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相魯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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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資料圖片

孔子曾一度在魯國代行卿相之職，這在【史記】等典籍中有明確記載。但清代以來，包括毛奇齡、江永、崔述和蔣伯潛等經學家和著名學者，不斷對此提出質疑。概括起來，一是認為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二是孔子作為異姓平民不可能代季孫攝行相國之事；三是【孔子世家】所言『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時間上不對。他們的結論是：孔子所攝相事乃儐相之相，非卿相之相。而經筆者考察認為，【孔子世家】中的記載雖在時間上有明顯錯誤，但不能因此否定孔子相魯的史實；孔子行攝相事在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前，至定公十二年結束。主要根據如下：

第一，『相』作為輔佐君王的官職概念，在春秋時期已經存在了。【論語·憲問】就有這樣的記載：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其中的兩個『相』字，均系輔佐君主的職位概念，『又相之』通常被譯為『反而做了齊桓公的宰相』。管仲為齊相，司馬遷在【史記】中有明確記載：『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管晏列傳】）司馬遷還記載：『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齊太公世家】）在管仲病危時，齊桓公向管仲徵求意見，問群臣中誰可接替其相位。這就更加可以證明，管仲的相職在當時是明確的。管仲之後擔任過齊相的，還有齊景公時的崔杼、慶封、晏嬰等人（見【齊太公世家】【管晏列傳】）。此外，在春秋末期，鄭國的執政上卿子產也被稱為『相』（【鄭世家】）。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魯國設相的歷史與齊國一樣久遠：

『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季友為相。』（【史記·魯周公世家】）

季友是魯莊公的弟弟、季氏的先祖，因擁立釐公並逼其禍亂魯國政壇的同父異母的兄長慶父自盡，受封並擔任了魯相。季友任魯相，距管仲任齊相僅26年（前661年），早於崔杼、慶封、晏嬰和子產，則百餘年矣。綜上可見，說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是不符合實際的。

第二，定公十年的夾谷之會是由齊國提出的，動機和策略都是針對孔子相魯：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史記·孔子世家】）

四十八年（指齊景公四十八年，魯定公十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子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史記·齊太公世家】）

這兩段記載均表明，齊國之所以提出夾谷之會並想在會見時劫持魯君，實際針對的是魯君任用孔子相魯，所擔心的是『魯用孔丘，其勢危齊』，和『害孔子相魯，懼其霸』，故想通過劫持魯君破壞這一政治格局。這就證明，孔子相魯在前而夾谷之會在後。

第三，從夾谷之會中孔子的地位和表現看，也是卿相所為而不是儐相。春秋時期兩君相會，必有卿相相隨。在夾谷之會中，齊相晏嬰便在場，而魯執政上卿季桓子沒有參加，代表季桓子的是孔子。【孔子世家】說，在出發前，孔子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為據，要求安排左、右司馬一同前往，得到定公的支持。『司馬』位在司寇之上。如果孔子只是一儐相，就不能越權提出這樣的要求。在會見中，孔子也一直充任主要角色，如指揮兵士抗擊欲劫魯君的萊人，登上兩君的壇位怒斥衛侯，與齊人談判追討被其侵佔的魯國土地（詳見【左傳·定公十年】【孔子世家】）。在【穀梁傳】中，還有孔子『命司馬止之』和『使司馬行法焉』句。能指揮司馬的官員，當然位在司馬之上。

第四，從魯國當時的政治環境和個人作為看，孔子具備相魯的條件。從定公五年起，季桓子承其父位被立為上卿，但時間不長，就受到其家臣陽虎和公山不狃的反叛：定公七年被陽虎囚禁，認輸並訂立盟約才被釋放；定公八年被公山不狃抓捕，後設計逃脫。在這種情況下，季桓子的執政條件是可想而知的。【孔子世家】說：『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魯定公直接任命孔子為中都宰並連續提拔，說明魯國當時處於上卿缺位的權力真空時期。孔子擔任的司寇已是大夫一級職務，且孔子的為政才能得到各地認可，陽虎和公山不狃對孔子亦有所敬重——【論語】中記有他們二人均想獲得孔子支持的語錄。因此，在季桓子無法執政的情況下，定公起用孔子代行其職，是明智的選擇。

第五，孔子相魯，也有『墮三都』的史實為證：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台，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史記·孔子世家】）

『墮三都』即拆除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三位國卿封邑的城牆。孔子提此建議，目的是為了防止卿大夫擁兵自重、割據謀反。孔子敢於向魯定公提出這一建議並被魯定公採納，能夠派自己的學生仲由去當季氏的管家實施這一計劃，並與魯定公一起直接指揮『墮費』即拆除季孫氏封邑城牆的戰役，這三個情節，都清楚表明了孔子當時攝相事的身份和地位，儘管『墮三都』的計劃只完成了三分之二。

不過，【孔子世家】對此事的記載時間有誤。其一，孔子建議『墮三都』並得到實施，【左傳】和【公羊傳】均記為定公十二年，【史記·魯周公世家】同樣記載曰：『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其二，定公十三年孔子已離魯去衛。所以，『定公十三年夏』應是『定公十二年夏』。

