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史網 魏晉文章的發展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建安七子的出現是一個很好的開端，身處統治者的三曹都有極好的文筆和有大氣的詩文傳世，這個時期的的『思想壓迫』算不得到了頂峯，但這時的一些事件已經預示着魏晉的『思想壓迫』的開始；楊修不願全心的為曹操個人服務，又兼之愛買弄，給曹操殺了；禰衡多次議論曹操，也終於給曹操所殺；孔融也因為差不多的原因死在了曹操手裏。而這些人死時都不過只有二、三十歲。聲名遠播於後世的建安派繁榮的詩文創作背後是這樣對於異己者血腥的打擊，【世說新語】言語第二中記載了孔融被抓的情景：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這是一個很讓人心驚的場面，中國人以虛歲計歲，八、九歲的年齡，實際上不過七、八周歲罷了，而他們在飛來橫禍之前竟是『無遽容』，而且對於當時的形式有着『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這樣深刻的認識，這讓人不由對當時的恐怖氣氛感到震驚：『無遽容』絕不會是由於他們過硬的心理素質，任何正常和較為正常的社會都不會產生這樣的『天才』兒童。對此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們對這一切已是見怪不怪，精神麻木了！還有一個事件是值得注意的，【新語】賢媛第十九中有這樣的記載：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人慾藏其兒，婦：「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一句『早知爾耳』寫盡了當時名士危如累卵的狀況，後來許母對兒子的教導更說明了她對於當時時世透徹的分析，迅翁說，劇毒：砒霜。之後是無數死於這種毒藥的人。（大意如此）而許母的這種『智慧』豈會不是的之於無數死於統治者之手的名士的鮮血中？從曹操時起開一個死難者的名單是很容易的，比如何晏，死於司馬懿之手，同年王弼『病死』，24歲；嵇康死於司馬氏之手，39歲；歐陽建為趙王倫和孫秀所殺，32歲；裴顧為趙王司馬倫所害，33歲；這些都是有明確的觀點和有較多作品傳世的人，這種人中只有一類和一個人活下來，這『一個』是郭象，他一生的權勢都是很顯著的，只是他的作品可能大多都是剽竊向秀的；而這『一類』是隱士，比如鮑敬言和楊泉，我找不到他們的生平，也許當時根本就沒有人關注吧？
文章到了何晏、王弼手中算是一個轉折點，他們開始大談老莊，不能說這個轉折是壞的，因為他們的寫作帶有更多的個人色彩。何晏的母親嫁給了曹操，他是曹操的假子，地位是尊崇的，如果不是後來司馬氏擊敗了曹氏何晏也許還不能成為這個標誌性的轉折點。何晏至少是兩件事的標誌性人物：其一，他是玄學興起的標誌；其二，他是服藥的祖宗。服藥可能是秦代的方士所『發明』的，也許是漢代，但毫無疑問『五十散』的配方肯定不會是何晏個人所創，想找到類似於石鐘乳、石硫磺、石白英、紫石英、赤石脂之類的礦石配到一起，而且配出一種長期吃還吃不死人的東西大約是不容易的，為了這個方子一定有不少人死了，【紅樓夢】中的賈敷就是這麼死的。而且在何晏之前肯定有不止一個的人吃過這種『藥』，為什麼何晏一吃，這竟然能成為一種流行？還有魏晉玄學的興起，在何晏之前研究【道德經】、【南華經】的大約是大有人在的，但為什麼何晏之後這竟成為一種風氣？這和他的地位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他的官位頂多不過是『吏部尚書』罷了。這個問題將在後文中做一個詳細的分析。這個時期的文風雖然有了一些變化，但畢竟一些人在寫着，比如王弼，比如嵇康。等時間到了完全是以竹林七賢的時代，建安派完全式微，大家服藥的服藥，談玄的談玄，飲酒的飲酒。幹什麼的都有，就是不再有什麼文章了，好在沒多久陶淵明出來了，算是魏晉文章一條漂亮的豹尾，但陶氏是完全獨立於政治之外的標準的隱士，在他身上很難找到所謂『名士風度』的痕跡，他是一個值得中國文化慶幸的人物，同時他的出現也是有其合理性的，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厭倦於塵世紛擾的人物的，何況渾濁不堪的魏晉呢？
竹林七賢出現後，魏晉最重要的學術特徵『玄學』完全的興起了；這時魏晉名士的時代特徵完全的凸現了出來：所謂的『名士風度』成熟了。何謂名士？當時的人物王恭說的明白：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分析整部【新語】，誰是名士？其一，名士至少須為貴族，或為貴族的附庸（便是錢鍾書先生所謂龍身邊的蜻蜓者流）。這樣講是很好理解的，名士要有閒呵。誰悠閒呢？貴族而已。這種動盪的年代，純粹的學問是不能維生，在大唐盛世杜甫尚有『儒冠多誤身』之嘆，又談何魏晉這種時代呢？整部【新語】中的名士那一個沒有赫赫的出身呢？這一點有很多文章談到，毋庸贅述。其二，名士要善飲，不但飲，而且要大飲方可。飲酒，很能體現出名士不問世事的態度了。比如王子猷答恆溫的問話時說不知道自己局什麼官位，似乎是『馬曹』（其實是『騎曹』），也不知道自己管多少匹馬，更不知道他們的生死。當時的人似乎是很欣賞子猷的答話的。簡言之，名士就是不管事，在野最好飲酒，比如阮籍，為了五百戽酒去當『兵衛』），在朝也不可憂國。他們推崇老莊，莊子說『塵垢秕糠，將尤陶鑄舜堯也』這很可以作為名士這種行為的『理論依據』，雖然很明顯他們是曲解了莊子的【逍遙遊】。這裏引發了『名士』的第三個特徵，即就是談玄，談老莊。這裏我無意詳細分辨老莊之道與魏晉玄學的區別，但有一點是很明顯的，我們讀【道德經】時明顯可以感覺到其中許多章節是治世之術，老子在很多時候更像一個願為帝王之師的人，而且他在很多時候也會談及自己的社會理想。（這樣的例子在【道德經】中比比皆是，只是此非本文的主旨，故在此不加引證。）而魏晉談玄的人是極少談及治世之道的，【新語】中不過有26 則政事的記錄，而且多是一些個人行為而言及大義，關乎國家的少之又少，可見這些名士是有一種少談國事，最好莫談國事的默契的。還有一個特徵是魏晉名士有很多是服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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