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黨的文獻 兼述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前周恩來和瞿秋白在莫斯科的活動
2002年8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獻集【蘇聯歷史檔案選編】，收錄了萬餘件蘇聯時期的解密原始檔案，涉及到蘇聯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其中，第14卷專題為"斯大林克裏姆林宮辦公室來客登記簿（一）（1924年7月至1939年12月）"。前言說：登記簿是由蘇共中央秘書局的工作人員執筆完成的。他們從20世紀20年代斯大林擔任總書記開始，至30年代末，將這個時期到過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辦公室的人物---蘇聯黨政軍的領導人、著名學者、普通工作人員以及國外黨的領導人等---逐一作了登記。
在這冊來客登記簿中，1930年7月21日來客登記如下：
1、李維諾夫同志，14點；
2、克列斯廷斯基同志，14點30分；
3、米弗同志，16點30分；
4、斯特拉霍夫同志，同上；
5、蘇同志，同上，18點離開。①
米弗、斯特拉霍夫、蘇三人同時被召見的記錄，引起了筆者的注意。中共黨史研究者都知道，瞿秋白曾用過化名"斯特拉霍夫"。查該卷，以該名登記的僅此一處。1928年7月17日，瞿秋白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六大，當選為大會主席團委員，後又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他向大會提交的報告及在大會上的發言都用了"斯特拉霍夫"這個俄文化名。此後他在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書信中，及在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共開展中國革命的兩年中，便經常使用這一化名。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參與了由米夫負責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草案。因此，有理由判定這裏的"斯特拉霍夫"就是瞿秋白，"米弗"就是米夫。該【選編】譯者把"米夫"譯成了"米弗"，可能是由於不知道國內黨史文獻中的通用譯法。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26日，米夫參加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的工作，由他提出的【中國問題提綱】（又被稱為"米夫提綱"），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斯大林在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發表的題為【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講中，多次提到"米夫提綱"。米夫由此聲名鵲起，成了共產國際裏的"中國通"。1928年6月，米夫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此後便經常參與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或是參與起草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
① 【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頁。
在該登記簿中，除了1930年7月21日這次召見登記記錄之外，在1928年2月15日、1930年5月25日及同年7月18日也留有"米弗"的登記記錄。米夫當時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這四次召見前後，中共及其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正處在兩個非常時期。1928年初，是處在瞿秋白盲動錯誤剛結束及中共六大召開前夕；1930年5月至7月，則是李立三的一系列冒險活動從膨脹到發展至頂峯的階段，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乃至共產國際之間意見分歧越來越尖銳的一段時期。在這兩個非常時期，米夫可以說都是一個非常活躍的關鍵人物。1930年7月18日，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核心領導小組召開會議。斯大林、莫洛托夫參加並審議了前述由米夫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草案，經審議，建議米夫參照討論意見，在三天之內對決議再作修改。① 1930年7月21日的這次召見，恰好是在三天之內的最後一天。所以，斯大林的這次召見，是以米夫為主的，他的名字自然放在了第一位。
"蘇"這個名字，在該登記簿中，僅見此一處。查閱中共黨史文獻，也不見有人用過此化名。但筆者發現，周恩來在1960年7月的一次中共中央會議上曾說過一段話："我一九三○年三月動身去共產國際。七月，我見了斯大林，斯大林對在中國進行的軍事鬥爭很重視。當時產生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現一般譯為書記處---引者注）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② 這段話正好與登記簿的記載吻合。1930年3月初，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六大以來的工作；同年7月5日，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代表中共向大會表示祝賀，並應邀在會上作了【中國革命新高潮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7月16日，出席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召開的擴大會議，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雖然關於周恩來見斯大林目前僅見這一條記載，但以周恩來當時的身份和活動，也足以為證了。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該登記簿中的米弗、斯特拉霍夫和蘇，就是米夫、瞿秋白和周恩來。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指出：全國範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準備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目前戰略的總方針"；"佈置以武漢為中心的附近省區首先勝利，是目前黨的策略總路線"。根據這個決議，李立三制訂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計劃與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6月12日，中共中央致信在莫斯科的周恩來並轉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要求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議上確定這一路線"，"並要求國際動員各國支部加緊保護中國革命的宣傳運動"。③
6月19日，共產國際遠東局看到6月11日決議案之後認為不妥，提出周恩來、瞿秋白目前不在國內，中央政治局很弱，應該停發這一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決定堅持發出這一決議。6月20日，遠東局致信中共中央說："在你們代表還在那裏討論時，你們又有一新的決議"；"在國際已快有決定時，為什麼不可以等國際決議，而先發這一決議在支部中去討論，使其贊助你們的決議呢？"④ 提出："如果你們不同意我們目前不發表決議的建議，那麼請你們就此問題請求共產國際來解決。"⑤
① 張秋實：【共產國際、瞿秋白與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年第3期。
②【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8頁。
③【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135、136頁。
④【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頁。
⑤【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頁。
