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學之路-訪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

2009-10-26梁樞光明日報

　　要亡一個國，先亡其學，先讓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

　　胡適的說法並不對。不是先有一個『國故學』流行，然後大家省稱、簡稱，才有了國學。

　　陳獨秀講，研究國學、整理國故好像是在大糞裡面找香水，而我們現在是要從西方引進香水。

　　作爲研究體系的國學才有新舊，作爲研究對象的國學沒有所謂新舊。

　　時間：　2009年10月14日上午

　　地點：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陳來辦公室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將於2009年11月1日舉行成立大會。此時距上世紀三十年代以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爲代表的清華大學國學院停辦，整整過去了八十年。八十年間，國學飽經風霜，無論其性情還是面貌，都有了很多改變。對此，作爲重新恢復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院長，陳來先生會有一些什麼樣的感觸，面對梁啓超等四先生所留下的思想遺產，今天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是要『照著講』還是『接著講』?日前，本報記者就相關話題對陳來院長進行了專訪。


一

　　主持人：老的清華國學院的起止時間是從1925年到1929年。當時也有個『國學熱』，叫做『整理國故』運動。清華國學院就是在這場思想運動中誕生的。較之西方文化大舉東進之前，當時國學的形態已然有了很大的變化，正進一步從古今問題演變成『中西問題』。對此您怎麼看?

　　陳：我想從國學的觀念嬗變談起。從上世紀初，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個階段的『國學』，是一個政治的觀念，而不是一個學術的觀念。當時整個國家的民族危機非常嚴重，晚清的國學派就此提出了『國』和『學』的關係，就是國家的形勢非常危急，但還是要堅持傳統文化。其實他們有點類似晚明部分士人的想法，即退一步來說，假如國家亡了，學術不亡，國家還能復興;如果國學也亡了，國家就無法復興。國粹派將國學的興亡和國家的興亡聯繫在一起，提出了國學這一概念。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是一個愛國主義的概念。現在我們說國學，最早講國學定義的是鄧實，他辦了【國粹學報】，用他的話來講，『國學者何?一國自有之學也。』又說『君子生於是國則通是學，知愛其國無不知愛其學』，這是說，你生於這個國家，必定要愛這個國學的學問文化，這是在很深重的民族危機里，提出這個概念的。

　　主持人：這其中有沒有西學衝擊的問題?

　　陳：當然也有，但這比單純的學術衝擊更厲害。他們認爲，西方的帝國主義老謀深算，要亡一個國，先亡其學，先讓你的人民不知道有其民族文化。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鄧實在1902、1903年提出了國學的概念。到了1907-1908年，章太炎也有這個概念，他也是爲了激勵種性，要激勵大家的愛國心。所以你看晚清這些人的國學概念，有一種很明顯的救亡意識。通過捍衛國學、保存國學來救亡，保種保教。這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辛亥革命以後到新文化運動。這個時期國學這個概念作爲一個核心詞彙用得較少，但國學作爲中國傳統文化，其問題意識仍吸引著社會的關注。從觀念上看，特別是從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雜誌】開始，討論東西文化，其中就直接涉及國學的基本價值觀、基本理念和基本學術傾向等問題。這些在新文化運動前後變成了討論的中心。這個階段的國學觀念主要是文化意義，不是政治意義，是從文化的角度，批判舊文化，來發展現代中國的文化。

　　此時，從捍衛中國文化的角度的一些學者來講，他們有個特點，比如梁漱溟說我到北大來幹什麼，我來是替孔子和釋迦說話的，但他們並不拒絕和反對西方文化。梁漱溟、杜亞泉和【東方雜誌】所代表的是一種文化的保守立場。【東方雜誌】大量介紹西方文化，主張東西融合。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有【學衡】出現，可以說是接著【東方雜誌】的。這種對中國文化的持守和信念，是文化意義上的，但絕非反對和拒絕西方文化。梁漱溟講，『我們今天要全盤承受西方文化』。

　　主持人：『承受』，這個詞用得很有意味。

　　陳：是的。第三個階段就是1920年代以後。這一時期，我認爲，國學的概念就變得越來越成爲一個學術概念了。1919年年底，胡適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整理國故』。那時胡適的影響很大。其影響所及，首先是成立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俗稱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清華國學院當時的正式名稱是清華研究院國學門，也就被通稱爲清華國學院。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於1922年，後有東南大學成立國學院，然後有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接著有廈門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還有燕京大學成立國學研究所。整理國故運動推動出現了這些研究的組織和教學的機構。


二

　　主持人：這是一個脈絡上的梳理。第一階段是保種、保教，第二階段是要批判或者替代，第三個階段則是試圖建立國學的一種新的學術形態。相應的，國學是否在概念定位上也在變化呢?

