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教化典例 華夷之辨與唐末五代士人的華夷觀

——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的認同

文章轉自新浪博客  作者 河套人  

摘 要：唐末五代士人對沙陀政權予以認同，是與他們的國家觀、正統觀、華夷觀密切相關的，也是沙陀人漢化的結果。士人們繼承並進一步發揮了先秦儒家『用夏變夷』的思想，結合現實，提出了以儒家『禮義』、『仁義忠信』作爲區別華、夷的最高乃至唯一標準；沙陀人則在內附後由『在蕃』到『入附』、『熟戶』，成爲唐朝的『王人』、『百姓』，並最終與漢族融合。沙陀政權由此也得到了漢族士人群體的認同。

關鍵詞：華夷之辨  士人群體  沙陀

『華夷之辨』是儒家民族思想的核心和出發點，學界對此已做過不少的研究。最近，劉鋒燾博士發表了【艱難的抉擇與融合——淺論『華夷之辨』觀念對中華民族史的負面影響】一文（載【文史哲】2001年第1期），作者在肯定了『華夷之辨』思想對中華民族史之積極影響的同時，認爲，『另一方面，「華夷之辨」的思想對中華民族之歷史也有消極的、負面的影響，這一點尤其表現在中華民族大家庭內部各民族間的融合方面：它阻礙了中華民族大家庭內部各民族的融合，延緩了中華民族整體文化素質同步提高的進程』。作者將論述範圍限定在遼、金兩代，主要論述了漢族士人對遼、金『夷狄』政權從抗拒——彷徨——接受的過程。眾所周知，比遼王朝建立稍晚一點的五代後唐以及後晉、後漢三朝，也不是漢人建立的，而是由『夷狄』沙陀人建立的，人們將其稱之爲『沙陀三王朝』。但是，漢族士人對於沙陀政權並沒有出現過從抗拒——彷徨——接受的過程，而是從一開始就認同並接受了它。因此，探討唐末五代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的認同，對於深入研究儒家『華夷之辨』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無疑是有意義的。

一

沙陀是西突厥處月部的一支，早年生活在今新疆烏魯木齊北部一帶，公元790年東遷至甘州（治今甘肅張掖），臣屬於吐蕃。唐憲宗元和三年（806）內遷至靈州（治今寧夏靈武南），次年又遷至今山西北部的代北地區。唐僖宗中和三年（883），沙陀首領李克用因鎮壓黃巢起義功被任命爲河東節度使，從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割據河東40多年。923年，李存勖建立後唐王朝，之後，沙陀人石敬瑭、劉知遠又相繼建立了後晉、後漢王朝。後周取代後漢後，沙陀人劉崇又在太原建立了北漢小朝廷，直至979年被北宋所滅。這樣，從883年李克用被任命爲河東節度使算起，沙陀人統治中國北部近一個世紀，建立了兩個割據政權，三個中原王朝。

漢族士人群體對於沙陀『夷狄』建立的政權，從一開始就予以認同並積極參與。史稱唐末『喪亂之後，衣冠多逃難汾、晉間』[①]；『昔武皇之樹霸基，莊宗之開帝業，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圖。故數君子者，或以書檄敏才，或以縉紳舊族，咸登貴士』[②]。都反映了這方面的消息。所謂『喪亂之後』，是指黃巢起義之後，亦即李克用進占河東之時；而『數君子者』，是指李襲吉、王緘、李敬義、盧汝弼、李德休、蘇循、蘇楷等人。這些『衣冠』、『君子』，雖然多系『逃難』而來，有的甚至是被李克用強行留在河東幕府的，然而一旦他們進入河東後，便心甘情願地爲李克用父子所用，成爲沙陀政權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如『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概』，自稱爲李林甫之後的洛陽人李襲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③]，爲李克用的稱霸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此外，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代北漢人如蓋寓、郭崇韜之輩，也都是李克用父子的積極追隨者和得力幹將。到後唐、後晉、後漢王朝建立後，漢族士人更是積極投入到沙陀政權之中，組成蕃漢聯合政權。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認同並積極參與合作的態度，與他們對契丹政權所採取的『誓死守節，拒不仕「夷」』；或『被迫仕「夷」而心懷貳志』；或『採取隱居的形式，消極地不合作』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如論者所提到的後唐翰林學士張礪，陷遼之後，感到『生不如死』，想方設法南逃，『誓死守節，拒不仕「夷」』；儒士張希崇，陷遼後得到重用，『漸加寵信』，但這種不薄的待遇卻未能使之安心，最終尋找機會殺死契丹將軍，率眾南歸後唐；儒士劉昫在陷契丹後，中途逃跑，匿上谷大寧山中，與躲在這裡的儒士們『結廬共處』，後出山投後唐、依後晉；後晉翰林學士李浣，晉亡後歸遼，被授予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然而他對這些都不感興趣，決意南逃，以治病爲名，『異服夜出』。被抓住後，兩次自殺[④]。等等。

