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史網 現代歷史學通常有以下三種常規劃分：（１）過去的事實，這是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２）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這是歷史學家關於研究對象的寫作話語。（３）歷史哲學，這是對研究對象和研究話語之間可能關係的研究。『歷史』不僅僅是指我們能夠研究的對象及對它的研究過程，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藉助某種寫作話語而達成的與『過去』的某種關係。我們對歷史的經驗與我們關於它的話語是不可分離的，歷史話語以其具有文化意義的形式現實化為一類特定的寫作，這種寫作是對歷史學家所掌握的任何關於過去的資料和源於過去的知識的種種闡釋。從簡單的編年史或史實目錄，到高度抽象的歷史哲學，歷史闡釋的形式多種多樣。本文考慮的正是歷史寫作問題，也就是歷史學家歷史研究的話語類型，在我看來，任何獨特的歷史話語一旦形成，便產生了一個可以當做一種哲學的或思考批評的主題。對於中國近百年歷史而言，『五四』就是這樣一個最具典範意義的『歷史話語。』仔細分辨關於『五四』的歷史話語七十六年來的變化，可以發現，『五四』作為一種象徵『現代化』的抽象雕塑，被不同階級、不同黨派、不同思想家和文學家甚至不同代人持續不斷地進行雕造和闡釋，『五四』作為一種我們民族的『集體記憶』，早已積澱於現代中國人的心理結構之中，尤其成為知識分子精神傳統甚至個人內心的精神節操的一部分。人的歷史記憶是被不斷建構和闡釋的，而且往往是依照個人或團體利益或社會政治現實去建構的，『五四』的『集體記憶』同樣具有某種社會政治性格。在二十世紀末回顧中國近百年以來艱難的文化歷程，『五四』當然是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和聚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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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本世紀最大的遺憾恐怕就要算『五四』文化啟蒙運動的中途夭折了。百年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近代意義的科學？中國為什麼沒有誕生民主政治？為什麼沒能形成資本主義及產業革命？如果沒有迫在眉睫的救亡圖存情勢，如果沒有那許許多多的政治干擾，如果沒有……，還可以舉出更多的假設來。於是五四啟蒙主義象一場輝煌悲壯的百年夢想，牢牢地抓住了知識分子的意識中心，他們忍耐着等待着，沉默地思索着，一旦有機會就不顧一切地想一圓這百年長夢。當夢想一次次被殘酷的現實粉碎後，他們不是反思夢想本身的價值取向、思維定式、操作方式中的內在缺陷，而是嘆息傳統的惰性，政治的專制和國民的愚弱。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知識界在經濟大潮的強烈衝擊下，明顯流露出一種驚恐失措、心神不定和落魄困頓的心態，最近人文精神成為知識界的時髦話題頗能說明問題［（１）］。這雖然貌似知識界有識之士對商品大潮中道德失范、價值失衡和庸俗文化泛濫的一種隱憂，本質上卻是一種『五四』經驗，『五四』夢想，『五四』情懷的回顧與再現，也就是說這場討論仍然是在『五四』語境中展開的。問題不在於五四精神傳統本身的虛妄（我至今仍以為五四精神是本世紀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而在於我們必須心平氣和地坦然面對『後五四』時代的來臨［（２）］――經濟建設中心論終結了意識形態的論爭；現實生活的物質需求淡化了空前的政治意識；商品價值顛覆了知識與科學的形而上色彩，科學技術早已不再作為一種精神和境界，而是作為第一生產力與現實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大眾文化的蓬勃發展使以『經國之大業』自許的純文化、純學術、純文學黯然失色，『文學政治』不再成為主宰中國的歷史主潮，而成為社會邊緣文化的一部分；後殖民語境下民族文化、傳統意識的追尋消蝕了對西方文化的一味慕崇，中國文化不再作為西方話語中的『他者』而是作為文化自主體而存在。這一切都標誌着『後五四』時代的來臨，啟蒙主義的式微。在此種情境下，作為一個神話和寓言的『五四』，作為一種境況和經驗的『五四』，作為一種傳統和精神的『五四』，作為一個民族記憶甚至歷史分期的『五四』，才到了可以真正反思的時機。用余英時先生的話講：『一方面肯定「五四」的啟蒙精神，另一方面超越「五四」思想境界，這就是中國文化重建在歷史現階段所面臨的基本情勢。』［（３）］這種『超越』在我看來只有在『後五四』語境中才能得以根本實現。在『後五四』時代仍然沿用種種『五四』話語，繼續沿用『五四』的思想操作方式，就很難擺脫中國『堂吉訶德』的悲劇命運。
事實上，許多富有學識的知識者已經開始確實地反省自己所秉守的這份價值關懷本身。最近，在『世紀之交的現代文學研究筆談』中，陳思和先生的一段內心獨白頗能代表『五四』研究者內心的困頓。他說，隨着研究的深入，對過去一直所遵從的『五四』神聖傳統產生了懷疑。『這不僅僅是這一傳統自身在價值取向上存在着虛妄性，而且從實踐的觀點看，正是這種依持了激情而不是理性來參與社會改造的知識分子行為，導致了後來足以引以為教訓的歷史。』陳思和坦承他內心的矛盾困境：『一方面是必須依持新文學傳統作為抗衡各種現實勢力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又明明知道這一傳統在現實環境裏越來越顯出自身的虛妄與局限。』心存了這樣的矛盾來做現代文學研究，他認為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迴避內心感受到的真實，僅把現代文學當作過去的文本去研究與鑑賞；二是把『五四』傳統縮小到個人守護的一種節操。陳思和選擇了後者，這仍然是『五四』語境中無奈而又令人可敬的選擇。問題在於當內心感受與學術思路產生根本齟齬，特別是當這種學術成果與現實需求之間產生邏輯上的逆差的時候，怎樣面對和平衡研究工作的尷尬境地呢？又如何提出一個完整的歷史分析方式，既避免偏頗，又對文化的未來進程提供可資借鑑的歷史圖景？因為，歷史從來就是一門批判的科學，它的職責不只是記錄和闡述，而且還是，當我們認識和理解歷史發展過程時，要估價什麼可算作歷史發展中的進步和成果。沒有這種批判觀點，就沒有歷史。這也是衡量一個歷史學家是否成熟的起碼標準。陳思和先生的自白道出了眾多學者共同感到的內心真實，看來，我們正面臨一個歷史觀上的分界線，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將決定我們整個歷史研究的未來命運，不管承認不承認，願意不願意，每個歷史研究者都將不可避免地完成這一嬗變，這恐怕是建立中國現代學術品格的唯一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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