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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朋友問，中國上下兩千年，主流的經濟理論是什麼？我常拿商鞅來舉例。
公元前四世紀，商鞅在偏遠弱小的秦國主持變法，前後長達二十年，造成一個強大的國家。他的治國思想中有強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戰的特徵。
商鞅對商人階層不但毫無感情，而且視之爲仇讎。在他當國之時，國家管制了『山澤之利』（礦山開發）、糧食買賣和旅店經營，自由商人幾乎被消滅。同時，他對知識分子也非常仇視，他認爲國有『五害』，分別是儒家學者、商賈、隱士、手工業者和勇士，在【農戰】一文中，他毫不客氣地說，『有這些人存在，敵人來到，一定打敗仗，敵人不來，則一定很貧窮。把這些人趕走，敵人不敢來，來了也會被打敗。去討伐別國，一定能戰勝，不去討伐，則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經濟思想中，『強國』與『富民』似乎是對立的。他極端地認爲，人民不但不應該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絕對不能夠富足。商鞅也反對貧富懸殊，認爲『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不過在他看來，理想的狀態是讓人民始終處在同樣的貧窮線上，最好的狀態是家裡沒有一點多餘的糧食（『家不積粟』），以保持飢餓進取的精神面貌。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怯和民愚，這樣的人民通過重刑或重賞即可變成爲勇敢而兇猛的戰士。而一旦社會出現貧富差距變大的情況，就應該動用國家機器，用行政剝奪的方式來實現均衡，這就是所謂的『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很顯然，商鞅把人民的貧困與無知看成是國家兵源和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在商鞅看來，打仗是第一要義，戰爭是讓國家強大和穩定的最好辦法，這是檢驗變法成功的唯一標準。在【靳令】一文中，他說，『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虱，必弱』。總之，窮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這種『備戰備荒爲打仗』、『把戰爭進行到底』的戰略支配下，秦國成爲戰國列強中最可怕的國家。
商鞅的強國之術堪稱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殘酷和嚴厲的一種，是一次激進的國家主義試驗，在經濟模式上則體現爲『命令型的計劃經濟』。在他的治下，秦國成爲了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國』，舉國上下蔓延著極端功利主義的進取氛圍，每個秦國人其實都成了國家的工具，宛若後世出土的那些兵馬俑，人人面無表情而無比強悍。
後世將商鞅歸爲法家，他的名聲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長期被視爲『異端』。在知識階層，甚至以談論商鞅爲恥，宋代的蘇軾就聲稱『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甚至講出這個人的名字都是髒了口舌、寫出這個人的名字則是污了紙張——『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
但是，商鞅徹底改變了戰國乃至後來中國的政治生態，甚至，以兩千年的歷史跨度而論，商鞅的基本治國理念被頑強地延續了下來，他的核心經濟理念被眾多的獨裁者所沿襲，在很多朝代，實際上呈現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也因此，蘇軾又曾經很嘆息地說，對於商鞅主義，『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
商鞅的那種極端主義思想，在後世已成絕響。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後來的治國者們，儘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說的直白、干的決絕，卻也並非沒有效尤者，至少有兩個理念頑強地留存了下來。第一，不能讓民眾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潛意識卻一直存在了下來，最終變成了一種系統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絕大多數的治國者把國家強大遠遠放在民眾富足之前，強調『國強民安』，而不是『國強民富』，所謂『安』者，年份好的時候，有口飯吃，饑荒到來的時候，不餓死，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義』的幽靈在中國是否真的已經消散而盡了？我們要成爲一個怎樣的『強國』，以及怎樣成爲一個符合現代精神的『強國』？這些問題，我們是否真的已經可以回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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