同樣是『夷狄』建立的政權，爲什麼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和契丹政權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呢？

二

唐末五代漢族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和契丹政權採取不同的態度，首先與他們的國家觀密切相關，而士人國家觀的形成，又與唐朝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關係，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唐前期的民族政策談起。

同歷代中原王朝一樣，唐王朝也將周邊的民族或國家通稱爲『四夷』或『夷狄』、『蕃夷』等等。但是，同樣是『夷狄』，性質卻有所不同。【唐律】將蕃夷劃分爲『化外人』和『化內人』兩種，化外人，『謂聲教之外四夷之人』，或『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製法不同。』[⑤] 顯然他們不屬於唐朝『國人』，是外國人；化內人，【唐律】沒有解釋，顧名思義，即『歸化』或『歸附』唐朝的周邊各族，則應當屬於唐國內的少數民族。唐朝對化內人，一般設羈縻府州進行管理。由於羈縻府州『叛服不常』，所以『化內』、『化外』往往是不很固定的，當其『臣服』之時，屬於『化內人』；而當其『叛離』去後，便變成了『化外人』。

對於『化內人』，唐政府又根據其居住地點的不同，將他們區分爲『在蕃』和『入附』兩種。所謂『在蕃者』，即仍居住在原地者，隨著他們的『歸化』和羈縻府州的設置，這些地區也就納入了唐朝的版圖；『入附者』則是遷入唐朝境內者，唐一般設僑置羈縻府州進行管理。唐玄宗開元五年曾下詔：『今諸蕃歸降，色類非一。在蕃者則漢官押領，入附者或邊陲安置』[⑥]。因此一般來說，唐王朝對於『在蕃者』的控制要鬆散一些，他們的 『化外』色彩也就多一些；而對於『入附者』的控制則要嚴密一些，他們的漢化色彩也就更濃一些。

對於『入附者』，唐政府又根據其入附時間的長短而將他們區分爲『熟戶』（或稱『舊戶』）和『新降』。開元九年詔：『諸道軍城，例管夷落。舊戶久應淳熟，新降更佇綏懷。……熟戶既是王人，章程須依國法』[⑦]【唐六典】中也明確規定：『凡內附後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爲蕃戶也』[⑧]。『內附後所生子』，當然也屬於『舊戶』、『熟戶』，可見他們已經成爲『章程須依國法』的『王人』、『百姓』了，他們的漢化程度很高，有的已經『同華夏四乂』[⑨] 了  

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間，沙陀人就歸附唐朝，成爲『化內人』中的『在蕃者』。永徽四年（653），唐在沙陀人生活的地方設置了羈縻府州性質的金滿、沙陀都督府，隸屬北庭都護府。之後，如上所述，790年沙陀人東遷至甘州，臣屬於吐蕃，由『化內人』變成了『化外人』。元和三年（806），沙陀人又舉族內遷，成爲『化內人』中的『入附者』。李克用及其父親朱邪赤心（李國昌）都屬於『內附後所生子』，可見他們早已都是『章程須依國法』的『熟戶』、『王人』、『百姓』了，是唐國內的少數民族。沙陀人從內遷以來，雖然保留著以血緣爲紐帶的部落組織，但他們始終是作爲唐朝的臣民。李克用祖父朱邪執宜在內附以後曾擔任陰山府兵馬使、陰山府都督等職務，這是屬於羈縻府州性質的機構，如果說多少尚有一些『化外』色彩的話，那麼從他的父親朱邪赤心（李國昌）先後擔任的朔州、蔚州刺史和雲中、振武節度使，到李克用本人擔任的河東節度使，則已經完全沒有了這種色彩。所以，儘管李克用統治的核心和骨幹由『沙陀三部落』和代北『五部之眾』組成，時人甚至將『深目而鬍鬚者』作爲李克用河東軍的特徵[⑩]，但李克用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大臣，河東節度使仍然是唐王朝的地方政權，士人認可並參與這個政權，與他們認可並參與唐朝其他地方政權並無兩樣。

