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調查與史學研究 (2)

  : 中華文史網

三、四十年代傅衣凌諸位先生把社會調查資料引進歷史學研究的學術嘗試，雖然在當時還未能在國內學術界引起強烈的反應，但其研究成果『很快被介紹到日本，成為戰後日本史學界重建中國史學方法論的一個來源；而後又由日本學者的媒介，傳播到美國，成為美國五、六十年代新漢學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在日、美漢學界被尊為一代大師，享有很高的聲譽，不是偶然的。』（註：【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楊國楨：【序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解放以後，雖然說中國的史學研究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論作為其理論基礎的，但是由於受到現實政治的干預，史學研究仍然不能擺脫『政治史學』的羈絆，而傅衣凌先生等少數學者能夠堅持社會經濟史的實證研究，發掘包括社會調查資料在內的多方面的史料來源，就更顯得難能可貴。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中國的社會科學與國際上的交流日益加強，各種流派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重新湧入中國。中國的學者們認識到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與國際學術接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在這學術逐漸開發的年代裏，傅衣凌先生等的史學研究，受到了人們的普遍肯定。一批在『文革』後學成並投身於史學研究的年輕學者，以及一部分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學者，都對社會調查與歷史研究相結合的學術道路，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熱情。社會調查的學術價值與調查資料在史學研究中的地位，越來越受到許多學者的肯定，並且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們的積極參與。

　　社會調查與史學研究的結合，之所以能夠引起人們的日益重視，就在於它能夠『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這從理論上說，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傑弗裏・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談到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重大貢獻時指出：馬克思主義作為哲學和總的觀念，從五個方面對歷史學家的思想產生了影響。首先，它既反映又促進了歷史學研究方向的轉變，從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轉向對社會和經濟的複雜而長期的過程的研究。馬克思促進了對人民群眾歷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們在社會和政治動盪時期的作用。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結構觀念以及他對階級鬥爭的研究對歷史研究產生了廣泛影響。（註：傑弗裏・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27 頁，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強調的這些核心問題，顯然需要社會調查這種『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的研究方法來加以認真的印證，而僅僅依靠『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官方『正史』資料，是遠遠不夠的。

　　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理論和方法論的不斷翻新，作為『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的手段之一――社會調查，也完全與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新理論新方法相適應。舉近年來較為流行的國家體制『大傳統』與民間社會『小傳統』的理論為例，我們不能不贊同這樣的解說：（田野調查）觀看民間的文化形式雖不能從中得到現成的啟示，但它卻能夠給予我們『野史』般的衝擊。民間儀式當然不具備文本的定製，因而我們只能費盡苦心方能從中『讀到』書籍所代表的『大傳統』、『雅文化』所能輕易提供的思路。然而，……文本只能給予我們了解思想史的素材，而作為（鄉土社會）『隱秘的文本』的儀式，卻是活着的『社會文本』，它提供我們了解、參與社會實踐的『引論』。（註：參見王銘銘：【象徵的秩序】，載【讀書】1998年第二期。）國家體制『大傳統』給我們留下的『文本』資料，遠不能反映社會的全息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空缺就是社會下層民眾的動向。歷史學家需要通過社會調查等手段，從民間社會的點點碎影中補充這歷史的殘缺，從社會下層發掘足以反映歷史變動的軌跡，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相。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中國的政治文化道德倫理固然對民間行為、社會經濟等方面有着居高臨下的規範作用，但是民間社會經濟、下層社會風氣的變化，同樣可以影響統治者、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以及道德倫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調適。這也是我們強調通過社會調查等手段來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的重要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