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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傳統村落的存在形式，自農業文明產生以來就出現了。它是中華民族先民由採集與漁獵的游弋生產生活方式，進化到農耕文明定居生產生活方式的重要標誌；是各民族在歷史演變中，由『聚族而居』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發展起來的相對穩定的社會單元；是中國農村廣闊地域上和歷史漸變中一種實際存在的、歷史最為悠久的時空坐落。
對中國傳統村落進行研究，始於19世紀末美國學者明恩溥的【中國鄉村生活】一書。自此開始，中國傳統村落文化開始進入西方人類學、社會學學者的研究視野。凱恩、狄特摩爾、白克令等西方學者，都以社會學的調查方法和歐美社會研究的範式，對中國村落展開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葛學溥還提出了對中國各地鄉村社區分別進行調查研究的計劃。
西方學者的研究，直接催生了中國本土學者對於中國村落研究的熱情，包括梁漱溟、吳文藻、林耀華、費孝通、楊懋春、楊慶堃、許烺光等。其中，影響深遠的著作當屬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這本重要的著作通過對江蘇一個叫開弦弓村的農村社區的社會結構及其運作的描述，勾畫出了一個由各相關要素系統有機配合起來的村落整體，一直被視為小型社區窺視中國社會的實驗性範例。這種對於中國農村進行個案考察的研究方法，被後來的許多學者奉為中國村落文化研究的圭臬。除了費孝通的江村以外，還有楊慶堃的鷺江村，林耀華的黃村，黃樹民的林村，楊懋春的台頭村，周大鳴的鳳凰村，等等。直到今天，這種對村落進行個案研究的方法，仍然具有比較大的學術市場。
近些年村落研究的一個顯著變化是，學者已經開始從單個的村落研究轉變為若干個或者某一區域村落群的研究。例如，黃宗智對華北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村落的考察，李懷印對於河北省獲鹿縣的村落研究，等等。不過，對於一個地區的村落群的研究，與對單個的村落進行研究一樣，實際上仍然屬於個案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個案研究能夠將一個小範圍的村落考察得非常全面而深入，但是如何選擇一個村落進行研究？從以往的經典研究來看，實際上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這種偶然性的個案研究的缺陷就在於，儘管其出發點都在於以小見大，力圖通過對一個村落的描述來展示出整個中國農村的情況。實際上，就中國村落的複雜性多樣性而言，往往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雖然有的個案具有某一學術視角的典型性，但從文化多樣性、多層次、多方面性而言，單方面研究的個案是無法滿足或代表作為文化類型或整體的中國村落文化研究的。照搬西方人類學社會學的模式來研究一個具有數千年農耕文明歷史的中國的傳統村落文化，顯然是並不適宜的。
傳統村落中最為濃厚的家族觀念、宗族觀念，使得村落文化具有極為牢固的內在結構與外在形態。早期的一些村落研究者顯然都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包括胡先縉、陳翰笙、魏特夫、德·格魯特、奧爾加·蘭、劉興唐和馬克斯·韋伯等人。林耀華在【義序的宗族研究】中，以鄉村社區的宗族為基礎，探討了宗族社會的組織及其社會功能、宗族與家庭的結構以及親屬關係的系統與作用。英國學者弗裏德曼在【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一書中，以一種整體構想的形式，試圖構建起一個東南村落中的宗族模式。杜贊奇則認為，20世紀國家政權的滲透極大地改變了宗族在文化網絡中的作用，諸如市場、宗族、宗教等組織以及庇護人與被庇護者、親戚、地鄰之間的非正式相互關係網等，都起到了維繫村落成員之間關係的作用。村落文化中維繫人際關係的錯綜複雜性，導致任何一種觀點、任何一種簡要模式都不能完全涵蓋中國村落中的所有關係網。
總體來說，我們認為，當代的村落文化研究至少會出現兩個大的趨勢。
第一，從宏觀的角度、有計劃有目的、分區域和民族，對村落文化進行整體性的考量。這與上文提到的村落群的研究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區別。歸根結底，村落群的研究仍然屬於個案研究，只不過是規模更大而已。而我們所說的對村落展開區域性、民族性的研究，是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進行的，旨在將中國村落文化視為國家歷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文化標本，通過大量的數據分析，深入探究，將村落文化進行類型化。這樣可以達到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得出村落文化的同質性、規律性，二是得出村落文化的特質性、差異性。前者可以讓我們明白，中國村落文化的特別之處在哪裏，它傳承數千年，其背後的支撐是什麼；後者則可以使我們懂得，中國村落文化之所以呈現出異彩紛呈的面貌，是由什麼樣的原因產生的。
在研究方法上，應該更加多樣化。最主要的是應該突破傳統的單一學科，引入新興的歷史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所倡導的田野考察方式，並藉助和整合各個學科交叉研究、多視角介入我國傳統村落文化的研究。傅衣凌、梁方仲、顧頡剛、容肇祖、鍾敬文、江應梁、陳序經等老一輩學者直到鄭振滿、鄭銳達等新一輩學者的探索，為我們開創了很好的先例。
第二，從文化學的宏觀視角對村落文化進行研究。儘管目前在大多數村落個案的研究中，也會提及當地村民的精神生活部分，但是都微不足道。以經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遠遠達不到村落文化研究的要求，我們亟須從文化本身的視角來看待村落文化。按照對於『文化』一詞的廣義的理解，它應該是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可以說，村落中的一切相關文化，都是在村落生活的人們所創造的，都是村落文化的一部分。對村落中的任何文化形態展開研究，都是村落文化研究。它包括建築營造與堪輿規劃、生產生活與經濟模式、文化教育與道德教化、宗法禮制與村落治理、民族民俗與宗教信仰、民間藝術與手工技能、生存空間與資源環境，等等。
我們認為，村落文化中的活態文化，即村落中所保留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應該被學術界重視起來。這種民族文化中精神性的部分，包括作為中國傳統社會制度文化的『村禮』『族禮』『家禮』，文化教育與道德教化及其關係，文化傳承與文化傳播（含宗教文化的傳播），民俗與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喪、喜慶、信仰、風俗以及與之相關的生產活動之間精神與物質的互為影響關係，等等，都是村落文化中活態文化的部分。它們關係到村落中的人如何生活以及文化如何被創造並傳承的，始終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都值得深入研究。
（吳燦、胡彬彬，作者單位：湖南大學嶽麓書院、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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