契丹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雖然契丹與唐的聯繫要早於沙陀，早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唐就在契丹部落設置了遼州，貞觀年間又相繼設置了昌、師、帶等州及松漠都督府，唐並賜予契丹酋長窟哥李唐『國姓』。之後，唐又一再嫁公主與契丹酋長，一部分契丹部落也內遷至營州、幽州一帶，甚至一度遠遷至青州地區，成爲唐朝的『王人』、『百姓』。但是，契丹人在整體上並沒有遠離故土成爲『入附者』，契丹酋長們也只是擔任了多少帶有一些『化外』色彩的羈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隨著契丹與唐的關係幾度惡化，羈縻府州旋置旋廢，特別是安史之亂後，東北地區的羈縻府州蕩然無存，契丹人除一小部分留在河朔藩鎮並逐漸漢化外，絕大部分『在蕃者』實際上已經脫離了唐王朝的統治，即由『化內人』又變成了『化外人』，他們有自己嚴密的部落組織，並且向著國家制度方向發展。耶律阿保機重用漢族士人，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等漢族士人都得到了他的賞識和重用，然而他所創立的遼王朝畢竟與中原王朝沒有任何隸屬關係，屬於『蕃夷之國別立君長』、『各有風俗，製法不同』者，於是，在漢族士人看來，它當然是『化外』『夷狄』所建立的政權了。所以，士人群體對沙陀政權和契丹政權採取的不同態度，實際上反映了他們的國家觀，即在他們看來，沙陀人是唐國內的少數民族，屬於唐人；而阿保機建遼時的契丹人則屬於外國人。在今人看來，無論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權，還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然而在當時人看來，它們畢竟屬於不同的性質。

三

唐末五代士人對沙陀政權的認同，又是與他們的華夷觀密切相關的。

唐王朝是一個開放的王朝，從唐初以來，『四夷』各族就或懾於唐的威力，或仰慕唐的富裕，而紛紛內附。據【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唐以內附部落設置的羈縻府州有856個，比正州多出528個。唐王朝也歡迎各部族的歸附，對他們予以種種優惠待遇，如在經濟上，唐朝【戶令】規定：『諸沒落外蕃得還及化外人歸朝者，所在州鎮給衣食，具狀送省奏聞，化外人於寬鄉附貫安置。』【賦役令】中又規定：『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人投化者復十年。』[①]『外蕃人投化』唐朝者竟比唐人『沒落外蕃得還者』在免徵賦役上優惠出許多。在政治上，唐太宗曾一再標榜自己『不猜忌異類』，對夷、夏『愛之如一』。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②] 又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③] 唐朝提拔起用一大批蕃胡族人擔任軍事將領，有的甚至做到了高級將帥，如貞觀四年突厥降附後，其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④]。在武將的提拔任用上，胡人甚至往往要優先於漢人。在文化上，唐人不排斥胡人文化，胡舞胡樂登上了大雅之堂，甚至進入了皇家宮廷；胡服胡食則爲庶民百姓乃至上流社會所接受、喜好。這種社會現實，無疑會對士人的思想觀念產生重要的影響，對儒家傳統的『華夷之辨』思想，也是一種新的考驗。

『華夷之辨』的思想主要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尊王攘夷』；二是『用夏變夷』。隨著秦漢以來大一統王朝的建立以及周邊民族的大規模地進入中原地區，『用夏變夷』的思想逐漸成爲『華夷之辨』即儒家民族觀的主要方面。唐太宗採納溫彥博的的意見，將10餘萬突厥『降戶』安置在邊州界內，以及一再標榜自己『不猜忌異類』，對夷夏『愛之如一』，其實就包含了這方面的思想。韓愈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⑤]，雖然是概括【春秋】之義，但無疑也反映了他本人的觀點。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晚唐兩位士人陳黯和程晏的兩段論述。

