各種社會之特徵的親屬紐帶分離開來。它是高度分層，與在內部極端分化的，其居住形態常常基於職業分工而非血緣或姻緣關係。國家企圖維持武力的獨佔，並以真正的法律為特徵；幾乎任何罪行都可以認為是叛違國家的罪行，其處罰依典章化的程序由國家執行，而不再象較簡單的社會中那樣是被侵犯者和他的親屬的責任。國民個人必須放棄用武，但國家則可以打仗，還可以抽兵、徵稅、索貢品。』
依照這種看法，國家的必要條件有兩個：在國家組織上血緣關係由地緣關係代替，擁有合法的武力。拿這兩上標準衡量商文明，我們發現後者適用，前者不適用。那麼，商代是否已經達到國家社會的水平？桑德斯在討論中美由酋邦向國家的過渡時，曾用建築規模作為考古學上區分兩者的標準：酋邦的首領能夠使用強迫勞動力為其建造廟宇和墳墓，但是只有國家元首才可以強迫勞動力為其建築居住用的宮殿。這裏的問題是，宮殿的規模怎樣定義。商代的宮殿、廟宇和墳墓都有很大的規模，但就建築的規模和永久性看來，商代的宮殿遠沒有秦漢以後的宮殿氣魄。如此說來，商代是酋邦而非國家社會嗎？這樣的結論未免有點荒廖。因為無論從合法武力、分級統治或是階級分層來說，商代社會顯然合乎國家的定義。換言之，商代的考古資料使酋邦和國家的區分產生了定義上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有兩個。一是把商代社會視為異於常規的變態或例外，就像弗裏德曼（Friedman）那樣，把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分配政權的古代國家稱為『亞細亞式的國家』（Asiatic state）。第二種方法，是在給國家下一般性的定義的時候，把古代中國的材料考慮在內，也即重新估價血緣和地緣關係的相對重要性。三代考古在社會進化一般理論上的重要性，當然只有在後一種情況下才能顯示出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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