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也有 『幽暗意識』

■ 葉匡政

『幽暗意識』成為一個學術概念，是台灣思想史家張灝的功勞。他在分析西方民主傳統的源頭時，挖掘出這一概念。在歐美學界，『幽暗意識』很少有人論及。這個概念之所以對中國人重要，是因為藉此我們或許能發現中西方文化的一些差異，來回答儒家思想究竟因為少了何種因素，以至於沒有發展出民主制度。據張灝自己介紹，他的這個觀念的現成，受過危機神學的影響。危機神學認為人與神有着無法逾越的鴻溝，人總是人，永遠不可能是神。

什麼是『幽暗意識』呢？張灝有過一個定義，『就是發自對人性中或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因為這些黑暗勢力根深蒂固，這個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圓滿，而人的生命才有種種的醜惡，種種的遺憾。』在張灝看來，西方近代之後會生發出民主政治，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基督教傳統的『原罪觀』保存和『幽暗意識』。自由主義除了珍視人類的自由和尊嚴外，但它同時也承認人性的罪惡，對政治生活中的人性持悲觀態度，所以它對未來的自信中，總是保持着對人性幽暗的認知和對權力的警覺。正是這份警惕，使民主有了成長的土壤。

張灝認為，『幽暗意識』並非西方獨有，儒家也有它的存在。雖然儒家和基督教的人性觀不同，基督教是以人性沉淪需要救贖為出發點，而儒家更多強調人性成聖成德的可能。但反觀儒家對道德的推崇，也是建立在現實生命是缺乏德性這一假設前提上的。沒有這個前提，儒家所強調的修身也就失去了基礎。

中國文化傳統中一直有『憂患』意識，孔子與【論語】的誕生，很大程度上是源於這種『憂患意識』的籠罩。張灝認為，如果仔細闡釋孔子所言的『天下無道』，已經有將外在『憂患』與內在人格連在了一起的趨勢了。可以說，孔子很早就把世間的無道歸於人性的昏暗。張灝甚至認為，在【論語】憂患意識已漸漸轉化成『幽暗意識』。

到孟子時，雖強調人的性善論，但他對人性仍然是有強烈的現實認知的，所以他會有『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的感嘆，這個『幾希』就是很少的意思。在孟子的觀念中，更是把人的自我分為『大體』和『小體』，『小體』就是人性中的獸性與黑暗面。而荀子的性惡論，關注的重點更是人性的『幽暗意識』，他的所有思想都是以『幽暗意識』為出發點的。但由於荀子對後來的宋明儒學影響較小，所以他的思想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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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雖然一直貫穿『幽暗意識』，但這部分思想始終未能成為主流。張灝認為『樂觀的人性論』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精神，也就是常說的聖王與德治思想。儒家雖然飽含了抗議與批判精神，但因未將『幽暗意識』視為根基，這種精神只是停留在理想層面，並未最終落實為對社會制度的設想。雖說朱熹的【大學】傳統有對制度的關注，但它關注的仍然『治道』，而非制度。在張灝看來，這都和儒家對人性的過於樂觀有關。以至於儒家雖有『幽暗意識』的傳統與資源，但卻沒有能被充分地認知，更沒有最終形成民主制度。也就是說只有正視政治生活中的人性之惡，才可能依賴制度來限制執政者作惡。『幽暗意識』不是說，必然證實人人是壞人，但它在價值層面認為對人性保持着警覺與懷疑是必要的，只有正視這點，才有在社會制度上防範的必要。

近年來，『憂患意識』提得很多，讓很多人混淆了『憂患意識』與『幽暗意識』的區別，崔衛平專門寫過文章來辨析兩者的不同。崔衛平認為，雖然兩者都主張面對不利因素，並採取防範警惕的態度。但最大的不同在於，憂患意識認為問題出在外部世界，認為只要將外部問題解決好，一切就會變好，更像是針對外界的不安全感。但幽暗意識憂患的對象，還包括對自我人性的認知，認為人自身所擁有的破壞性，反而更有警惕和防範的必要。從這種區分可看出，『憂患意識』只是一種現實認知，而『幽暗意識』接近一種超驗價值。只有有了這種價值判斷，才會在設計具體社會制度時，認為將人性中『幽暗意識』結合進去是必要的，防範和制止才有可能。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分辨清楚了，也就自然會同意張灝所說的那句話：『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葉匡政 作者系北京文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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