　　陳：這正是我下面要重點談及的問題：關於國學概念的意義。這可以分幾種。從歷史上看，根據章太炎他們的講法，國學就是中國固有的學術。這類講法從晚清到民國初年一直都比較流行。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張岱年先生寫【國學叢書】序的時候，還是講國學即中國固有的學術，這是流行最廣的國學定義。這是第一種。

　　還有一種講法，就是在一般的意義上把國學當作傳統文化。『傳統文化』的意義就比較廣了，它不僅是學術形態的文化，而且民俗文化，還有其他各種層次的文化，都被包括在內。這個概念就比較大。這是第二種。

　　我現在想強調的是，從晚清以來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國學很重要的一個意義是第三種意義，即，國學是一個研究體系，或者一個學術體系。這個學術體系不是一個過去的體系，如孔子講的、朱熹講的體系，而是我們現在研究它的體系。毛子水在1919年寫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裡面講，『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我們現在研究古人的學術思想，這個學問叫國故學。』胡適就加了一句，說『國故學』縮寫、簡稱、省稱就叫國學。就國學這一語詞的歷史來講，胡適的說法並不對。不是先有一個『國故學』流行，然後大家省稱、簡稱，才有了國學，語詞的歷史並不是這樣的。但是胡適的這一個說法，顯示出國學的第三種意義，就是，國學是研究過去歷史文化的學問。

　　所謂過去歷史文化的學問，不是指古人對過去的研究，而特別是指近人，近代以來我們對過去歷史文化的一種研究。這樣的一個國學的概念就是一個學問體系的概念。我們所謂學科的概念和這個也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後來你看有很多人都這樣，比如顧頡剛，他認爲國學就是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歷史，研究中國歷史的材料。這就是說，國學就是我們現代人研究過去中國歷史材料的一個系統，是以國學爲一個研究的系統。這樣的用法在當時是很多的。比如說黃侃。當時周作人很讚賞黃侃，說『他的國學是數一數二的』，這句話裡頭的『國學』不是指它的對象即傳統文化、傳統學術，而是指對它的研究。是指在國學是一個研究體系這個意義上某人的國學是數一數二的。按顧頡剛所講，國學是科學的一部分，是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歷史材料。這個科學就是一個研究的系統。林語堂也曾說，『科學的國學是我們治學的目標』，他所說的國學也不是就它的對象來講，而是就一個研究的體系、一個學問的體系來講。

　　主持人：這幾個人所給定的國學概念有一個相似的結構：主體是近人或今人，對象是過去的東西，即過去的歷史文化。國學就是在今人和過去的歷史文化之間形成的一種學術研究的關係。它強調的是研究者立足於當下，在借鑑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方法的基礎上，去研究過去的東西。

　　陳：毛子水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回顧這段歷史，他表揚胡適所寫的【發刊宣言】，認爲民國十二年(1923年)以後，國內的國學之所以有一點成績，這與胡適的這篇文章有一定關係。他所說的『國內的國學之所以有成績』這句話中的『國學』，不是指作爲對象的國學，而是指『國學的研究』這個體系。另外，就外延來講，因爲國學同時已經開始作爲一個學科的意義出現，就是在北大成立國學研究所的時候，已經開始招研究生了。這個學科的概念當時有個規定，就是『凡研究中國文學、歷史、哲學之一種專門知識者屬之』。這是國學的範圍。即不僅僅指文學，也不是僅僅指歷史或哲學，而是只要是研究其中一種的，都屬於國學的範圍。