第六，繼定公十年的『夾谷之會』後，齊人又採取了『歸（饋）女樂』於魯君的措施，所針對的仍是孔子相魯。【孔子世家】說：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途，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並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相魯後，政績很突出：販賣豬、羊的商人不敢漫天要價，男女行人分開走路，掉在路上的東西沒人撿走，外地到魯國城邑辦事的人用不着向官員求情送禮，都能得到滿意的照顧，就好像回到家中一樣。齊人聽到後很害怕，認為如果孔子在魯國執政下去，一定會稱霸；一旦稱霸，齊國離之最近，必然會先被吞併。於是經過研究，設美人計瓦解魯國君臣關係，結果正如齊人所料，季桓子連續多日不理政事，也不依禮對待大夫們，使孔子感到失望和失落，於是離開魯國。

與『墮三都』一樣，【孔子世家】對孔子相魯和離魯時間的記載也存在錯誤。實際上，因齊人『歸女樂』而迫使孔子離開魯國發生在魯定公十二年。對此，除【孔子世家】外，【史記】的其餘篇什均是這樣記載的。例如，在【十二諸侯年表】和【魯周公世家】中，均記載定公十二年因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行』或『孔子去』。同時，【年表】和【衛康叔世家】均記載衛靈公三十八年（魯定公十三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就是說，孔子在定公十二年年底離開魯國，在定公十三年年初到達衛國。此外，【史記】對孔子相魯時間的認定也是一致的。除前面徵引的記載外，在【吳太伯世家】【晉世家】【楚世家】和【魏世家】中，也都有『孔子相魯』的記載，而且僅此四字，與其記載管仲和晏嬰『相齊』是同樣的概念，經推算時間均為魯定公十年。司馬遷在如此眾多的篇什中認定孔子在定公十年相魯，於定公十二年離魯，又怎麼會在【孔子世家】中錯記為定公十四年才行攝相事呢？

綜上，我們就有理由懷疑，【孔子世家】中的『定公十四年』和『年五十六』是衍文，是因上文對『墮三都』的時間書寫之誤造成的。上文將『墮三都』記為『定公十三年夏』，而將孔子『與聞國政』的政績記於『墮三都』事件後，是『倒敘』，故有人在傳抄或校刊時，誤增了『定公十四年』和『年五十六』幾個字。

第七，孔子曾一度相魯，在司馬遷之前已是成說定論。【左傳·定公十年】記夾谷之會時寫『孔丘相』。【荀子·宥坐】記：『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韓非子·內儲說下】記：『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晏子春秋·外篇第八】記：『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晏嬰死於定公十年。在晏嬰死前齊景公與其討論『仲尼相魯』的問題，是孔子在定公十年已相魯的又一證據。

從以上七個方面看，孔子曾一度在魯國獲得『行攝相事』的執政地位，是可以認定的史實，而且其相魯的起始時間是定公十年至定公十二年。

孔子在進入魯國政治中心並取得驕人政績後棄官離魯，表面看是受到齊人陰謀的影響，但在齊人詭計成功的背後，可以看出季氏在擺脫困境後對孔子信任程度和依賴關係的變化，也不能排除他對孔子聲望日隆的隱憂。對此，從季氏在辭世前的懺悔中可找到答案：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

魯哀公二年秋，季桓子病重，乘着輦車視察魯城，感慨地長嘆一聲說：『從前這個國家幾乎興旺了，因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沒有興旺起來。』其所謂『獲罪於孔子』，即指『齊人歸女樂』一事。從這種懺悔中，我們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在孔子的治理下，魯國國力蒸蒸日上，前景大好；二是季桓子當時對孔子的輕慢是有主觀故意在裏面的。就是說，孔子相魯取得的政績和威望不僅使『齊人聞而懼』，季桓子也從中感到了對自己的威脅。特別是『墮三都』之舉，雖然當時對季桓子也是有利的，但隨着公山不狃的出逃，在家室內部矛盾解除後，包括季桓子在內的三桓，當然不會容許孔子有進一步的作為，影響或動搖自己的執政地位。作為『聖之時者』的孔子，顯然已看到了這一點。『道不同不相為謀』，選擇離開而不屈就，體現出孔子作為中國古代傑出知識分子的節操和氣質。這也表明，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下，像孔子這樣的政治家，雖可在特殊情況下一顯身手，卻很難有更大的作為。

孔子相魯，是其政治生涯所達到的頂點，不僅比較充分地展示了其治國安邦的才能，也使其政治主張和治國理念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和升華。更為重要的是，在由士人進入國家的權力中心、再由權力之巔跌落的過程中，使孔子對政治有了更為全面而深刻的認識。假如沒有這種變故，沒有其後周遊列國的經歷，孔子思想遠不會如我們今天看到的這般豐富，這般犀利，這般具有批判性和建設性。假如沒有這場變故，中國歷史上可能會多了一位如秦穆公時百裏奚那樣的宰相，卻會失去一位如此偉大的思想家。

（作者：王恩來，系瀋陽師範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