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新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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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夏而興的殷人屬於東夷化的華夏部族，與『九黎』差相仿佛――而其王族則源出帝嚳高辛氏一脈。契佐禹治水有功，相土作乘馬，冥勤其官而水死，王亥作服牛63――商之先公多是主后土以揆百事之得地道者。而自上甲微起歷代先公先王皆以日干為廟號，頗有步武帝嚳高辛氏之意。在先公時代華北平原的廣大地域已隨洪水之消退開始適宜人居，隨處無主之地使商族得以屢遷居處以擇其善者――相土便不遠千裏徙於顓頊之墟商丘。相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64火正祝融原為炎帝之佐，顓頊督率『九黎』之後即由其子孫世襲，65至帝堯時高辛氏之子閼伯又繼之而掌此職――其所司每關三苗九黎之務。相土儼然以火正傳人自居，則其屬民或為『九黎』之裔胄也未可知。【山海經・大荒東經】提到『東海之外大壑，少之國。少孺帝顓頊於此；』而【淮南子・原道訓】亦言及『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由此而論『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66似非偶然，或以古華夏族依託東夷之大規模海外殖民為其背景。張光直先生曾有『瑪雅――中國文化連續體』之假說，鑑於古代瑪雅金屬冶煉之原始，其說若能成立則兩大文明之關聯最有可能脫胎於青銅時代以前東夷之海外殖民運動――而『相土烈烈』特其尾聲而已。瑪雅人每當久旱不雨之時就用最為珍貴的人牲向其神靈獻祭――遠隔重洋的殷人也是如此。『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磨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67成湯以為天旱無雨皆緣於人類之罪孽，作為天子願以己身為犧牲代萬民贖罪――其悲願最終感動上帝降下時雨。故事的思想略類『基督的救贖』而情節則有似『以撒的燔祭。』然而三王比較五帝還是略輸大宗教主之異秉――有殷一代得天之道者為三公，像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等輔政大臣才是格於皇天上帝的通天大巫，68代表着與王權並立之神權。太甲亂德，伊尹放之於桐宮；太甲悔過，伊尹又迎之以復位――由此樹立了宗教神職系統的權威，所以孟子說『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69自從明於天道的蚩尤敗於黃帝以來，神權之沒落即為長期的歷史趨勢――而尊神重鬼之殷商似為其反動。殷人率民以事神，先罰而後賞，70和華夷不辨之黎苗一脈相承，而與恪守傳統之夏周迥然有別。夏商周三代王者皆為華夏諸侯之共主，唯有商王兼具華夏共主與蠻夷之長雙重身份。『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7[0]――殷人以為成湯對四夷的主權來自先祖帝嚳之授命，帝嚳都毫，湯從先王居亦都於毫，72而後世子孫不論遷徙何處皆以毫社為其國社。殷人不常厥邑：大致而言，居於齊魯可以就近掌控東夷，而遷都中原則便於羈縻諸夏。隨着權力中心在中原與齊魯之間往復遷移，商王也在不動聲色地調整其異常複雜的身份認同。帝乙、帝辛兩代因肆力於東夷無暇西顧，遂使岐周得專征伐――小邦周藉此機緣一躍而為西方諸侯之領袖。及至武王觀兵孟津之時，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終於代商而執諸夏之牛耳；而大邑商則在征服東夷的過程中殫精畢力，由此痛失華夏共主之權柄――殷紂徒有億兆夷人，73已儼然東方蠻夷之君長。『我生不有命在天，』74紂像是玩世不恭的宿命論者――他慢於鬼神，經常酒池肉林以為長夜之飲。5當此之際，曾經聲威煊赫的神權已隨信仰之衰微屈從於不可一世的王權。商周牧野之戰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本土文化之母權觀念與華夏文化之父權觀念的對決。『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76――在誓師演說中武王以華夏傳統之大義譴責殷紂離經叛道，從而將近在眉睫的戰事定位為恭行天之罰的聖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 77――如此謂語後置句式可能受到楔形文字語法的影響。牧野之戰本是華夏民族內部思想觀念迥異的兩大派系爭奪領導權的戰爭，大量夷人的捲入使之愈顯複雜，有別於傳統意義上華夏各分支之內戰或者華夏族與蠻夷戎狄之外戰。參戰的人數或可媲美戰國時代後期規模空前的戰役。其會如林的殷商之旅終因夷人之離心離德一觸即潰，而紂也在絕望中自焚而死――三千年之父權社會由此一戰定乾坤。
