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大學學報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理淪以生產方式及經濟關係等問題作為核心，如所謂某種社會形態，主要指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特定生產關係，而經濟基礎則是生產關係各方面的總和。所以在研究社會形態問題時，雖然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都要兼顧，但主要關注點還在經濟關係的探討上，其極端乃在研究中出現經濟決定論的片面傾向。近來有學者指出中西古代文明在發展方式上的異趨，他說：『在中國古代，財富的積累主要是通過政治手段，而不是通過技術手段或貿易手段的。
所以中國文明產生中的許多新成分是人與人之間關係變化的結果。這種關係的變化，並不造成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隔絕。』相反，西方文明『是在技術和貿易經濟的新環境中形成的』，『就是在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上，經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產生而造成一種對自然生態系統束縛的突破。』[1](P11，16，18)此見解頗具啟發性，因為它促使人們思考，在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中，經濟與政治的關係如何？
我以為，中西古代文明的主要區別，乃是政治與經濟二者在社會文明發展中的不同作用所致。在中國，經濟關係幾乎始終處於政治權力的控制支配下；在西方，社會政治結構一般是圍繞着經濟關係的演變而運行，乃至出現一般所說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社會形態演變系列。但這並不完全符合中國歷史。如有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國不存在奴隸社會，中國所謂封建社會與西歐中世紀封建社會並非一碼事。
至於資本主義，則如當今學者所論，乃是歐洲歷史發展所導致的一種特殊文明形態，並非世界上所有民族都一定要經歷的普遍自然歷史進程。所以，由於中西社會歷史的具體區別，一定要從分析中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結構入手，而不能完全套用適合於西方歷史的社會形態理論比附塑造中國歷史，惟其如此，才能總結出符合中國社會歷史形態的正確認識。
我曾提出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先後經過三個時代，即：
酋邦時代――五帝時期；
王政時代――夏商周時期；
帝制時代――秦漢至明清時期。
據此則先秦時代包括酋邦及王政兩大段。所謂酋邦有異於當今流行的概念而有其特定含義。酋即酋長、酋豪、首領之義，五帝是酋邦首領的典型代表。酋邦時代在本質上屬於前國家的部族統治時期，但已經具有早期國家的若干屬性。如社會已出現分層，權力開始集中，財產已成為追逐的目標並因此引發各種爭端。所謂『黃帝時萬國』，應即酋邦時代的形勢特徵。酋邦作為規模不大的族緣共同體，星羅棋佈般散居各地。彼此或結盟聯合，或結怨攻戰，在聯合與兼併的過程中演進發展。其時雖存在氏族、部落組織，但父權制家族乃是社會生活生產的基本單位，並在政治、經濟活動中發揮着實質性的作用。從【尚書】中的『九族百姓』直至商代甲骨文中的族團組織以及周代的卿大夫族氏，都是父權制家族長期存續的證明。酋邦時代的酋長即當時作為大小不同的家族首領的父家長。夏代開始步入國家，最高酋長轉變為王。由於酋邦時代的分散性，亦無由達到絕對權威控制影響下的集中統一局面，所以在王政時代的夏商周時期仍然處於多級君權的分權形態，即天子君之外，還有諸侯君與卿大夫君。雖然三者的地位等級不同，但在各自所轄統治領域即天下、國和家的範圍內，作為君的絕對身份，本質上卻是相同的。直至秦統一天下，才建立起皇帝專制的絕對集權體制，其他人則一律降為臣民服屬地位。所以從酋邦時代萌芽狀態的君權，經過王政時代分散的多級君權向着絕對集中君權帝制時代的演變，表現出先秦時代在政治體制演變過程中的前後聯貫性。秦統一之後，皇帝制度確立，中國歷史開始進入成熟形態的王朝國家體制，而此前的先秦社會，整個可視為中國歷史上早期國家由發育到成熟的聯貫演進時期。應該特別注意的是，國家乃至政治體制的發展起點不是別的，乃是父權制家族。其最大影響是把血緣關係、親屬制度的影響帶進國家社會之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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