唐宣宗大中（847—860）初年，宣武節度使盧鈞推薦大食人李彥昇參加科舉考試。有論者對此提出責難，說：『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於華君，仰祿於華民，其薦人也則求於夷，豈華不足稱也耶，夷人獨可用也耶』。爲此，進士陳黯作了【華心】一文予以辯解：『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之，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辯在乎心。辯心在察其趣向。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⑥] 並且他列舉漢代盧綰和金日磾爲例，前者是『形華而心夷』，後者則是『形夷而心華』。這裡還須注意的是，作爲『碩賢』的盧鈞，居然也『薦人也則求於夷』，可見他與陳黯具有同樣的思想。

續上
事隔三、四十年後，昭宗乾寧（894—898）中，進士程晏作了一篇【內夷檄】，對華夷觀作了更爲詳細的論述。他說：『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棄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於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爲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爲中國之夷乎？四夷內向，樂我仁義忠信，願爲人倫齒者，豈不爲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爲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⑦]

陳黯、程晏以『禮義』或『仁義忠信』作爲區別華、夷的標準，都是從文化而不是種族出發，這種以文化而不以種族或地域作爲區別華、夷的標準，早在儒家創始人孔子那裡就已提出。但是，對於『文化』的內涵和範圍，不同時期卻有不同主張。孔子將音樂、服飾等都作爲區別夷、夏的標準，魯定公十年，齊國和魯國會於夾谷，齊國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旌旄羽襏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 [⑧]。杞國國君成公、桓公、文公，孔子都貶稱爲『子』。其原因是因爲他們『用夷禮』。據杜預註：『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傳】言其夷也。』[⑨] 如果杜預的解釋不誤，那麼孔子將語言、服飾都作爲區別夷夏的標準。而到了唐代，如上所述，『胡樂』已經作爲『國樂』而登上大雅之堂，唐朝宮廷音樂中的十部樂中，龜茲、疏勒、康國、安國、天竺（或扶南）、高麗、高昌7部都屬於夷狄之樂。而胡人的服飾，也是唐人所喜好的，甚至連達官貴人，往往也胡服騎射，外出巡遊。於是陳黯、程晏便以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禮義』或『仁義忠信』作爲區別華、夷的標準了，這一方面是對孔、孟以來『用夏變夷』思想的進一步發揮，同時也是對唐初以來大量少數民族部落入居內地並且勢力日益強大、民族交流與融合日益加深的現實的反映。

四

陳黯、程晏將儒家的『禮義』和『仁義忠信』作爲區分華、夷的最高甚至唯一標準，能按照這個準則行事的，雖『身出異域』而爲華；否則，雖『身出於華』反爲夷。按照這個準則去衡量，則李克用及以他爲首的沙陀人，應該屬於『華』的行列。

有資料表明，沙陀人在進入中原後,仍然長期保留著一些『夷狄』的傳統習俗，如後唐莊宗在同光二年七月 『幸龍門之雷山，祭天神』，史稱是『從北俗之舊事也』，或『夷狄之事也』[⑩]；唐明宗李嗣源尤其保留著較多的胡人特點，如他喜歡講胡語，在行軍時與契丹用胡語對話，在朝廷上與康福用胡語（或作『蕃語』）對話[11]。天成二年六月，明宗『幸白司馬陂，祭突厥神』，史稱是『從北俗之禮也』，或『夷狄之事也』[12]；同年十月，青州節度使霍彥威『差人走馬進箭一對，賀誅朱守殷』，明宗『卻賜彥威箭一對』。史臣對此提出非議，說：『傳箭，番家之符信也，起軍令眾則使之，彥威本非蕃將，以臣傳箭於君，非禮也。』[13]天福七年六月，晉高祖死，出帝即位，『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等押先皇御馬二匹，往相州西山撲祭』，史稱是『用北俗禮也』，或『夷狄之禮也』[14]。以致歐陽修要驚呼道：『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15] 然而總體上說，沙陀人從內遷以來特別是進入太原以來，走的是一條不斷漢化的道路，並最終實現了與漢民族的融合。

