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襲者反而成為『頂峯』？ 【莊子】注釋的歷史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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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繪莊子

一

【莊子】之結集，應不晚於戰國末年。【呂氏春秋季春紀先己】篇有真人一詞，其對於昔者先聖王的描寫，有類似【莊子大宗師】篇對古之真人作描寫以表達理想人格的筆意。這有可能是受到【大宗師】篇的影響。【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呂氏春秋】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藉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呂氏春秋】的成書時間雖仍有爭論，但包括【先己】篇的【十二紀】成於維秦八年（【呂氏春秋序意】）亦即公元前239年秋之前，學界是沒有異議的。【淮南鴻烈】引【莊子】文更多。【淮南鴻烈】是漢武帝即位當年，即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由劉安獻上的。劉安門人在利用已有成書之外，也還可能對【莊子】一書有所裒集。

其後，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附莊子傳】中明確說，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亢桑子當為庚桑楚，畏累虛當為【庚桑楚】篇中所說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一語中的畏壘山。

【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說，【漢志】所錄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並同，自余或有外而無雜。惟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故為世所貴（【經典釋文序錄】）。余嘉錫說：今【胠篋】在外篇，【漁父】【盜跖】【庚桑楚】在雜篇，而太史公皆以為莊子所自作。然則史公所見之本，必無內外雜篇之別可知也。劉向定着之時，始分別編次。（【古書通例】）凡一書之內，自分內外者，多出於劉向，其外篇大抵較為膚淺，或並疑為依託者也。

陸德明說：莊生弘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經典釋文序錄】）對後人增足的情況，清人章學誠曾舉例闡述曰：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文史通義文集】）因此，章學誠認為：【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偽托；非偽托也，為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文史通義言公上】）蘇東坡在【莊子祠堂記】中立論曰：莊子對孔子是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然而，【盜跖】【漁父】給他的感覺，則若真詆孔子者。此外，【讓王】【說劍】，又皆淺陋不入於道。由此，他要求去此四篇。蘇東坡是將【莊子】一書視為莊周所作，才會產生此種昧者剿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東坡文集】卷三十六）的言論。蘇東坡顯然不了解先秦學術的衍生狀態及其典籍的編集情況。

抄襲者反而成為『頂峯』？ 【莊子】注釋的歷史公案

莊子半身像

余嘉錫在【古書通例】中明確提出，秦漢諸子即後世之文集。他說：周、秦、西漢之人，學問既由專門傳受，故其生平各有主張，其發於言而見於文者，皆其道術之所寄，承其學者，聚而編之，又以其所見聞，及後師之所講習，相與發明其義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學。故西漢以前無文集，而諸子即其文集。周、秦人之書，若其中無書疏問答，自稱某某，則幾全書不見其名，或並姓氏亦不着。門弟子相與編錄之，以授之後學，若今之用為講章；又各以所見，有所增益，而學案、語錄、筆記、傳狀、注釋，以漸附入。其中數傳以後，不辨其出何人手筆，則推本先師，轉相傳述曰：此某先生之書雲耳。既欲明其學有師法，又因書每篇自為起訖，恐簡策散亂，不可無大題以為識別，則於篇目之下題曰某子：而後人以為皆撰人姓名矣。古書既多不出一手，又學有傳人，故無自序之例。余嘉錫所云又各以所見，有所增益，正是上引陸德明所曰後人增足者。至於陸德明以漸失其真一語來論定此種情況，則過於簡單化了。在後人增足之中，正是有着一個學派的發展與變化。這是我們必須確立的一個基本觀點。

【莊子】的編集時間，由門弟子相與編錄之，以授之後學的情況來考慮，應在莊周之後，即已有初步的編錄。王充曾說：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論衡書解】）趙岐亦曰：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孟子註疏孟子題辭】）據此可知，漢代所存諸子之書是由秦代傳下來的，因此，如本文開頭所說，【莊子】一書在戰國晚期即已大體成型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漢初行黃老之治，道家學說昌盛，這一時期，【莊子】文篇仍可能有所增足。