　　主持人：這種分析對於我們準確把握國學於近代以來的變化很有啟發性。

　　陳：關於研究體系的國學，在近代(從晚清到清華大學國學院成立)的衍進也可以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延續了清代的考據學、訓詁學，這是一個重要特色，另外，加了一些近代的意識。按照古人的觀點，經學是最重要的，但到了晚清，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的國學研究已經具有了近代意識，就是不突出『經』，而比較強調『子』，並且在『子』裡面對孔子有所批評。第二階段可以說是強調科學方法和疑古思潮的出現。這當然都跟北京大學有關。胡適是特別強調科學方法的，此外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很多其他人比如毛子水也非常重視科學方法。除了科學的方法之外，就是疑古的思潮，是這一階段的國學研究，特別是胡適、顧頡剛他們的研究的一個特點。這個疑古思潮是與當時整個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批判、懷疑有關。人們對中國古史、史料提出許多懷疑，這種質疑也開發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促進了史學的發展。

　　主持人：您說得很對。其實疑古思潮也是整理國故的一種方式，是對過去文獻的一種新的解釋，只是在學術傾向上有一種強烈的批判和懷疑的態度。

　　陳：考證學、訓詁學加上近代意識，例如【國故論衡】，這些東西已經是帶有新的特色了，而科學思潮加疑古思潮，比第一階段更進了一步。它強調科學思潮、疑古思潮，同時也強調整理古代文化，這種意識已經更新了，所以說其形態也已經是一個更新的發展了。

　　主持人：這種『新』是不是說從他們的學問裡面能感受到『他者』的存在，即以西學作爲參照系?另外，就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重新解讀傳統?

　　陳：是。在章太炎那個時代，考據學、訓詁學加近代意識裡面雖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東西，但那些西方的東西更多的是屬於『革命』，因爲革命，所以把經學、孔子的地位拉低，而不是突出學術。但是到了科學、疑古這一階段，它是配合了科學和民主的呼喚，西方的東西是從文化裡面出來的，文化意義上的西方作爲對立面。

　　主持人：那麼第三階段呢?

　　陳：第三階段就是以清華國學研究院爲突出代表的。借用一個較有爭議的概念來講：漢學化的國學。漢學化的國學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世界化的，就是跟世界學術的研究接軌、合流的一個新的國學研究。例如王國維所實踐、由陳寅恪提出並爲大家熟知的『把地下的實物和紙上的遺文互相釋證』、『外來的觀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參證』、『異國的故書和吾國的古籍相互補正』三種方法，這些方法可以說都是與當時法國和日本的漢學、中國學的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清華國學院不僅在宗旨而且在實踐上都強調，如何利用東方的古語言學、比較語言學來研究中國文化。當時的歐洲人和日本人都用了這種方法對中國的古學做了很新的研究。第三階段的這種以清華國學院爲代表的世界化的國學是新的國學研究的進一步展開，可以說，它真正落實了一個新國學運動的展開。在第二階段所講的科學方法和疑古更多的是觀念上的，而沒有落實到學術實踐上的卓越發展。

　　主持人：就是說在方法上、研究的精神上以及取向上爲第三階段做了準備。

　　陳：是的。第三階段還得益於這一階段清華國學院的核心教授，如王國維等人，是世界承認的最好的國學研究者。這就涉及到我接下來要講的國學家的問題。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立於1922年，當時是沈兼士做主任，基本上是太炎門人爲主體。太炎門人比起太炎，有他們進步的一面，比如：對白話文運動的推廣，對民俗文化的一些重視，這都是與新文化運動能夠合流的。但總體來講，他們的國學研究的方法受太炎的治學方法的籠罩比較嚴重，所以說，他們還沒有放開了像第三階段那樣把新的東西引進來。舉一個例子，章太炎就反對甲骨文研究，而王國維則是甲骨文研究起家。這就看出來，像章太炎的這種國學研究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已經落伍了。

　　主持人：就是說，沒有以『他者』作爲參照系、沒有以現在的時代爲坐標的學問，就必然要讓給能以『他者』爲參照系、強調科學方法的新的國學研究。

　　陳：就是這樣。北大當時整個文科都是章太炎的門人主掌的，可是今天想起來，他們中有哪一位是特別特別重要的呢?學術上大家特別強調他的貢獻?比如沈兼士這樣的人，顯然和王國維、陳寅恪等人是不能相比的。

