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對待歷史必須持敬畏的態度

  : 北京日報

筆者一次在圖書館翻閱【國外社會科學】雜誌，看到英國的政治家多為劍橋大學歷史系畢業，細想想，學歷史確與從政最有關係。或者說，政治家必須首先具備歷史意識。
　　幾千年來，被稱為『正史』的中國傳統史學，均為官史，是寫給政治家們看的。所謂『以史為鑑，可知興替』。興者，王朝興盛也，當然是成功的經驗；替者，被人家取而代之也，則屬於失敗教訓。而對於後者，歷朝歷代尤為看重，太子讀書的年月於此不知要做多少文章，且師傅會告訴他：對待歷史必須持敬畏的態度。何為敬畏？就是尊重。歷史不可以把玩，更不可以拂逆，否則歷史的懲罰是無情的。然而儘管如此，太子一旦做了皇帝，師傅的話多會被拋到腦後，因為權力這東西太撩人了，比起『二世而亡』的說教，『指鹿為馬』的趙高哲學更具吸引力。萬歲爺乃金口玉牙，說啥是啥，放個屁都是香的，歷史又能算老幾呢？所以執掌最高權力的統治者在歷史意識上往往清醒的不多，總以為自己的話就是真理，就是歷史。雍正皇帝搞了一部【大義覺迷錄】，把本朝說成『奉天承運』，千秋萬代；把自己干的壞事加以粉飾，下令各地方大員、州縣官員拜讀，有怠慢者嚴懲不貸。可是他兒子乾隆一接班，趕緊把【大義覺迷錄】收起來，毀了版，不許再提這事。乾隆還算明白：皇帝老子在位時被權力迷住了頭腦，照他這樣搞下去，歷史有越描越黑的可能。
　　政治家在歷史意識上的清醒與否，主要看他能不能夠認清歷史潮流，把握時代走向。要說清季能臣袁世凱在辦洋務、搞新政中沒少做進步的事情；辛亥革命時又力促溥儀皇帝和平下台，從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這個歷史功績裏面也有他一份。可老袁當了中華民國大總統以後，經不住周圍人所謂『國情特殊論』的忽悠，加上自己的私心，演了一出復辟的醜劇，便『身與名俱滅』了。而和袁同時代的另一位政治家孫中山，至今仍被國人紀念，其原因就在於他明白『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從而堅定追求『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為『振興中華』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歷史意識，是把歷史作為科學來對待。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科學既然是實事求是的學問，其對待客觀歷史也必然是嚴肅、認真的，來不得半點虛偽和不老實，更不許摻入私心雜念。在這方面，我國老一輩政治家劉少奇有好聲名。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些地方發生嚴重饑饉，作為國家主席的他，主張要把包括自己在內的執政者的歷史責任『上書』（即寫到歷史書上）；而對於個人的冤屈榮辱，他則相信『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種歷史意識可謂光明磊落、自信坦蕩。

　　有一種說法叫做『欲滅其國，先滅其史』，這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唯物主義歷史觀認為，人的主觀意志不可能消滅客觀歷史。能夠被消滅的歷史，肯定不是真歷史，不是人民寫的歷史，它只能是雍正皇帝搞的【大義覺迷錄】式的東西。所以『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以科學的態度對待歷史，首先要正視歷史。如同科學是具體的一樣，歷史也是具體的。每一段歷史裏面，都包含極其豐富的內容，可以總結出經驗，也可以總結出教訓。歷史又是一個前後相接、不能割斷的過程，前因後果，缺了哪一環都不成。抽象地拿一段歷史去肯定或否定另一段歷史，這樣做的人必不是史學研究的內行，因為它毫無意義。正視歷史，還要允許反思歷史。沒有歷史的反思，就沒有歷史的智慧與活力，也不會有歷史的進步。人們不會忘記，當年正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前一段歷史中的錯誤，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改革開放的路線，中國才能夠跨入新的歷史時期。歷史的思考又是沒有國界的，東方西方，古今中外，全人類的歷史都是寶貴財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王也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