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樹志為什麼說王陽明最大的貢獻是解放思想

樊樹志為什麼說王陽明最大的貢獻是解放思想

樊樹志【晚明大變局】

【晚明大變局】一書二〇一五年上海書展面世後，先是上海書展被評為十大最有影響力新書，繼而陸續被多家媒體評為月度好書，如被評為【中華讀書報】二〇一五年九月好書，被中國圖書評論學會評為二〇一五年九月中國好書等。二〇一五年年底時，又被【光明日報】評為二〇一五年度十本好書，被【人民日報】評為二〇一五年度好書。如此等等。

輿論界、讀書界、學術界如此看重這本書，可能是因為我用別樣的視角解讀晚明史，提出了晚明也有大變局的新看法。正如【中華讀書報】所說：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和晚清聯繫在一起的一個說法，而樊樹志先生認為，實際上晚明已是一大變局通觀全書，可以承認晚明大變局一說大致是成立的。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書中很多論述有助於公眾更新對晚明歷史的認知本書的意義當不限於晚明史，將晚明的變化理解為一大變局，就否定了李鴻章三千年未有的說法；強調晚明之變的外源性，將中國捲入全球化的時間提早到晚明，也深具啟發意義。如此，如何看待有清一代，如何理解晚明變局與晚清變局的關係，如何描繪中國近代化的整體圖景，都需要進一步思考。

不同層次的讀者之所以喜歡這本書，也許是本書的兩大主題對外開放與解放思想與當代讀者發生了共鳴，有助於人們回顧過去、應對當下、展望未來。因此我很樂意與各位分享讀史的心得，上次在上海古籍書店與讀者有過交流，反響很好。今天的讀者朋友請我講講王陽明，也就是【晚明大變局】第四章思想解放的潮流。

所謂解放思想就是要衝破束縛思想的牢籠，掙脫枷鎖，內容與形式因時而異。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特點就是要衝破僵化的經學思想的束縛。此事說來話長。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學成為進入官場的敲門磚，於是乎形成了研究儒家經典的學問經學，以研究經學為生的人群稱為經師。經師們專注於經典的一字一句的注釋，搞所謂章句之學。漢朝的經學就已弊端百出，正如已故歷史學家呂思勉所說：經學大師鄭玄遍注群經，號稱博學，其實支離滅裂，於理絕不可通，自相矛盾之處不知凡幾。此等風氣既盛，經學家大多變為沒有腦筋的人，雖有耳目心思，都用在瑣屑無關大體之處。

經學逐漸成為束縛人們思想的枷鎖，一言以蔽之，經學的弊端可以概括為六個字：拘泥、僵化、教條。宋明理學把這種弊端放大到了極點。

明朝前期的思想界沉悶而僵化，科舉取士都以宋朝經學家朱熹的【四書集注】等，作為考試課本和標準答案。考生們為了躍登龍門，一味死記硬背，寫毫無自己思想的八股文。人人都以孔子的思想為思想，以朱子的思想為思想，而沒有自己的自覺思想、自由思想。正如美籍華裔學者杜維明所說：結果，朱熹的宋代儒學版本成了科舉考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幸的是，這種融合往好處說是鼓勵人們去關心隻言片語、孤立的細節、無關緊要的東西；往壞處說則導致死記硬背、照本宣科而不追求意義和價值的習慣。一旦朱熹廣博的道德形而上學被轉變成純經院形式，批判精神、創造性思想、道德目的和活力就逐漸消失了。

一兩千年前的經典，後人奉為不可更改的至理名言，供上神壇，頂禮膜拜，不敢批判，不敢懷疑，思想界死水一潭。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人對於這種狀況是不滿意的。首先出來打破僵化沉悶空氣的是陳獻章，他強調懷疑精神，提倡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意思是，有了懷疑精神，敢於懷疑聖賢，敢於懷疑經典，才會有覺悟，才會有進步。王陽明繼承並發揚陳獻章的懷疑精神，開創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

在中國歷史上，王陽明一直是一個被否定的人物。他活着的時候，他的思想學說被嘉靖皇帝斥責為偽學邪說。後來雖然平反昭雪，從祀孔廟，依然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又被貶為主觀唯心主義，予以批判。

其實王陽明的事功和學術都令人刮目相看，他既是一個思想家，也是政治家、軍事家。他官至南贛巡撫、兩廣總督，在平定寧王宸濠叛亂、贛南叛亂、廣西叛亂中，戰功卓著，無人可與之比肩。當然，他對於後世的影響，毫無疑問是思想家角色，中國近代傑出政治家都推崇他的思想；他所建立的陽明學流傳日本、朝鮮等國，至今依然熠熠生輝。不過，對於陽明學，人們各取所需，有的關注致良知，有的關注知行合一，我的切入點是解放思想。

我認為王陽明最大的貢獻就在於解放思想，有兩點應該細細琢磨。一點是：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王陽明【傳習錄】）另一點是：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同上）這兩段話，氣魄宏偉而又邏輯嚴密，極具震撼力與說服力。以我的讀史所得，在王陽明的前輩或同輩中，難以看到如此鋒芒犀利的言詞，如此深刻大膽的思想。其可貴之處在於，敢於向孔子、朱子大聲說不。在朱熹思想成為欽定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時代，敢於發出不同的聲音，掙脫無形的網羅，強調無論求道還是求學，都應該出於自己的心得，獨立思考，不要以朱子的是非為是非，也不要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他寫的【大學古本】與【朱子晚年定論】，都是向朱熹發出質疑，他認為被當作科舉考試課本以及標準答案的【四書集注】，是朱熹中年未定之說，有不少謬誤；而且朱熹自己也覺今是而昨非。目的是引起人們的反思，不要盲目崇拜朱熹。擴而大之，他對傳統經學也給與猛烈批判，他說經學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有的崇尚功利、邪說，這是亂經；有的專注於訓詁、背誦，沉溺於淺聞小見，塗抹天下之耳目，這是侮經。所以他強調學貴得之心，不為經典詞句所束縛：凡看經書，要取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拘執比擬，則反為所束縛。