崔撰曰：【齊物】七章，此連上章，而班固說在外篇。（【經典釋文莊子音義】）據此，在班固之時，【莊子】一書不僅已分內外篇，而且每一篇已經分章了。

二

篇章的增足是一種附益，而傳、注、疏的產生則是另一種附益。【晉書郭象傳】說，在向秀之前，注【莊子】者數十家。然而，【經典釋文序錄】所列注釋本卻只有以下幾種：崔撰注10卷27篇，其中內篇7、外篇20；向秀注20卷26篇（一作27篇、一作28篇），亦無雜篇；司馬彪注21卷52篇，其中內篇7、外篇28、雜篇14、解說3；郭象注33卷33篇，其中內篇7、外篇15、雜篇11；李頤集解30卷30篇（一作35篇）；孟氏注18卷52篇；王叔之義疏3卷；李軌音1卷，徐邈音3卷。

要而言之，【莊子】的注本有兩個系列：一是只有內、外篇的，一是分為內、外、雜篇的。至於這兩個系列之間的關係，即前者是否為後者之節選，又或兩者都是司馬遷所見的十餘萬言之節選，現在已經無從論定。此外，我們對李頤集解本有多少篇，其與司馬彪本、崔撰本、郭象本的異同，也毫無所知。我們所能推知的只有向秀本與崔撰本，郭象本與向、崔、司馬本的關係。

向秀的注本應該用的就是崔撰的注本。【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註曰：秀本傳或言秀唯好莊子，聊應崔撰所注，以備遺忘雲。這是說向秀在崔撰的注本上更益以闡釋。對於向秀本篇數有三種的問題，王叔岷的解釋是：考釋文敘錄載崔撰【莊子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蓋兼其未竟之【秋水】【至樂】二篇而言。【世說文學篇】，【晉書郭象傳】，並言向注【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莊學管窺莊子向郭注異同考】）這一說法，雖只是一種推測，但可以參考。

【晉書郭象傳】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晉書向秀傳】亦曰：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為之隱解者，即解其隱義也。劉孝標所引【秀別傳】曰，向秀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世說新語文學】）。隱【莊】者，即【晉書向秀傳】所謂為之隱解也。馮友蘭將此隱字解為隱括（【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3頁），並不恰當。向秀注本既然意在論其旨統，解其隱義，自然篇幅增大，這是他的注本比之崔撰注本，多出十卷的原因，因為每篇的解釋多了，分卷就要細一些。

三

郭象的【莊子】注釋是否竊自向秀，這在【莊】學史上，乃至中國學術史上是一件大公案。楊明照先生縷述曰：郭象【莊子注】竊自向秀之說，始於【世說新語文學篇】，【晉書】遂著之於傳，而高似孫【子略】，王應麟【困學紀聞】，焦竑【筆乘】，胡應麟【四部正訛】，謝肇淛【文海披沙】，陳繼儒【續狂夫之言】，王昶【春融堂集】，袁守定【佔畢叢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簡明目錄】，陸以湉【冷廬雜識】，復相率承之無異議。疑之者則濫觴於錢曾【讀書敏求記】；王先謙【莊子集解】，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亦先後為之辨白。然皆鑄詞簡闊，弗之詳論也。近人劉盼遂乃作【申郭篇】，證以三事，冀雪覆盆；若子玄沈冤，可洗於千載之下焉者。（【學不已齋雜著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楊先生自述，對茲案久入胸次，乃弋釣子期解義之見存者，與郭注類聚並列（【學不已齋雜著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加以比較，向秀解義存而郭象沒有相應注釋者凡三十七則不列入。比較的結果是：在總計八十九則中，其與郭注同者四十有七，近者十有五，異者二十有七。辜榷較之，厥同逾半。楊先生又說，劉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於【世說】紕誤之處，多所糾彈，此獨存而不論；張湛訓解【列子】，向、郭並采，而所引向注，與今行郭本互校，十符其八。楊先生的結論是：【世說】所載，信而有徵。子玄少有才理。蓋見子期所為解義，窮究旨要，妙析奇致，欲貪其功，以為己力。遂掠美因善，鳩居鵲巢，補闕拾遺，蔦施松上。縱曾自我作故，要亦因人成事，與何法盛之剽郄紹，宋齊邱之攘譚峭，不過薄乎云爾，存心固無以異。（【學不已齋雜著郭象莊子注是否竊自向秀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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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注【莊子】