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回信共產國際遠東局，表示不能接受遠東局提出的批評和建議，認為"如果停止這一決議的發出，便是放棄對革命的領導"。6月25日，中共中央寫信給在莫斯科的周恩來，通報了中央政治局與遠東局之間的爭論，說明國內"直接革命形勢的大爆發日益逼近"，"如果是懷疑準備武漢首先勝利的總路線，那末我們是堅決不同意的，務請你向國際力爭"；要求周恩來"即刻動身回來，萬勿遲延"。①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也在緊鑼密鼓地討論、制定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以政治局主席向忠發的名義致信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報告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南京兵士暴動，同時組織上海的總同盟罷工，並力爭武漢武裝暴動首先勝利， 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要求"國際動員各國支部積極進行保護中國革命運動，特別是聯共的積極援助，並派大批政治軍事人才前來加緊指導與工作"；並請"通知恩來、秋白諸同志速歸"。② 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周恩來、瞿秋白出席了這次會議。周恩來還在會上作了【中國革命新高潮的特點與目前黨的中心任務】的報告。7月18日，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核心領導小組召開會議。前文已述及，斯大林、莫洛托夫參加並審議了由米夫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草案，經審議，建議米夫參照討論意見，在三天之內對決議再作修改。
三天後，即7月21日，斯大林在克裏姆林宮辦公室召見了米夫，同時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來、瞿秋白一併召去談話。從斯大林克裏姆林宮辦公室來客登記簿的登記看，這次會見從16點30分開始，至18點離開，有一個半小時。談話的內容，主要應是修改後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草案。此外，根據周恩來的回憶，周恩來向斯大林匯報了中共六大以來中國革命特別是紅軍的發展狀況。斯大林在聽了周的匯報之後，非常重視中共正在進行的軍事鬥爭，並建議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③ 7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開會，經過表決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這就是國內黨史文獻資料中常提到的"共產國際七月決議"。在這個經斯大林認可的決議中，共產國際仍認為中共中央"有着一般的正確路線"。④
7月2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收到中共中央6月11日決議的英文文本。⑤ 可能是考慮到要對這份篇幅很大的決議進行分析並對它提出意見需要一定時間，國際執委會沒有據此對剛剛通過的而且是經斯大林認可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再作補充修改。直到7月3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方復電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評"中國黨的目下路線是盲動精神"，認為目前"中國黨本身的組織力量太弱，不能領導工人群眾的暴動"，要求中共中央停止執行6月11日決議。⑥
而此時在國內，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已進入高潮時期。1930年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討論全國形勢和共產國際來電。李立三在發言中說：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發展趨勢和情形；忠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是一件事，忠於中國革命又是一件事；佔領武漢之後再去和共產國際說話就不同了，等等。⑦ 會議對周恩來還提出了批評，認為他沒有向共產國際報告清楚中國革命的發展趨勢和實際情形，客觀上應負政治上的責任，必須對他進行堅決鬥爭。⑧
①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頁。
②【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上卷，第108頁。
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187頁。
④ 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學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90頁。
⑤ 張秋實：【共產國際、瞿秋白與中共六屆三中全會】，【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年第3期。
⑥ 王健英：【中國共產黨組織史大事紀實1921.7-1937.7】（二），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頁。
⑦【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654頁。
⑧【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188頁。
針對中共黨內特別是黨的核心領導機關中出現的"左"傾錯誤，共產國際執委會一方面給中共中央和遠東局分別發去指示電報，表示堅決反對在大城市舉行罷工和暴動，另一方面決定派周恩來、瞿秋白回國，去貫徹共產國際七月決議的精神，糾正中共黨內出現的日益嚴重的"左"傾錯誤。8月上旬，周、瞿先後動身回國，並先後於19日和26日回到上海。
從上述考察分析看，7月21日斯大林召見米夫、周恩來、瞿秋白，並不是要談中共中央的6月11日決議，就是說，談話主要並不是針對當時中共黨內出現的"左"傾錯誤而進行的。而共產國際七月決議也不是專門為解決中共黨內出現的"左"傾錯誤而制定的。然而由於該決議的形成有斯大林的參與討論和修改，也可以說反映了當時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和意見。因而它也成為周、瞿回國後召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一個指導性文件。所以儘管共產國際執委會在7月30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復電中，對"中國黨的目下路線"提出了批評，並要求中共中央停止執行6月11日決議，但直至8月25日它在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中，仍說共產國際以前"制定的所有決議和指示仍然有效"。① 再者，瞿秋白在召見之列，說明他這時雖然已被解除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但並沒有因此失去斯大林的信任。這是這次召見後不久共產國際能夠派他和周恩來一起回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到國內之後，分別同向忠發、李立三談話，同時籌備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電共產國際，指出國際關於停止在武漢、南京暴動的指示，是"絕對正確的"，"中政局完全同意來電的指示…… 正在堅決的執行轉變"，並說"中央即開擴大會議，接受國際七月決議與這一電示"。② 9月24日-28日，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了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周恩來作了【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和【組織問題的報告】，瞿秋白作了【政治問題討論的結論】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等議案，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李立三在會上也作了自我批評。應該說，六屆三中全會對於立三路線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這也是後來我黨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給出的一個評價。③
①【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9輯，第332頁。
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266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1頁。 （梁化奎/徐州工程學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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