　　主持人：我注意到了，您所說的重要還是不重要不是指老百姓知不知道。實際上這些人在老百姓當中的知名度也的確不如王國維、陳寅恪他們。您剛才說的是在學術上。

　　陳：我們從近代學術史上來看，他們的成就也是不如。

　　主持人：所以從這個來看，也反映了學術轉型。

　　陳：太炎門人的學術雖然已經是一個近代學術了，但是步子邁得還不夠快。因爲這個時候歐洲和日本的漢學研究已經很厲害了。其實胡適他們已經看到，都是很感嘆，很著急，像陳垣，都非常著急。

　　主持人：清華四先生也應該看到了。

　　陳：那當然，因爲清華四先生本身，比如王國維，已經躋身於世界一流的研究者當中了，這是當時的人們比如伯希和，都承認的。

　　主持人：也就是說和當時的漢學家們有交流。陳：有交流，而且交流得很多，並得到了世界漢學的尊敬。主持人：那交流的方式是什麼?

　　陳：一是王國維他們到日本去。羅振玉和王國維把甲骨文也帶到日本，一起進行研究，這是一方面;另外，跟伯希和他們也見面，那時候跟歐洲和日本的學者之間的往來還是不少的，桑兵所寫的【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裡面提到了很多。


三

　　主持人：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陳寅恪初到清華的時候，還沒有什麼學術成果，有的只是新的學術視野、方法和觀念。

　　陳：他的視野、方法的觀念跟王國維是一致的。所以他跟王國維之間特別能夠交心。

　　主持人：他是帶著新的視野、方法和觀念踏進清華大門的。

　　陳：對。所以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只有他才代替了王國維的角色，成爲世界漢學、國際中國學共同認可的最高水平的新國學研究者。這就是陳寅恪。所以說，雖然他的成果後出，但路子是一致的，這個路子就是，它始終跟世界上的中國研究、漢學研究連接在一起。所以說，它始終是一個開放的研究視野，它不是排斥漢學，排斥外國人研究，自說自話，而是要在整個世界的學術聯繫裡面建立它的學術地位。這樣我們的國學研究才能夠真正達到理想的水平。

　　主持人：今天來看，這種學術態度也是值得提倡的。

　　陳：除此之外，文化觀也很重要。新文化運動觀的主導傾向是批判傳統文化、反傳統文化，這在當時雖然有它的必要性，可是在學術上也有一些影響。這種影響就是人們不能理直氣壯地去研究中國文化，它使研究中國文化沒有一個文化觀的支持。整理國故本來是一個真正能夠走向學術的研究、得到很多學術成果的運動，可是在這裡，從一開始就有一些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聲音來影響它，比如說，認爲研究國學雖然不是一點意義也沒有，但是意義不大。比如陳獨秀講，研究國學、整理國故好像是在大糞裡面找香水，而我們現在是要從西方引進香水。

　　主持人：這話忒損了。

　　陳：胡適本來是贊成整理國故的，因爲作爲一個學者，他了解當時漢學發展的情形，知道國學研究應該有一個大的發展、新的發展，所以他提出整理國故。但是後來他沒辦法，因爲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領袖，於是就說整理國故是爲了『打鬼』，爲了『捉妖』，爲了解剖中國社會的文化病象。在這麼一種文化觀下，國學研究沒有一個理直氣壯的東西來支持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覺得中國什麼都不是，那研究國學幹什麼呢?而清華國學院的幾位導師就沒有文化觀的這種束縛，比如梁啓超，他也是講中西融合的，王國維更是突出中國文化的重要性，陳寅恪也是一樣，在文化觀上都是一致的。所以我想，這裡有一個經驗給我們，就是要有一個文化觀作爲底氣來支持國學研究，這個國學觀再加上它的新的方法，才能真正出成果，這是我們回顧的結論。

