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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浪博客 因此，西方存在着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科學傳統，也有着一個自覺地人文價值傳統。塵世的幸福只能是短暫的，而人要洞察生死，跳出輪迴，只能拋棄塵世的一切，進入上帝所屬的領域。而這些只有克制肉體所產生的一切欲望才能成為現實。於是，在基督教信仰支配下的西方人，善惡問題也就成了一個大問題。而善惡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信仰來實現。康德說的好：給我物質，我能撬起整個宇宙，但是科學定律連一個毛毛蟲的生命運動都不能解釋。科學不能侵染信仰和價值的地盤，因為那是人的全部尊嚴之所在，人生的意義哪能通過因果關係推論而出？於是，事實和價值、理性和信仰、知識和智慧就如同兩條平行線，各自按照自己的遊戲規則在西方文明史上演繹着。也許，它們只有在上帝處才能真正的融合，但偷食禁果的原罪使得二者的融合永遠是一個無限的延期，正如在現實生活中，兩條平行線永遠無法相交一樣。
無論是早期理性（柏拉圖）和感性（亞裏士多德）的對立，還是中世紀爆發的理性與信仰之爭，還是近代的經驗論和唯理論的對峙，還是英美科學主義和歐陸人文主義的劃分，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西方的兩大傳統。儘管西方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大傳統融合或者一邊壓倒另一方的現象，但二者的調和卻沒有真正讓人看到希望。也許，二者的深層衝突是人的二元化存在的本體論事實，在於肉體和靈魂的二律背反。
所以說，西方有一個『仁』的傳統，也有一個『智』的傳統，但二者的劃分是明顯的，特別是康德以來，事實和價值的區分已經成了西方學者一個自覺的追求。科學只能停留在現象界，一旦跨入本體界就會造成令人尷尬的二律背反，因為本體論的問題（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等等）根本不能形成知識，因為沒有任何經驗可以提供。所以，上帝存在根本不是一個知識問題，而是一個信仰問題。安瑟爾謨的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不過是理性超出了自己地盤的非法運用。同樣，在本體領域內也不能形成知識，否則就是迷信或者教條。我們不能在科學領域內談人生，同樣，我們也不能本體領域內談科學。該歸上帝的歸上帝，該歸撒旦的歸撒旦，二者只能在各自的領域內行事，不能互相僭越。
事實是事實，價值是價值，二者並存單卻互不染指。反映在現實生活中，西方人很容易將二者分開，且能表現出驚人的寬容。比如，研究馬克思的人未必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也不能苛求其必須信仰馬克思，然後才有資格去研究馬克思。相反，一個人信仰馬克思，我們也沒有必要要求他必須熟讀馬克思的全部著作。一個婚姻愛情方面的專家，我們沒有必要苛求其本人的德婚姻多麼幸福。一個宣揚美德的人，我們也沒有必要苛求其本人的道德多麼高尚。西方人在這方面劃分的很清楚，培根寫了那麼多關於人生的經典散文，但他在現實生活中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小人；海德格爾這樣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還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歷史，無論和阿倫特的愛情，還是其為納粹效力，都成了其人格的污點。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其哲學家的地位和影響。
同西方人相比，我們中國文化好像在『仁』與『智』之間並沒有設立涇渭分明的界線。雖然『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但由於自身文化的這種相內追求的特質，造就了中國人自身的文化取向和價值傾向。
錢穆先生曾經說，中國文化，『一天人，合內外，六字盡之』。在錢穆先生這裏，中國的文化，用這六個字就說完了。其實，中國文化還可以用四個字來表示，那就是『倫理世俗』。這四個字其實和錢穆先生的六個字其實並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從兩個層面揭示了中國文化的特質。也正是因為這種特製，中國文化沒有演繹出獨立的『智』的傳統，也沒有一個明顯的『仁』的傳統，而是『仁』與『智』、『道』與『術』、『內聖』與『外王』的相互糾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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