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康宜北大演講『錢謙益其人及其接受史』

2011年5月17日，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到訪北京大學。此次來訪的主要目的，是將其共計8000多冊的私人藏書——『潛學齋文庫』捐贈給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隨後孫康宜教授在北京大學做了爲期一周的學術演講。2011年5月23日下午，孫康宜在靜園五院二樓報告廳所做【錢謙益其人及其接受史】是此次系列講座的最後一講。此次講座孫康宜教授以時間爲線索，考察了自明末至今對錢謙益其人其文的接受史。
首先，孫康宜教授將錢謙益納入明末清初的歷史中審看，在18世紀60-70年代乾隆皇帝將錢謙益摒斥爲『貳臣』之前，錢謙益於清初是最富盛名的文人。其詩作名冠當世，與吳偉業、龔鼎孳並稱『江左三大家』，詩人吳修祖在【書牧齋詩後】將之比作揚雄、蔡邕，王漁洋在前期也自視爲錢氏傳人（此處孫康宜教授亦有專論，見【成爲典範：漁洋詩作及詩論探微】，2001）等。錢謙益雖仕新朝，但是仍以亡國之臣自視，特別是他所編纂的【列朝詩集】爲前朝文壇整理故事，樹立有明之文學，『使後之觀者，有百年世事之悲，不獨論詩而已也。』而其入清後的詩作也多描繪遺民的生平遭際及其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應對改朝換代所帶來的摧毀性影響。最重要的是，錢謙益向讀者展現了一位士大夫在社稷傾圮之際進退維谷、彷徨無地的困境。錢謙益憑一己之語，述明季遺民之同懷，故而於清初爲文壇巨擘。其間雖有文人對錢氏降清之事略有詬病，終是小惡不防大美。
對錢謙益其人其文的評價發生逆轉，出現在乾隆時期。1769年乾隆皇帝在上諭說，錢謙益『大節有虧，實不齒於人類』，錢氏那些含有反清意識的詩文在乾隆皇帝看來也並不是肺腑之言，只是一種『掩其失節之羞』（【清史列傳】卷79）的手段，乾隆皇帝將錢謙益摒諸『反側貪鄙』之『貳臣』的行列，刻於史冊以誡後人，其著作也遭毀禁。究其根由，錢謙益詩文中多有誹謗滿人之辭，得罪新主；而其變節之行，又爲漢人所不齒，而前者實爲乾隆皇帝貶斥錢氏主要原因。這可以與同入【貳臣傳】的吳偉業略作對比，吳氏雖有變節之愆，入清後屢有思戀舊國之嘆，但是始終謹慎言行，終未語涉新朝，其詩文也未受查禁，收入【四庫全書】之中。乾隆皇帝對錢謙益的政治定位進而也直接影響到文學批評本身，如趙翼【甌北詩話】認爲錢謙益的詩文是『借陵谷滄桑之感，以掩其一身兩姓之慚』，與乾隆皇帝的評價如出一轍。這種態度於清代一直占據主流，近乎定論，並一直延續到清末。
清末漢人反滿情緒再度高漲之際，乾隆皇帝對錢謙益的政治定位也隨之發生動搖，如章炳麟最早開始請讀者關注【投筆集】的寫本，其中收錄了許多錢謙益觸犯時忌的詩，而在有清一代這些詩文都被錢氏後人乃至書商有意規避，以免遭牽連。章炳麟在【訄言·別錄甲第六十一】中認爲，【投筆集】所錄錢謙益【和秋興】108首『悲中夏之沉淪，與犬羊之俶擾，未嘗不有餘哀也。』隨後，此種論斷以爲學術界所認同，如徐緒典【錢謙益著述被禁考】（1940）肯定錢氏作爲明朝忠臣的歷史功績，以譴責乾隆皇帝的『暴行』。其後，陳寅恪所作八十萬言【柳如是別傳】（1963）專門考證錢謙益與柳如是在明王之後所從事的反清復明活動，在陳寅恪看來評價錢謙益『應恕其前此失節之愆，而嘉其後來贖罪之意』。
上個世紀60年代前後，台灣學界對錢謙益其人其文的肯定也漸成主流觀點，柳作梅所著【錢牧齋新傳】（1960）首開其先，莊吉發、楊晉龍、廖美玉、簡秀娟、范宜如、連瑞枝等人的論述繼起於後。如楊晉龍在【錢牧齋史學研究】（1989）所論，中國史家傾向於一種『群體偏見』（group prejudice），所以個人很容易被劃入某種類型化、臉譜化的『刻板形象』（stereotype），故而清代絕大多數批評家會以『乾隆之眼爲眼，以乾隆之口爲口』，而楊晉龍以爲錢謙益在1645年開城迎降，於大兵壓境之際挽救了南京百萬生靈，實爲義舉，其筆下之錢謙益亦不遜於陳氏筆下之柳如是。1998年，嚴志雄的博士論文『The Poe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the Ming-Qing Transition』是首部研究錢謙益【投筆集】的英文專著。近半個世紀對錢謙益其人其文的研究，都反映出當代文化中對於重新評價固有觀念日益迫切的要求。
最後，孫康宜教授總結道：史學或文學研究不可以脫離特定的歷史情境而求之過嚴，責之過切。歷史乃至文學史不過是一種編織故事的方式，即便基於同樣的史實，由於論者性情氣質以及闡釋方式的不同，他們所重構的歷史面貌也往往大相逕庭，進而折射出論者自身所處的文化語境。


孫康宜來北大捐贈書籍的報導，可見：
http://www.chinareports.org.cn/Article/Community/201105/358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