【四庫全書總目】曾對比向、郭注，駁斥錢曾【讀書敏求記】之謂世代遼遠，傳聞異詞，晉書云云，恐未必信然之說，並詰問道：錢曾乃曲為之解，何哉？王叔岷對此公案也很感興趣，亦著有專文，他右袒錢曾說不得斥錢氏之說為曲解也，其理由為：今據【莊子釋文】【列子注】及他書所引，詳加纂輯，得向有注郭無注者四十八條，向郭注全異者三十條，向郭注相近者三十二條，向郭注相同者二十八條，列此明證，然後知郭注之於向注，異者多而同者少，蓋郭雖有所采於向，實能推而廣之，以自成其說者也，妄加剽竊之名，誠誣人也！（【莊學管窺莊子向郭注異同考】）王叔岷意在為郭象洗脫惡名。然而，王叔岷的計算方法是錯誤的，向有注、郭無注者四十八條，應該像楊先生那樣，不列入。下餘六十條，全異者三十條，相近、相同者六十條，佔三分之二。因此，郭象的竊名還難以洗脫。

馮友蘭所持的是另一種理由是：若說抄的話，郭象不僅抄向秀，而且抄嵇康，還抄司馬彪。他的【莊子注】用後來的說法，應該稱為莊子集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3頁）集注的說法是欠妥的，因為集注是需要一一標明原注者姓名的，並且這一說法還模糊了郭象的【莊子注】基本上竊自於向秀的事實。

馮友蘭引【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註聊應崔撰所注，以備遺忘一語中的應字，為隱字（【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2頁），明顯不符合原文，馮友蘭未交待所據為何，亦不知是馮友蘭誤記，抑或是有意改動？事實是，馮友蘭恰恰由此作出了錯誤的推論：向秀的【莊子注】可能來源於崔撰的【莊子注】。隱是隱括的意思（【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2頁）。

這是為了替郭象竊取向秀注辯護，而誣向秀的注亦竊自崔撰。王叔岷就說得很明白了：釋文音義中所引崔向本正文相同（與郭本異者）、注文相同之例亦甚多。蓋向秀亦本崔撰之義，述而廣之，與郭象本向注述而廣之者實同。（【莊學管窺莊子向郭注異同考】）看來馮友蘭、王叔岷對上引【晉書郭象傳】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一語的理解是相當不夠的。舊注與解義相對，顯然舊注指的便是訓釋音義、標出異文之類，如果崔撰的【莊子】舊注有大量的義理闡發，則向秀再作隱解，就只能說是於舊注外別為解義，不能說是而為解義了。王叔岷忽視了向秀的主要貢獻在于于舊注外而為解義。在字句訓釋上，向秀承襲崔撰注的情況是存在的，故劉孝標註稱向秀聊應崔撰所注也。應乃因之借字。應崔撰所注者，即謂因承、沿用、依託崔撰所注本是也。問題在於向秀為人所稱道的是解義。因為有這樣一種開闢性的工作，因此，他在訓釋上的承襲，便不為人所計較了。故王叔岷獨加郭象以竊名，不亦冤乎的話，是對向秀的貢獻不了解的類比之詞，也就是說，王叔岷未能明白舊注與解義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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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

馮友蘭又說：郭象注可以包括向秀注；向秀注不能包括郭象注。所以唐朝以後，向秀注和其他魏晉人的注都失傳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4頁）這話是對的，但需要補充的是，闡述的原創性是屬於向秀的，解義亦即理論闡述的方向是向秀開闢的。【晉書向秀傳】稱向秀髮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郭象傳】也說向秀妙演奇致，大暢玄風。上文已述，【世說新語】劉孝標註引述了【秀別傳】稱向秀隱【莊】絕倫的話。此外，他還引【竹林七賢論】說：秀為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世說新語文學】）從這些記述中可以看出，向秀注出現時，曾給讀者以強烈的新鮮感以及提升了精神境界的滿足感。

