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無一用是書生?

讀顧誠【南明史】，念南渡諸人，頗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慨；其所稽之史實，所得之教訓，不以窠臼之虞而稍有附和，見地頗多，發人深省。

作為一部天崩地坼的痛史，【南明史】對滿清殖民中國之初的暴政考稽嚴謹，有憑有據地還原了那段真實的歷史，這就更加反襯出『閻崇年們』學術的拙劣，良知的泯滅，人格的卑微和品德的可恥。隨着越來越多的人對這段慘痛歷史的了解，出於一種人類所天然具有的情感和民族主義的本能，在漢服同袍之中出現了一些美化大明王朝的傾向。這種過度粉飾明朝的傾向其心可嘉，但自欺欺人，於事無補，反而會妨礙歷史教訓的汲取！實際上，這股風氣是一種不敢正視自身缺陷的弱者心態和『我家祖上也闊氣過』的滿清阿Q精神在當代漢人頭腦中作祟的結果。同時，從這股風氣上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滿清遺毒在當代漢人頭腦中的殘存是何其普遍和根深蒂固，而將其徹底廓清又何其艱難！

顧誠先生在【南明史】中對明末政治，特別是南明弘光等幾個流亡朝廷的文恬武嬉進行了無情鞭笞，深刻揭示了明代中國滅亡的真正原因。顧誠先生深具民族擔當的拳拳之心日月可鑑！但人無完人，鑑於顧誠先生的原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理事長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的體制內身份，故而對滿清入主中國的性質界定還停留在『少數民族政權統一中國』的立論上；且在措辭上對農民軍多有偏好，但史料卻句句引自各地檔案和方志，絕無虛辭。如在【南明史·大順政權的覆亡】一章中顧誠先生就寫道：『【鄧州志】記：「順治二年春二月，李自成屠鄧州。清兵入潼關，自成敗奔鄧州，瀰漫千裏，老弱盡殺之，壯者驅而南下，留精兵三千平城、塞井灶。自武關至襄、漢間，千裏無人煙。」』又道：『康熙四年【通山縣誌】記載，「順治二年五月初四，闖賊數萬入縣，毀戮四境，人民如鳥獸散，死於鋒鏑者數千，蹂躪三月無寧宇。」』對農民軍的暴虐和濫殺據實以錄。

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史可法

^{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史可法}

治史以資政，讀史以鑒今！顧誠先生對明末一些自命清高的官僚士大夫只顧個人稱譽而在國難當頭之際不知變通，加劇政權傾軋和瓦解的行徑進行了深刻反思和貶斥，這對派系林立的當代漢運也頗具資鑒意義。如顧誠先生在【南明史·各地抗清運動的興起】一章中貶斥劉宗周之輩在國如懸發之際竟以清流自居，以手握重兵的高傑、劉澤清在滿清侵略軍南下之際率軍南逃為由上疏：『可斬也！』主觀上雖義正言辭，但客觀上高傑、劉澤清等手握重兵，根本沒有可斬之勢，結果使本已矛盾重重的弘光朝廷更為混亂；至滿清兵臨金華之際，他又拒絕抗清義師的邀請，韜略不為國用，絕食而亡！顧誠先生斥責他說：『劉宗周作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達到了，他一生好名，與其說他是以身殉國，不如說是以身殉名。從征服者的清朝（滿清）來說，自然最欣賞這種表率人物。』是非常發人深省的！

高傑本為李自成部將，綽號翻山鷂，後投誠，累功升任總兵官，為弘光朝江北四鎮之一。四鎮軍閥中高傑痞氣最重，又是事實上與史可法關係最近的，因為大老粗出身的高傑講的是實惠：在他與黃得功的矛盾中，史可法作出了有利於他的調解；對高傑的駐地，史可法也是最照顧的。耶元1645年初，滿清侵略軍主力阿濟格、多鐸部因追擊大順軍而集結於陝西，河北、山東、河南空虛。乘此之機，高傑統兵進抵河南睢州，不料卻被叛將許定國誘殺，高傑軍團即刻陷入困境。高傑死後，所部為其妻刑氏及其子高元爵統領，高營孤兒寡母，劉澤清和黃得功均對其虎視眈眈。當此危難之際，刑氏迫切希望進一步鞏固同史可法的關係，以求庇護。刑氏知道史可法無嗣，便欲將其子高元爵過繼給史可法，這本來是史可法增進同高部將士感情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但史可法卻因高部是流賊出身而恥於與伍，儘管手下力勸史可法，史可法還是不允。刑氏見狀並不死心，特意宴請史可法。席間，刑氏攜子跪拜，史可法連連躲閃。如此三番五次，史可法繞着柱子躲，刑氏領着兒子跟在後面跪，史可法始終不受。次日，高部將領將史可法按在椅子上，刑氏母子再次跪拜。史可法見實在躲不過，才勉強把場面應付下來。但接下來的幾天史可法一直怏怏不樂，他思索再三之後再令高元爵拜提督江北兵馬糧餉太監高起潛為義父，將此事折衷搪塞過去。由於這番折騰，本來與史可法關係不錯的高營不僅沒有與之更進一層，反而日漸生疏起來。高營主少國疑，人心浮動，邢氏母子及名將李成棟等不久皆先後投靠了滿清，轉而成為攻打中國（中國南明）的主力。常言道：『要讓一個人把事情干好，首先要激起他的自尊。』相反，要讓一個人瘋狂，那就先摧毀他的自尊。因為自尊是一個人的內心對自身價值的全部體驗。特別是對於高營這幫出身卑微且痞氣嚴重的大老粗來說，一旦他們手握重兵、足履玉階，在一個完全不屬於他們的顯貴階層和風雅世界面前，其貌似強悍和豪放的性格深處往往潛伏着因出身和文化落差所導致的自卑和心理失衡，以及與之相伴的敏感、脆弱和偏執，那麼，小心呵護他們那容易冒犯的自尊就顯得尤為重要。我猜想，兵痞出身的李成棟後來在嘉定的所作所為（嘉定三屠），也不排除因這場『拜父』鬧劇中士庶尊卑的刺激而泄憤於南明的可能。

