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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唐宋時期中國的貿易逆差就更為明顯，這個時期中國貴金屬的極度稀缺據說就與此有關。貴金屬之外，當時中國一般通貨的大量外流更蔚為大觀，從『開元通寶』到宋代制錢，都曾廣行於周邊地區，幾成『國際通貨』，有似今日美國以美元支付逆差的結果。所謂『兩蕃南海貿易，（錢幣）有去無還』；『北界（契丹）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矣』；『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金銀銅錢之類，皆以充斥外國』；『泉州商人……載銅錢十餘萬緡出洋』；等等、等等。有趣的是:當時的一般趨勢是中國經濟越繁榮，通貨輸出越明顯，而在經濟衰敗時期便會出現通貨回流。如宋金對峙時代南宋錢幣長期北流入金，但到南宋末的最後數十年間，卻出現了錢幣回流現象。
實際上，農業時代世界史中相對發達地區貿易是逆差、通貨純流出的現象是大量的，相反的事例反而較少。在漢帝國黃金流向西域的同時，羅馬帝國的黃金也在向東流。早在共和晚期，為了與東方的交易等用途而流出的黃金便多得據說『可與19世紀加利福尼亞大淘金相比』，以至於引起金荒，一度使羅馬元老院下令實行黃金出口管制。帝國時代與東方的奢侈品貿易耗費的金銀更多，據普林尼記載，當時流向東方的金銀總值達到每年一億塞斯退斯之多。而當時作為羅馬最大富豪之一的普林尼全部年收入為一百萬塞斯退斯，一所科路美拉式莊園初始地價才7000 塞斯退斯，房價最貴的意大利地區60%的建築價格都在2-20萬塞斯退斯之間。相比之下每年一億的外貿逆差實足驚人。西亞、中亞和印度這片地區成了吸納羅馬和秦漢這東西兩大文明中心流出之貴金屬的貿易大『順差』地區，而穆罕默德之前六個世紀的不毛之地阿拉伯也是普林尼所說吸納羅馬黃金的主要地區之一。這難道可以證明這裏當時的經濟是世界第一，而羅馬與秦漢兩大帝國反而是『邊緣』麼？
在弗蘭克此書論述的16-18世紀，西歐不僅對印度、中國的貿易是逆差，對世界其餘地區例如東歐、俄羅斯的貿易也是如此。用布羅代爾的話說:
（西歐）貴金屬也經由波羅的海流向東歐。這些落後國家為西方提供小麥、木材、黑麥、魚、皮革、毛皮，但很少購買西方的商品。實際上是西方逐漸促成這些國家的貨幣流通。世紀與（俄羅斯）納爾瓦的貿易便是一例，年英國人在（俄羅斯）白海港口阿爾漢格爾斯克開創的貿易是又一個例子。世紀聖彼得堡的貿易也屬於這種情況。必須注入外國貨幣，才能指望俄國輸出西方期待的原料。荷蘭人執意用紡織品、布料和鯡魚支付貨款，結果他們失去了在俄國的優先地位。
眾所周知，這個時期正是俄國彼得大帝大力倡導西化改革之時，而按弗蘭克書中的邏輯，俄國向西方大量輸出『但很少購買西方的商品』便證明它比西方先進很多，那彼得一世就可以說是『龍王』學習『乞丐』的曠古未聞之大傻帽、是使國家由『先進』變落後、由『中心』淪為『邊緣』的歷史大罪人了。
同樣按這個邏輯，明清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因此她是世界第一。那麼我們怎麼評價秦漢唐宋？那可是大量通貨流出中國的時代，是大量外國商品傳入中國的時代，是『貿易』大量逆差的時代。如果用這種尺度評價，那兩千多年中華帝國歷史的大部分便成了大衰落的時代，一無可取的時代，龜縮於『世界體系之邊緣』的時代，只有到了明清間的這幾百年，才曇花一現，忽然崛起為『全球經濟中心』，爾後又莫名其妙地忽然衰落。同樣根據這種尺度，全部產生於明以前的中國四大發明，以及恰恰出現在弗蘭克講的西方『邊緣』時代的產業革命前後科學技術的諸多突破都不知有何意義，而處於『世界體系中心』地位的明清王朝（也許還有明以前的西方中世紀？）又不知為什麼在技術、制度與文化上都找不到什麼突破--這樣的邏輯能讓人信服麼？
應當看到，近年來在『重新發現東方』的時髦中經濟史學界除了『貿易主義』（應譯為重商主義）尺度外，也還有證明『東方』先進的其它研究成果。如從人口增長、勞動生產率推算等方面取得的的進展，王國斌、李伯重等的研究就是如此。然而弗蘭克在這方面汲取的東西很少，他的基本立論幾乎完全建立在外貿順差這一點上，此書中譯本取名【白銀資本】（據說這個書名徵求了弗蘭克本人的意見）即因此而來。但是，即使考慮到重商主義之外的這些研究，是否就能得出『重新發現』者希望得出的結論，也是很可疑的。因為歷史上人口、土地、產量、生產率乃至生活水平的考證十分複雜、因而爭議極大，尤其涉及兩相比較時更是如此。許多『重新發現』都是有爭議的。倒是在外貿格局方面的確爭議不大--如前所說，明清白銀大量流入是誰都承認的常識。但從這一常識中能得出什麼結論則是另一回事。正是在這一點上，弗蘭克豈止是激情有餘而論證不足，他幾乎是只有激情而無論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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