然而，【晉書】又是如何說明郭象注本成書情況的呢？【郭象傳】沿用了【世說新語文學】關於郭象竊向秀注以為己注的意見，而【向秀傳】也只是說：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所謂述，即是說他的注大多是對於向秀注的複述，或曰敘述，包括直用與化用。而所謂廣，則有三層含義：一是他的注中還包括了向秀以外的其他人的注釋，二是他自己也作了一些論述上的展開，三是篇目上增加了六篇。

馮友蘭雖確認郭象抄了向秀的注，但他還是很肯定郭象此種做法的，稱其綜合各家，集其大成成為玄學發展的頂峯（【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4頁）。稱郭象的【莊子注】是玄學發展的頂峯的說法，忽視了玄學思想此後藉助於佛學資料的進一步發展；就【莊子注】本身而言，馮友蘭的這一說法，抹殺了上文所述向秀在理論闡述上的原創與開闢之功。

中華書局版【晉書】在【向秀傳】中述而廣之後用了逗號，下連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一語。不必細讀其上文即可知，那個逗號應改為句號。也就是說，儒墨之跡鄙，道家之言盛的情況，是由上文所述向秀髮明奇趣與郭象述而廣之共同產生影響的結果。

馮友蘭為郭象辯護還舉了一項理由，他說向、郭這兩個本子卷數和篇數都不相同（【中國哲學史新編】第4冊第130頁），這是意在劃開郭象注本與向秀注本的關係。其實，郭象的注本，恰是在崔撰、向秀的本子上，如上文所說，增加了六篇而成的。壽普暄對此曾作過探索：【釋文】內、外、雜各篇，陸氏以司馬、崔、向、郭諸家音義雜然並列，但可異者，外篇【天道】【刻意】【田子方】，雜篇【讓王】【說劍】【漁父】六篇，於崔、向二氏音義一無所引。且以此六篇與二十七篇相加，正為三十三篇，與現存之郭本洽合。若然，則此六篇者，即崔、向本所不着，而為郭象增添者乎？（【由經典釋文試探莊子古本】，【燕京學報】第二十八期）無論具體篇目是否確為這六篇，除了假設存在陸德明所見向秀注本已有散佚這種可能外，那麼郭象注本必定是從司馬彪、孟氏這一系列的【莊子】注本中選取了六篇，才能有三十三篇之數。由於篇目的增多，郭象將司馬彪本分為內、外、雜篇的做法也一併引入，用以部劃區類了。

那麼有沒有可能，郭象是從司馬彪、孟氏這一系列的【莊子】注本中刪減而成三十三篇呢？部分論者即持此見，以為他的三十三篇本就是對司馬彪五十二篇本進行以意去取的結果。

我以為，此種可能性很小，因為既然郭象注竊自向秀，他自然是以向秀的本子為底本的。如果他是從司馬彪、孟氏這一系列的【莊子】注本中刪減而成三十三篇的，那麼，不僅其注本的篇目會和向秀注本形成較大的區別，壽普暄所發現的那種情況就不可能產生，而且他所需要補註的篇目也要多得多。如是，則關於他的注竊自向秀的議論就不會傳播得如此久遠，人們只能說他的注部分竊自向秀。

一方面因為在注釋上有所擇別與豐富，另一方面也因為增加了六篇文章，並且採用了內、外、雜的分類，且不論其注釋是否竊據了他人的成果，郭象的注本還是成為了一個超過向秀原注本的讀本。即就內、外、雜的分類來說，就比內、外的分類更為細緻，因為【莊子】篇目的增多本是由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的結果。對於附益篇目的時代早晚的認識，是劃分外篇與雜篇的依據。也就是說，內、外、雜的歸屬，總體上說是對於時代先後的判定；而所處時代的不同，正是後學思想變化的原因。

郭象的注本既然成為了一個超過向秀原注本的讀本，那麼向秀及其他人的注本就只有遭遇被淘汰的命運了。這真是一個歷史的悲劇：原創者失傳，而竊據者留名。文化傳播的歷史如我在【文學史新方法論】中所闡明的，乃是一種讀解史，因此，它是不認人的，它只認被讀解物亦即書的價值。而【世說新語文學】的相關記載及其流傳，甚至被寫入正史，總算是給予了悲劇人物以補償，也將竊據者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在充斥着明搶暗奪、誣陷壓制的殘酷的歷史淘汰中，向秀其實還不算是過於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