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史學研究的瑣碎化

  來源: 光明日報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史學研究，就其積極方面而言，可謂研究手段不斷創新，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究其原因，從知識需求看，中華民族的迅速崛起，促使人們着力追索古聖先賢們思想和實踐的足跡；從文化需要看，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呼喚史學煥發其內在蘊積的文化推動力；從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看，中國史學歷經20世紀以來百餘年的探索，漸漸走上健康發展之路。然而，近20年的史學研究，成績雖然突出，但問題也是存在的，因而反思尤為必要。理性的梳理與省思，有利於我們客觀審視史學發展的基本軌跡、發展規律、共性問題、改革契機和未來出路，從而更好地應對各種挑戰，更為充分地發揮史學的鑑往知來功能。
  

    疏離『宏大敘事』語境下的瑣碎化傾向


    20餘年來，反思歷史研究中的『宏大敘事』之風儼然形成一股思潮。其積極影響在於促進了歷史研究的具體化、客觀化和科學化，歷史研究的空間也隨之大大拓展。然而，研究選題的瑣碎化傾向也隨之出現。
    考諸史學界反思和疏離『宏大敘事』學風的原因，蓋有如下三端：一是不滿足於過去一個時期以來史學研究對意識形態的簡單認同和機械詮釋；二是試圖彌補史學研究輕忽社會底層歷史的疏漏；三是意在彰顯呼聲日高的史學學科化和科學化訴求。在明晰這些背景後，我們就會對反思『宏大敘事』語境下的史學成就和偏失有一個理性的評估。
    關於『宏大敘事』問題的考察，關乎這樣幾對關係的處理：意識形態與學術訴求、個案研究與整體關照、由微見著與宏觀把握等。這些關係的正確處理，有賴於史學研究主體在紛繁複雜的社會實踐和日積月累的史學探索中用心體會。
    研究對象的選擇，需要考慮諸多因素，舉其要者有：可據材料、學術趨向、社會需求、自身資質等。概而言之，研究對象似可分為二類：一是與學術主流吻合的熱點問題。這類選題有時可依於常見材料，一般與社會政治的關聯程度較高，容易引起學界及社會的關注，亦常引起學界深入而廣泛的討論。但其存在的風險是，倘若研究主體視角俗套、學力較弱，則易流於人云亦云，難有創穫。二是疏離於重大問題的冷僻問題。這類選題往往有賴於罕見資料，其優勢在於：獨闢蹊徑，人棄我取，人無我有，以奇以新取勝，易於就某一問題取得壟斷性的話語權。但其弱點有三：1、罕見材料的獲取，有時端賴機緣，非一般學人所能問津；2、缺乏必要的學術參照，容易流於自說自話；3、疏離社會政治，易使研究自限於象牙塔內。
    從理論層面來看，史學研究對象的選擇並無定規，研究者可根據自身條件、學術環境及資料佔有情況自由選擇研究對象，而且選題的多樣化，一般可視為史學健康發展的重要表徵之一。然而，就操作層面而言，一定時期內的史學研究應該有其時代特徵、人文關注和輕重緩急。也就是說，作為社會活動的參與者，史學研究者在選擇研究對象時，既要考慮學術價值，也應考慮社會價值。准此而論，史學研究對象並非越偏越好，越奇越好，越小越好。我們追求史學的客觀性和獨立性，反對史學流於社會政治的附庸；提倡深入細緻地研究歷史具體問題，反對大而無當的研究選題和虛應故事的鑿空之論。但我們同時必須強調，史學研究主體應該在具體的個案研究中具有『宏大敘事』的視野，不忘整體性和綜合性的關懷。史學的客觀性和獨立性，不應也不能依託於對社會現實的游離。更需強調的是，史學研究者在拒絕『宏大敘事』的高調自標中，不應把糾纏於細枝末節的研究取向當作關乎大道的名山事業。桑兵在論及分科治學下的學術細碎化與整體性問題時說：『歷史既為有機聯繫的整體，歷史的時空聯繫既然無限延伸，從任何一點切入，都必須探察聯繫無限延續的人與事，因而進入之前必須把握整體，進入之後須有整體觀念和眼界，如此才能深入、適當。』（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中華書局2008年3月第1版）此語可謂深中肯綮，發人深思。


