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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陳 君
『遊學』二字，較早見於【史記】卷七八【春申君列傳】，曰：『遊學博聞。』正如呂思勉先生云：『蓋謂其因遊學所以能博聞也。』（【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春秋、戰國時期，隨着世卿世祿制的解體，士的階層崛起，他們往來諸國，遊宦諸侯，其中不乏學問之士，如齊國的稷下學宮就聚集了不少遊學之士。秦國統一天下後，禁止私學，遊學之風暫歇。秦亡漢興，隨着社會走向安定，遊學之風再度興起。如西漢疏廣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東漢時期此風更盛，不論京師或郡國，『經生所處，則不遠千裏之路。精廬暫建，嬴糧動有千百』（【後漢書】卷七九下【儒林傳論】）。如果經師身處僻遠之地，求學者往往不辭辛苦，千裏奔赴。會稽山陰趙曄詣犍為資中從杜撫學，與親人多年不通音信，家人甚至懷疑他已不在人世，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兩漢時代的遊學在形式上雖與先秦相同，但學習內容卻有所不同。尤其是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卷六【武帝紀贊】），儒家思想確立了獨尊地位，儒家經典成為遊學之士的主要學習內容。
漢代的遊學，以東漢和帝、安帝時期為界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兩個時期又有不同的特點。和、安以前，一般遊學之士的學習方式以私家教授為主。如贛遂教授數百人；翟方進西至京師受經，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其子宣，居長安教授，諸生滿堂。（參見【呂思勉讀史札記】『私家教授之盛不始東漢』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太學博士弟子則各有員數，『設科射策，動以官祿』（【漢書】卷八八【儒林傳贊】），不在遊學之列。學與宦本密不可分，子夏就說過『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篇】）的話，【禮記•曲禮上】也有『宦學事師』的說法。遊學者也不例外，習經的目的是做官，入仕的基礎則是明經。【漢書】卷九二【遊俠•樓護傳】載樓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樓護於是辭其父，學經傳，終成名士。和帝初年樂府詩【雁門太守行】所謳歌的洛陽令王渙情況與此類似，詩歌寫道：『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宦學，通【五經】論。』（【後漢書】卷七六【循吏•王渙傳】章懷太子注引【古樂府歌】）在王渙的成長經歷中，學與宦也是二而為一的。
自東漢和、安以後，遊學與遊宦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後漢書】卷七九【王符傳】云：『自和、安之後，世務遊宦，當塗者更相薦引。』所謂遊宦，就是交遊以求宦達。其中浮華者眾，成就者少。王符【潛夫┞•贊學】云：『當世學士恆以萬計，而究途者無數十焉……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有些人甚至放棄了正常的學業，專務交遊結黨。袁宏【後漢紀】卷一五【殤帝紀】云：『自頃以來……俗吏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竟於人事，爭於貨賄。』『竟於人事，爭於貨賄』是遊宦生活不光彩的一面，但可能也是更多人選擇的方式。王符對此有激烈的批評：『今多務交遊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潛夫論•務本】）不僅普通士人有結黨之風，名士之間也有薦舉之事。【後漢書】卷五三【竇融附竇章傳】云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史書所載是符合事實的，【北堂書鈔】卷三二引有竇章【薦馬融文】，【後漢書】卷八二【崔S傳附崔瑗傳】又載竇章（時任少府）曾與大司農胡廣共薦崔瑗為河間相，陸侃如先生【中古文學系年】將此事繫於順帝漢安元年（142）。
東漢後期，太學逐漸成為遊宦、遊學之士的聚集之地。光武帝興復太學以後，明帝多次幸臨，與博士諸儒講論經義。然『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傳】）。永建六年（131）秋九月，順帝採納翟T的建議，重新『繕起太學』（【後漢書】卷六【順帝紀】），更修黌宇，共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傳】）『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後漢書】卷七九【儒林傳序】）。太學游士來自不同地區，學術背景各異，思想見解千差萬別，卻都希望找到個人的政治出路。在批評時政的潮流激盪之下，他們將對生活境遇的種種不滿指向政治的腐敗，將個人命運的不幸歸結到皇帝的昏庸與宦官的專權，以清議對抗政治上的濁惡勢力。游談之士的求名之心、結黨之風，與士大夫的意氣之爭、朝廷的政治鬥爭聯繫在一起，最後釀成了黨錮之禍。