如上所述，沙陀人從唐憲宗元和四年（807）內遷至代北，到僖宗中和三年（883）進入河東，在代北地區生活了近80年。代北地區雖然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雜居區，『縱有編戶，亦染戎風』[16]，但毫無疑問，以儒家思想爲核心的漢文化仍在這裡占主導地位，如前面提到的代北漢人蓋寓、郭崇韜之輩，就都具有傳統的儒家思想。沙陀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之中，當然不能不受到漢文化的薰陶、感染。特別是懿宗咸通九年(868)，李克用之父朱邪赤心因鎮壓龐勛功而被賜予『李國昌』之名，『預鄭王屬籍』[17]，這對沙陀人來講，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是他們藉以抬高自已社會地位的極好機會，也是他們漢化進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之後，李氏沙陀便一直以李唐宗室自居。大順元年（8  ），唐朝廷討伐河東，下令削去李克用的『屬籍』，李克用便上表理直氣壯地說：『臣之屬籍，懿皇所賜；臣之師律，先帝所命。』[18] 唐亡後，河東繼續使用唐的年號，並以『復唐』相號召。李存勖稱帝後，在建立宗廟制度時，以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及後唐懿祖、獻祖、太祖爲七廟，這些都說明了李克用父子對唐賜國姓的高度重視。李氏父子的這些做法，當然地贏得了士人們的普遍好感，得到他們的認可，於是在他們乃至宋人的心目中，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後唐王朝便屬於『正統』，而漢族朱全忠建立的後梁王朝反倒成爲『僭偽』了。907年，朱全忠滅唐建梁後，李克用、李存勖父子被擠到河東一隅之地。然而在當時人乃至宋人的心目中，河東卻成爲繼襲唐王朝的『正統』政權，如宋真宗時編修的【冊府元龜】，就將後唐列入『帝王部』，而將後梁列入『閏位部』。士人群體將河東政權及以後的後唐王朝視爲『正統』，當然與朱全忠的殘害士族有很大關係，然而耶律阿保機對漢族士人可謂親善、重用，遼朝建國也在後唐建國之前，最初卻不能得到漢族士人的認可，因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 『正統』地位的取得，主要還是由於他們以李唐宗室自居，並打起了『復唐』的旗號。

【舊五代史】卷26【唐武皇紀論】在評價李克用的生平時說：『武皇（按即李克用）肇跡陰山，赴難唐室，逐豺狼於魏闕，殄氛祲於秦川，賜姓受封，奄有汾、晉，可謂有功矣。』並將他與『桓、文之輔周室』做了比較。朱全忠代唐建梁後，西川節度使王建遣使至晉陽，勸李克用『各王一方』。李克用不從，以書復王建，大略云：『竊念本朝屯否，巨業淪胥，攀鼎駕以長違，撫彤弓而自咎。……仆經事兩朝，受恩三代，位叨將相，籍系宗枝，賜鈇鉞以專征，征苞茅而問罪。鏖兵校戰，二十餘年，竟未能斬新莽之頭顱，斷蚩尤之肩髀，以至廟朝顛覆，豺虎縱橫。且受任分憂，叨榮冒寵，龜玉毀櫝，誰之咎歟！俯閱指陳，不勝慚恧。……仆累朝席寵，奕世輸忠，忝佩訓詞，粗存家法。善博奕者唯先守道，治蹊田者不可奪牛。誓於此生，靡敢失節，仰憑廟勝，早殄寇讎。如其事與願違，則共臧洪游於地下，亦無恨矣。』[19] 這段話更加深刻地反映出李克用對唐王朝的一片忠心 。李克用又自稱是『一言許心，萬死不悔』，『盟於三光，願赴湯火』[20]。李克用的言行充分表明，雖然他的『仁義』不足，而『忠信』卻有餘。

在吸收漢文化方面，雖然李克用本人大概未曾讀過多少聖人之書，史稱他『始言，喜軍中語，齠齔，善騎射』[21]。但他卻讓兒子存勖學習儒家經典，李存勖13歲『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義』[22]。他又通過與漢族新老貴族特別是衣冠世族們的聯姻，密切與他們的關係，以提高整個家族的漢化水平，如京兆人任茂弘，屬於衣冠之家。唐末『避地太原，有子五人，曰圖、回、圜、團、冏，風彩俱異，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團』[23]；太原人韓惲，世代爲宦，惲『親狎儒士，好爲詩歌，聚書數千卷』。乾寧中，李克用爲其子存勖『納其妹爲妃』[24]；等等。太原是具有悠久漢文化傳統的地區，太原王氏、河東裴氏都是著名的衣冠世家。雖然從晚唐以來，藩鎮的跋扈、民族的交流融合，使這裡的社會風氣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但這裡並沒有被完全『胡化』，作爲一個蘊涵著深厚漢文化根底的地區，以儒家思想爲核心的漢文化仍然占居主導地位，沙陀以及代北各族進入這一地區，不能不受到感染和薰陶。如漢族門閥世族往往在外遷數代後仍占籍祖籍，而不少南下的代北部族從下一代甚至當代起，就占籍太原，反映了他們追求漢族文化、並企圖以此來抬高自己社會地位的心理。