樊樹志為什麼說王陽明最大的貢獻是解放思想

王陽明畫像

王陽明的大弟子王畿、王艮把這種思想推向極致。王畿思想的精彩之處在於，始終堅信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腳跟轉，如果不能自證自悟，一味跟隨前賢的腳跟轉，重複前賢的語錄，是沒有出息的；如果執着於師門權法，不敢超越，那就沒有發展，沒有創新，思想豈不成為一潭死水！自從宋代把【論語】等四書奉為經以來，四書的地位節節攀升，大有凌駕於五經之勢。知識人對它頂禮膜拜，只敢亦步亦趨地注釋，少有批評。王畿反其道而行之，直率地指出【論語】有病，並非傳神手筆，只記得孔子皮膚影像。因此王畿被朝廷斥責為偽學小人。【明史】與【四庫全書】都對他持否定的評價。從長時段的歷史眼光看來，掀翻天地打破牢籠，恰恰是他的最大貢獻。李贄稱讚這位前輩：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

王門弟子中王艮是最為奇特的一個，出生於卑微的灶丁之家，文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主張以悟釋經，耿定向把其解釋為六經皆註腳，可謂切中要害。堅持朱熹正統思想的人，對王陽明及王門弟子非議最多的也正是這一點。東林書院的顧憲成是一位正直的學者，主張回歸朱子學，非議陽明學。他對王陽明倡言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不敢以為是也，給予這樣的評價：陽明得力處在此，而其未盡處亦在此，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腳六經，高談闊論，無復忌憚。顧憲成所說註腳六經，又具體化為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他說：一則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即孔子大聖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已耳。站在儒家經學正統立場，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顯然有悖於經學的本義，或者說有離經叛道之嫌。其實，這是一種原教旨主義，勢必導致抱殘守缺、思想僵化。要想打破牢籠，自由思想，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是必然的選擇。經典的生命力在於與時俱進，隨着時代的前進，不斷賦予新的解釋，也就是王陽明所說，應當為我所用，不至於成為束縛思想的文字桎梏。

放寬歷史視野，便不難理解。漢朝經學弊端叢生，經生們沉迷於繁瑣的傳注，只知墨守家法。不滿於這種狀況的士人，跳出原有的圈子，用道家思想闡釋儒家經典，形成耳目一新的魏晉玄學。何晏、王弼用老莊學說解釋【易經】【論語】，嵇康不涉經學，只讀老莊，敢於非湯武而薄周孔，指斥六經未必是太陽。這樣的魏晉風度，推動了思想解放，譜寫了中國文化史上絢爛多彩的一頁。旅美作家木心在【哥倫比亞的倒影】中讚美道：滔滔泛泛間，魏晉風度寧是最令人三唱九嘆的了；所謂雄漢盛唐，不免臭髒之譏；六朝舊事，但寒煙衰草凝綠而已；韓愈、李白，何足與竹林中人論氣節。宋元以還，藝文人士大抵骨頭都軟了，軟之又軟，雖具鬚眉，個個柔弱無骨，是故一部華夏文化史，唯魏晉高士列傳至今擲地猶作金石聲。晚明的思想解放浪潮，無論深度還是廣度，都遠遠超過了魏晉。距離魏晉一千多年的晚明，出現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不但不應該譏刺，反倒應該大聲為之叫好。

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到了李贄那裏，推向了高峯。李贄雖然不是王陽明的及門弟子，也可以歸入掀翻天地的王門弟子行列。他是王艮之子王襞的門生，可以算是王陽明的三傳弟子。他認為，千百年來無是非可言，原因就在於，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因此，不必把孔子的是非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他還說：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他把王艮的六經皆註腳發展為六經皆史。六經原本就是史書，被後人尊奉為經，披上了神聖的外衣，李贄主張應該還它的本來面目經史一物。言簡意賅，在理論深度上，絲毫不遜色於章學誠。當時的假道學打着周、程、張、朱的幌子，販賣私貨，嘴巴上講仁義道德，心裏面卻想升官發財，他極為反感，口誅筆伐，言詞之尖刻令人驚駭：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朝廷因他敢倡亂道，惑世誣民，把他逮捕。他在獄中自刎而死，用堅毅的死表達對於當權派的最後抗議。明末清初的名士張岱說，李贄不死於人，死於口；不死於法，死於筆。也就是說，他並沒有犯法，僅僅是他的口與筆闖了禍，成為專制體制所不容的思想犯。他的著作萬曆、天啟年間多次被禁，但是始終在民間流傳。顧炎武對李贄並無好感，卻在【日知錄】中如實地說：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反映了民間輿論的取向，並不以朝廷的旨意為轉移，要喜則喜，要藏則藏，有思想活力的書是禁不了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吳虞，對李贄推崇備至，把他看作自己的前輩，寫了洋洋萬言的【明李卓吾別傳】。他認為，李贄的學說與理想極其高妙，不肯依傍他人，他的文章對孔子屢有微詞。自從王充【問孔】以後，二千年來，直斥孔子，他是唯一的人。吳虞打倒孔家店，顯然受到李贄思想的影響。由此看來，晚明思想解放潮流，一直影響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現在有些人企圖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歷史意義，他們混淆了孔子與孔家店的區別。孔子的思想，經過從董仲舒到朱熹的改造，已經面目全非，孔家店販賣的貨色，並非孔子思想的本來面目。不打倒孔家店，如何建立新思想新文化？如何迎接德先生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