    走出價值無涉的誤區


    20世紀80年代，中國史家着力肅清『左』的思想影響，學界對曾經盛極一時、危害深重的強史就我、任情褒貶的學風深惡痛絕。與之相應，史學的『實證性』品質受到史家不同程度的追捧。然而，今天我們也需要省思史學研究的另外一面：強調史學的實證性，是否意味着拒絕價值判斷？
    如何保障史學的客觀性和學科規定性？這是長期以來困擾史學界的一個棘手問題。緣此，主觀與客觀、史料與史學、政治與學術諸般關係，每每糾結不清，欲理還亂。關於史學功能的認知，在經歷了見仁見智的商榷和辯難之後，為數甚多的學人將其簡單地歸結為：考辨真偽、編排材料，讓史實自己去說話。換言之，在有些學人看來，只有拒絕或遠離價值判斷，才能保障史學研究的客觀性，才能穩固歷史學的學科地位。於是乎，在拒絕價值追問和疏離『宏大敘事』的語境下，一些簡單地爬梳和堆砌史料而少有分析和判斷的歷史論著似乎成了等上之品，而一些富有靈性和充滿思辨色彩的論著則被斥為野狐禪或游談無根的等下之作，一時難登大雅之堂。
    有人堅持這樣的觀點：把爬梳和考辨史料的工作留給歷史學，把分析綜合和價值關照的工作留給其他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筆者以為，無論關乎於此的申辯理由如何堂而皇之，最終也改變不了此乃認識誤區的事實。歷史學科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大異，並不表現為前者止於現象描述，而後者需要價值判斷。質而言之，歷史學科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撰述技巧並無天壤之別。現代科學發展史證明，分科治學雖為科學活動的必要前提，但學科融合亦為科學發展的大勢所趨。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究竟如何看待學科邊界和學科滲透，是一個仍需再三再四審視的問題。愚意以為，史學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區別更多表現為時間向度的不同：前者側重於較為久遠的往事，而後者側重於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事件。或者有人會說，由於研究對象年代久遠，史學研究者必須投入更多時間於史料搜集，並需對其進行審慎的考訂與編排。實際上材料考訂工作，是全體人文和社會科學工作者所必需的。在『考』與『釋』方面，二者之異僅在各有側重，而非或有或無。尤需指出的是，史學發展史業已證明，史事的鈎沉和描述，是史學研究所必須，而非史學研究之全部。
    歷史是對人類曾經發生過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活動以及民眾社會生活的記載。史家的責任在於從這些紛繁複雜的歷史記載中爬梳出具有邏輯關聯的，能夠指導人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和現實人生的知識體系。時至今日，雖然人們已然不必接受『法先王』的約束，但這並不意味着今人不再需要從過往歷史中找尋應對世事的智慧。如果我們承認史家的歷史觀念、歷史智慧乃至對社會人生的獨特認知，是現代知識系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我們就應該確認，歷史價值判斷是史學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環節。這一環節的缺失，必將意味着史學學科的不夠成熟和史學功能的漸次弱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史學研究領域中的疏離價值關懷之風之所以大行其道，主要原因乃在於：
    首先，與史學界試圖矯正中國學術傳統之內在偏失有關。中國學術素有經世致用傳統，史家多自覺將自己的學術旨趣與國家社會之命運相維相系，每以干預社會、指導人生為學術起點和歸宿。然而，這種傳統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每有過強之主觀預設，常因左右於現實需求而強史就我，從而使研究活動的客觀科學性受損蒙塵。疏離或拒絕價值判斷，似乎是避免這種負面影響的終南捷徑。
    其次，與晚近以來的學術趨向有關。20世紀90年代以來，重建學術規範運動方興未艾，這無疑是由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學術訴求與價值判斷之關係應該是辨證統一的，但在史學研究領域，卻又出現了兩者關係緊張的偏失，似乎只有讓史實本身去說話，不加任何價值判斷，才能保證研究活動的學術性。與之相應，在選題方面，有人也儘量着力於那些瑣屑而生僻的研究對象。由此，為數頗多的史學論著滿足於現象描述，無意於意義闡釋，疏離於價值判斷。如此標尚，隱含着將使史學益趨邊緣化的風險。
    歷史學家克拉克認為，『一部歷史書與僅僅是一堆有關過去的報道之間的區別之一，就是歷史學家經常運用判斷力』。『就歷史學而言，我們可以斷定，如果說它是一門科學的話，它是一門從事評價的科學。』（[英]克拉克主編，張文華等譯:【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此話道出了史學之主旨。所以，當今史家始終都應保持這樣的理性：當我們強調具體入微的實證研究時，主旨乃在反撥歷史研究方法的教條化和研究內容的空泛化，而非抵拒價值判斷，倡導述而不作。


    結     語


    客觀評估理論對史學的指導意義，是矯正上述史學實踐偏頗的題中應有之義。晚清以降的中國史學發展路徑說明：理論指導是史學煥發生機和走出困境的重要助力。毋庸諱言，在唯物主義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拘泥形式、程式固化、機械套用、主觀臆斷、以史就論諸多問題。然而，這些問題的存在，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唯物史觀指導本身。拒絕理論提升的歷史研究是沒有生命力的。歷史學發展的自身邏輯要求其超越『實證』，對已經取得的初級成果進行理論的概括和抽象，從而揭示更為深刻的歷史內容。
    史學研究大致可分為考史、撰史與論史三大類別。100多年來，中國史學一直在『考據』與『義理』間徘徊（王學典、孫延傑：【實證追求與闡釋取向之間的百年史學――兼論歷史學的性質問題】，【文史哲】1997年第6期）。我們應該認真思考隱藏在這種學術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跳出史實考辨與意義闡釋非此即彼的怪圈，尋找兩者之間的理想契合，讓史學成為一個既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又相對獨立的人文學科。它的研究成果應該使人有所信、有所思、有所悟、有所樂。  


    （作者侯春燕單位：國家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