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被貶用詩文貶損好友 韓愈原為刻薄之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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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蕪為【韓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作序說：『通觀韓愈這個人，儘管是博學高才的大文學家，但是氣質上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躁急偏狹，無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別熱衷利祿，無恬退之心。他的詩篇當中，經常貶低朋友，好為人師，攘斥異端，自居正學，就是偏狹的表現。他在詩中，一再公開地以富貴利祿教子，在兒子面前吹噓自己的交遊如何光顯，就是熱衷的表現。二者結合起來，更是利祿情深，恩仇念重，互為因果，愈扇愈烈。誰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貴，誰不尊敬他的學問文章，他對誰就會恨之入骨，永世不忘。這樣的人的精神狀態中，自然容易充滿了怨毒之氣，怨毒之極又自然通於殺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因建言被貶斥，這一段經歷在他的詩中再三再四地說起，對於政敵王叔文集團，包括對老朋友柳宗元、劉禹錫，真是悻悻之狀如見，切齒之聲可聞。待到王叔文失敗，包括柳宗元、劉禹錫在內的八司馬一時竄逐，韓愈這時便寫出了幸災樂禍、投井下石的【永貞行】……竟然把謀反罪名硬加到王叔文身上，用心太可怕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氣質和精神狀態上的庸俗性，總帶有獨斷和專制主義的味道。』

　　　 舒蕪的意見，是有道理的。

　　　 韓愈比劉禹錫、柳宗元早一年中進士，又自恃才高，到順宗即位展開改革時，他因上書遭貶，僅官江陵府(湖北江陵)法曹參軍(地方政府屬員)，而劉禹錫、柳宗元等新進卻成為中央政府中叱咤風雲、炙手可熱的明星。以韓愈的心性，對劉、柳等人懷有強烈的嫉妒心理，是理所當然的。

　　　 【永貞行】這首詩較長，內容涉及不同歷史階段，又用了很多偏僻字眼和古代典故，這裏不再全文照引。讓我們看一看韓愈在相關詩句中怎樣評論永貞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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