商周君主同為黃帝之子孫、帝嚳之裔胄――前者以日為名，步武帝嚳高辛氏；後者以姬為姓，取法黃帝軒轅氏。【穆天子傳】記敘穆王駕八駿之乘西行以尋根，伯夭為導，造父為御，『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78――雖近小說家言卻折射出周人對於華夏民族之根源念茲在茲的心態。書中屢屢言及『西膜之所謂，』不知是否蘇美爾語之音譯。周人拓殖西陲歷有年所，早在太王避戎岐下之時就開始營築城郭室屋並設五官各司其職79――這一華夏殖民城邦不僅於戎狄環伺之下奇蹟般倖存下來，且由小邦蔚為大國，最終使『皇天上帝改厥元子。』80岐周時代已行嫡長繼統之制――所以當長子太伯、次子仲雍知悉太王屬意其弟季歷之子姬昌，便出奔荊蠻文身斷髮以避季歷。81殷周繼統判然有別：殷人大多兄終弟及，氏族形態應是合居之大家族；周人往往立子立嫡，社會基礎當為分居之小家庭。原本親如一體之大家族在其內部分化為貨力為己之小家庭後，嫡長繼統而為大宗，支庶析產而為小宗――彼此之間始可與言親親之殺以別差等之宗法關係。關中地區遲至商鞅變法才開始形成以兄弟分居之小家庭為單元的社會形態――可見當日姬周宗法制度之先進。周人在定鼎中原之後依父系宗法之綱維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所封姬姓之國大抵皆岐周或宗周之克隆。周之封建與秦之變法似有異曲同工之妙――前者迫使上層貴族析產分居，而後者則強制下層民眾析產分居――其意皆在增殖人口以培養國力。對於周室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諸侯之析產除了儀仗禮器之類的硬件外，還有建立新的殖民據點所需的整套政府班底以及相當數量的華夏族裔屬民――由此造成的人力資源之流失或為西周中葉以後王權衰落的一個直接的原因。『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82――鬱郁周文正是經由遍佈四夷的華夏城邦風靡東亞，從而使昔之蠻夷戎狄逐漸開化而為『華人。』自炎黃爭勝以至殷周對決可以看出華夏殖民者內部分化為不辨華夷以融於土著的一派以及恪守傳統用夏變夷的一派――周人封建之成功標誌着後者全面駕而上之。從【左傳】、【國語】上看，彼時之貴族言辭簡約老道，談吐委婉含蓄，思慮深沉卻無抽象之玄想，性情內斂似有表達之障礙。上流社會普遍注重衣冠禮儀，與希臘之裸裎為美恰異其趣――而文化藝術之色調亦不如後者明快柔和，似有陰森肅穆之氣象。華夏民族向以講究禮儀規矩著稱――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太史秉筆直書而死，子路結纓正冠而亡。即使生死相搏之戰事亦規範有如奧林匹克競賽，長勺之戰魯莊公以犯規而獲勝，而泓水之戰宋襄公則因循規而落敗。『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 83――星羅棋佈的華夏城邦在土著民族的包圍之中猶如相互隔絕的海上孤島，而以周禮為代表的三代禮樂文明則像一條無形的紐帶將其團結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諸夏共同體。各諸侯國對待蠻夷戎狄之政策迥然不同，像夾谷會盟齊魯雙方之表現即為炎黃異德作了最好的註腳。『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84齊魯兩國本為殖民東夷之華夏城邦，在起點上或許相去不遠――而日後之發展卻大相逕庭，齊為泱泱大國而魯則積弱凌夷，追源肇始皆由各自民族政策之差異使然。同樣的道理，魏絳和戎成就晉之霸圖，由余謀戎開啟秦之帝業――到了東周時代以種族隔離為基礎的殖民城邦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競爭中漸趨消亡，而包容吸納土著『野人』的超級大國開始脫穎而出，成為政治舞台上叱咤風雲的霸主。至若南方之蜀楚吳越更是徑以蠻夷戎狄自處，稱王而不與中國之號諡。華夷融合加速了周禮之崩壞，而各國之地域色彩亦因之愈加凸顯。春秋時期晉楚爭霸仿佛唐虞三苗對峙之再現，而齊吳角逐則像顓頊共工爭帝之重演。經歷周人數百年封建殖民，王室所宅之中原終以深厚的文化底蘊成為四夷仰望的精神高地，諸侯會盟雖爾虞我詐必以尊王為倡。孟子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85――歆慕之情可謂溢於言表。而歷史悠久的地域傳統對於土著居民文化心理之影響同樣無法輕忽――像越王勾踐不憚艱辛遷都琅琊，起觀台以望東海，86即有仰賴當地所祠之四時主號令東夷之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