後唐莊宗李存勖被認爲是推行漢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他出生於太原，如上所述，他在13歲時開始『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義』，與他的父輩所接受的教育已不盡相同，莊宗也常以此爲榮，每『對勛臣夸手抄【春秋】』[25]。而當他兼併河北特別是滅梁入主中原之後，爲了獲得中原漢族士人地主的支持，更是全面復唐，推行漢化。後唐明宗李嗣源雖然保留著較多的胡人特點和習俗，但他並沒有阻止沙陀人漢化的進程。他以秦王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當他聽說從榮左右有詐宣詔旨，『令勿接儒生』時，『頗駭其事』，『鞠其言者將戮之』。他在告戒從榮勿作詩寫賦的同時，卻也對他說：『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需碩儒端士，乃可親之』。並說『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26] 明宗諸子除秦王從榮熱中於漢文化外，從厚（即閔帝）亦『髫齔好讀【春秋】，略通大義』[27]。而【新五代史】卷55【劉岳傳】記載的一件事，尤能說明明宗對漢族傳統文化的重視：『初，鄭餘慶嘗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明宗能對唐朝【書儀】中『起復、冥婚之制』提出疑義，正是他『喜聞儒生講經義』[28]、又勤於思考的結果。甚至就連力主『華夷之辨』的歐陽修，也不得不對此感嘆道：『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可勝嘆哉。』[29]

然而總體上說，沙陀人從內遷以來特別是進入太原以來，走的是一條不斷漢化的道路，並最終實現了與漢民族的融合。這也正是他們之所以能得到漢族士人群體認同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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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分見仁井田陞【唐令拾遺】第238頁、682頁。（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刊本。
[②] 【資治通鑑】卷197貞觀十八年十二月。
[③] 【資治通鑑】卷198貞觀二十一年五月。
[④] 【資治通鑑】卷193貞觀四年五月。
[⑤] 【文苑英華】卷363韓愈【原道】。
[⑥] 【文苑英華】卷364。
[⑦] 【全唐文】卷821。
[⑧] 【史記】卷47【孔子世家】。
[⑨]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⑩] 【舊五代史】卷23【唐莊宗紀】；【新五代史】卷5【唐莊宗紀下】。
[11]  見【資治通鑑】卷270梁均王貞明三年八月、卷276天成四年十月；【舊五代史】卷35【明宗紀】天祐十四年八月、卷91【康福傳】。
[12] 【舊五代史】卷38【唐明宗紀】；【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紀】。
[13] 【舊五代史】卷38【唐明宗紀】。
[14] 【舊五代史】卷81【晉少帝紀】；【新五代史】卷9【晉出帝紀】。
[15] 【新五代史】卷12【周本紀論】。
[16] 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載王仲犖【敦煌石室地誌殘卷考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0頁。
[17] 【新唐書】卷218【沙陀傳】。
[18] 【舊唐書】卷179【張濬傳】。
[19] 【舊五代史】卷26【唐武皇紀下】
[20] 【舊五代史】卷60【李襲吉傳】。
[21] 【舊五代史】卷25【唐武皇紀上】。
[22] 【舊五代史】卷27【唐莊宗紀】。
[23] 【舊五代史】卷67【任圜傳】。
[24] 【舊五代史】卷92【韓惲傳】。
[25] 【太平廣記】卷500【高季昌】。按本條出自【北夢瑣言】，今本【北夢瑣言】逸文卷第四【高季昌論唐莊宗】條收錄。
[26] 【新五代史】卷15【唐明宗家人傳】；【舊五代史】卷51【唐宗室列傳】。
[27] 【舊五代史】卷45【閔帝紀】。
[28] 【資治通鑑】卷278長興三年十月。
[29] 【新五代史】卷55【劉岳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