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同黨外人士共迎丁酉新春並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中共各級黨委要為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履行職能提供支持,認真聽取和積極採納黨外人士意見和建議,協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這是執政黨應有的胸襟。』
『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出自【宋史】卷347【王渙之傳】,意思是說以虛懷若谷的心態,公正不阿地聽取意見,不論所言是逆耳還是順心,只要是正確的都應當聽從。
王渙之是北宋後期兩浙路衢州常山人(今屬浙江省),出身於書香門第,其家族名聲顯赫,時有『一門九進士,歷朝笏滿床』之譽。王渙之早年曆任學官和地方官,曾編修【兩朝魯衛信錄】。宋徽宗即位後,因出現日食而詔求直言,他經大臣推薦應召入朝論政,趁機向新君進諫。他指出,求直言不難,聽到直言難;聽到直言不難,審察而採用直言難。君主雖屢次下詔求直言,但上奏所論常有變質變味之辭,把指陳闕失看作譏諷君上,把阿諛諂媚當作尊敬君主,把迎合俗流的議論視作國家大政,把可否相互促進的建議當作歪理邪說。這導致志士仁人覺得言之無益,不再願意表達意見,而小人卻有欺瞞驚駭之論,苟且迎合以取悅於人。因而他向宋徽宗建議:『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天意得矣。』據稱徽宗對此『欣然延納』。顯然,王渙之的話是有感而發,主要針對當時政壇上存在的不正之風。
王渙之所言涉及納諫的兩大問題:態度和標準。納諫需要執政者具備良好的心態,即所謂『虛心公聽』,只有執政者做到虛懷若谷、心胸開闊,才能廣開言路,積極聽取別人的意見,尤其是接受別人的批評,聞過則喜,有過則改,使忠直耿言之人有用武之地,以便獲得儘可能多的擁護。另外,執政者還要做到公正不阿,以便能夠兼聽則明,避免決策行事失之偏頗。相比之下,執政者進行納諫時,常會面臨眾說紛紜的情況,如何才能擇善而從,或許更為關鍵。所謂『言無逆遜,唯是之從』,意指納諫時應該具備正確的是非觀念,一切意見,中聽也好,不中聽也罷,都應以是非對錯為最根本的判斷標準,以諍言良策為依據,避免徇私,這無疑至關重要。
態度和標準這兩大問題看似簡單,實則殊為不易,如果處理得好,就會真正發揮效用,促成政治清明的局面;反之,就會流於形式,淪為欺瞞不實之詞。而王渙之向宋徽宗的進諫,恰好就是針對後一種情況所作的批評,可謂切中時弊。這也正好說明,納諫與進諫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要想取得成果,需要雙方協力:納諫如果不誠,則進諫無門;進諫如果不當,則納諫無果。
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納諫與進諫逐漸成為重要傳統之一,歷代有為之君和有識之士對此均十分重視,而縱觀歷史,賢臣進諫、明君納諫之例也不絕於冊。如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就被後人津津樂道,而唐太宗的虛心納諫和魏徵的犯顏直諫,更被後世奉為君臣千載一遇的典範。其所以如此,緣於政治實踐之必需。古人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君主雖號稱『天子、聖人』,實與凡人無異,難免會有思慮不周或行事失當之處,故需要『拾遺、補闕』之類的官員專門司職進言勸諫。然而,自古以來,進諫都是頗有危險之舉,畢竟並非所有君皇都勇於納諫、樂於納諫,就連一代英主唐太宗,也曾遷怒於進諫者,遑論才庸德薄之君,這就相當考驗臣下的智慧和膽色了。鄒忌之成功,在於善諫,寓治國安邦之道於家常瑣事之中;魏徵之成功,在於敢諫,不畏觸犯逆鱗之禍而堅持指斥君主之過,兩者各具特色。
當前,中國共產黨正在領導我們國家積極穩步地完善各項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政治文明,構建和諧社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要實現這些奮鬥目標,執政黨就必須及時、廣泛聽取各方面的不同聲音,特別是有建設性的批評意見,必須讓黨內同志和黨外友人敢於講真話、建諍言,客觀反映實際情況,要知道,一切基於事實的建議和批評都是有價值的,也只有保持這樣的態度,才能政治清明、造福於民,進而治國興政、國泰民安。
(作者:范立舟 系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中國宋史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