遊宦、遊學不僅是一種社會風氣、政治現象，更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遊宦與遊學者行走在尊與卑的社會階層之間，對普通民眾來說他們是經生、是學士，但在官宦豪族面前，他們不過是白衣寒士；他們既感受到城市的繁華，也領悟到人情的冷漠。這個特殊群體的人生感受表現在文學中，就是【古詩十九首】所展示出來的震撼人心的力量。關於【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前輩學者有過許多推測，一般認為這組詩歌是東漢後期的作品。歷史的真相雖然難以還原，但詩歌流露出來的思想、感情，卻給我們一些可供尋覓的線索。從許多方面看，【古詩十九首】的內容、風格與遊宦、遊學的時代背景是貼合的，其中許多詩篇反映了遊學、遊宦的艱難與人情冷暖。
對個體生命而言，遊宦、遊學的經歷具有更豐富的含義。【古詩十九首】中充滿了離家者行走的腳步聲，『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青青陵上柏】）是近游，『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裏，各在天一涯』（【行行重行行】）則是遠行。遊宦之士羨慕豪門、勛貴的奢富，所謂『洛中何鬱郁，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青青陵上柏】）。詩中所描寫的洛陽，正是漢末大亂之前的景象：『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後漢書】卷七○【董卓傳】）『兩宮』、『雙闕』也是洛陽宮闕的真實寫照，蔡質【漢儀】中寫到：『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裏，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引）可以想見，洛陽雄偉聳立的宮殿、上與天連的宮闕，這些彰顯尊容的皇家氣派一定會讓初至京城的『鄉鄙之士』嘆為觀止，讓他們萌生出人頭地、衣錦還鄉的念頭。追求榮名的思想在【古詩十九首】中反覆吐露，或云『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今日良宴會】），或云『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回車駕言邁】）。此外，【古詩十九首】更流露出一種通俗趣味，或沉溺於聲色之娛：『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東城高且長】）或沉溺於美酒華服：『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驅車上東門】）或宣揚及時行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生年不滿百】）
既然遊宦是為了顯達，就需要交遊，而饗宴是文人交遊之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崔瑗曾經將自己的俸祿大部分用來款待賓客，卻因為奢侈而遭到他們背後的議論與指責，崔瑗知道後十分生氣，說『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漢書】卷八二【崔S傳附崔瑗傳】章懷太子注引華嶠【漢後書】），然好客之病終不能改。蔡邕【與袁公書】云：『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魚，欣欣焉樂在其中矣。』（【北堂書鈔】卷一四八，清嚴可均輯入【全後漢文】卷七二）則寫出了遊學者朝游夕宴、怡然自得的生活側面。【古詩十九首】也有『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日良宴會】）的吟唱。在這個浮華奢靡的社會中，作為個體的遊學、遊宦者，其力量是微弱的，未必都能找到個人的出路。與馬融同時的扶風曹眾伯師亦有才學，『與鄉裏蘇孺文、竇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眾不遇，以壽終於家』（【後漢書】卷一一○上【文苑•蘇順傳附曹眾傳】章懷太子注引【三輔決錄注】）。在很多時候他們不免感到空虛和寂寞，而至於『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明月何皎皎】），甚或終夕不眠，『愁多知夜長，仰觀眾星列』（【孟冬寒氣至】）。【明月何皎皎】詩云：『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思鄉之情是實在的，但詩人內心的愁思卻是複雜的，他並沒有告訴我們這是怎樣一種哀愁。詩人不願啟口，我們亦無從推測。有時生活不如意，則希望藉飲酒來麻醉自己，暫時忘掉世俗的煩惱：『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但飲宴之後卻更加苦悶，大膽唱出憤激之言：『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NFC2Eｉ鴣た嘈痢！保ā督袢樟佳緇帷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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