顧誠先生在【南明史·弘光政權的瓦解】一章中對高傑遇刺前後史可法的表現深惡痛絕：『阿濟格、多鐸兩軍西進（滿清侵略軍主力阿濟格、多鐸部匯聚陝西追擊李自成。）後，清方在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東部兵力非常單薄。何況，清政府在畿輔、山西、河南、山東的統治尚未穩固，不僅曹州滿家洞等地的農民抗清活動如火如荼，士大夫中心向明朝的也大有人在。睢州之變，高傑作為一軍主帥遭暗算，他的部下實力並沒有多大損失。史可法本來應該趁高傑部將因許定國誘殺主帥投降清朝（滿清）的敵愾之心，改弦易轍，作出針對清方的戰略部署，至少也應利用許定國逃往黃河以北，清軍無力南下的時機，穩定河南局勢。可是，他在高傑遇害後卻失魂喪魄，倉皇南逃。沛縣著名文人閻爾梅當時正在史可法幕中，勸他「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一以退保揚州為上策」，即所謂：「左右有言使公懼，拔營退走揚州去。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這就是被許多人盛譽為「抗清英雄」的史可法的本來面目。』

以史可法為代表的官僚士大夫們在對待異己上的那種類似於潔癖似的態度一直延續到永曆朝廷的覆滅。如果說弘光以前的東林、魏黨之爭表面上還以『君子』、『小人』為分野，但到永曆時期已經完全演變成為爭奪朝廷權力的內部傾軋。 在永曆朝中，何騰蛟、瞿式耜聯為一體，竭力維護崇禎朝以來的『正統』觀念，在滿清入寇，社稷危如累卵的非常時刻，他們的行事作風仍然秉持着極深的士庶偏見，歧視並排斥投誠的農民軍。然而，從隆武朝開始，一些有識之士看到只有拋棄畛域之見，聯合原大順、大西農民軍共同抗清，才能拒胡寇於域外、扶華夏於將傾。最有代表性的有兩位：一位是遙奉魯王的張煌言，另一位是永曆朝的堵胤錫。但令人遺憾的是，張煌言偏處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實力派鄭成功的支持，空懷報國之志；堵胤錫在永曆朝廷被『正統派』大臣何騰蛟、瞿式耜等人排擠，齎志而歿。

通覽【南明史】，儘管我們有十二分的不願意，但我們還是得承認：明末的天崩地坼固然是由外部力量造成的，但文人士大夫們面對異己的那種品格潔癖其實與之合謀了這一變局。品格潔癖是一種自矜於文明的病態觀念，在這種觀念的主導下，人腦喪失了分辨本末主次和輕重緩急的能力，而將一種孤芳自賞式的自命清高置之於民族命運之上，讓整個民族為一己之好買單。表面看起來，劉宗周和史可法在強弱異勢下的自詡清流似乎是一種無所畏懼的勇敢和對文明品格的執著，而實際上，其內心恰恰充斥着對毀譽的畏懼，其後果恰恰是對文明的放棄。

如此說來，史可法之輩也真是應了那句老話——百無一用是書生！

李退山於耶元2019年12月13日零時

顧誠先生深具民族擔當的拳拳之心日月可鑑！但人無完人，鑑於顧誠先生的原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理事長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的體制內身份，故而對滿清入主中國的性質界定還停留在『少數民族政權統一中國』的立論上；且在措辭上對農民軍多有偏好，但史料卻句句引自各地檔案和方志，絕無虛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