　　至於講『新國學』。新國學這個概念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已經有了，比如上世紀二十年代有一個人叫劉復，當時他在日本留學，他認爲當時整理國故已經是一個『新國學之發生』。新國學當然是指作爲一個研究體系已經有一個新的形態、新的方法的進步。所以我們今天在討論國學的時候也是要把新國學的發展的過程、階段、經驗做一個總結。我覺得清華國學研究院是新國學運動裡面最後的、可以說是有代表性的、開花結果的環節。

　　主持人：這就是說，清華國學院走的是『新國學』的路子。

　　陳：對，作爲研究體系的國學才有新舊，作爲研究對象的國學沒有所謂新舊。只是我們研究的眼光、我們的方法有新舊。國學研究在近代以來其實已經都是新的了，都不是完全傳統的了。從章太炎開始，到太炎門人，到清華國學院，它是越來越新，這種新是指他在文化意識、方法觀念方面能夠結合西方的、世界的中國學術研究潮流。

　　應該說，清華國學研究院開創了清華文科研究的黃金時代。它構成了老清華文科輝煌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和示範。1929年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這時候清華的人文學就按照分科的系統來發展了，辦了分科的研究所，不再有籠統的研究院了，而是隨著系分科了。這種分科的發展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間也創造了它的輝煌。因爲雖然是分科，但是它的精神，它的學問宗旨，它的文化觀，還是秉承了中西融合的路子，還是跟著國學院這個示範、這個先導範例繼續走的。它的學術也可以看成是對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光大和延續。

　　主持人：清華國學院是一個不分科的國學院。到了後來，進入了分科時代，也就是後國學院時代。說到這裡，您能否談談馮友蘭先生和張岱年先生，這二位都是您的老師。

　　陳：馮先生是1928年到清華的，應該說他是趕上了清華國學院的尾巴。當時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爲校長。羅家倫擔任校長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國立清華大學』成立，原來沒有『國立』這個名字，因爲清華原來是用庚子賠款建立的學校，而羅家倫就是要突出民族意識，所以將其更名爲國立清華大學。羅家倫做校長，帶了兩個人，都是其美國留學的同學，其中一個就是馮先生，馮先生做秘書長，所以馮先生趕上了清華還有國學院的這一年。當然，馮先生自己並沒有參加國學院的工作，因爲清華國學院的後期已經是以陳寅恪爲主。就馮先生的研究來講，應該也是與此相合的。王國維有一個方法，陳寅恪總結爲『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相參照』，而馮先生的哲學史應該說是外來觀念與我們的固有材料結合起來的分析，從方法上來講是一致的。馮先生後來講，從信古到疑古到釋古，清華所處的是釋古的階段，馮先生也把自己放在釋古派裡面，這說明他也把自己放在後國學院的時代裡面，即他不是疑古的，而是釋古的。釋古怎麼個釋法?就是陳寅恪總結王國維的那幾條：相互參證，相互釋證，相互補正。馮先生的講法其實主要就是根據清華的經驗，他自己也認爲他的哲學史就是採取了釋古的方法，比疑古的方法更進了一步，這個方法其實就是從國學院到後國學院期間整個清華研究的方法。

　　主持人：釋古、疑古、信古這三個階段是馮先生提出來的嗎?

　　陳：是的，馮先生到歐洲開會，介紹中國史學研究的最新發展時，就介紹了這三個階段。當然今人也有不同的解讀，不同的看法，這個沒關係，我想馮先生所講確實有他的道理，因爲他是當時上世紀三十年代後國學時代清華人文研究的主要代表之一。

　　至於張先生，他是1933年來清華的。就張先生的哲學思想來講，他不是直接與清華傳統有關係，而是張申府先生一脈下來的。張申府先生在後國學院時代也是在清華哲學系教書，這時候吸收了很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觀點，但是就文化觀來講，張先生提出『綜合創新』，『創造的綜合』，這是合乎清華傳統的。他不是像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候那樣一邊倒，以批判爲主調，對中國文化不能說好話，只能說壞話，而是強調綜合，在綜合中還有創造，這與整個清華國學院的文化觀是一致的。


四

　　陳：最後我要講我們新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當然，我們是要總結歷史經驗，繼承老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那種新國學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同時，我們今天還要再往前走一步，時代畢竟不一樣了，現在是一個中國崛起的時代。

　　主持人：這是一條由清華前輩開闢的『新國學』之路。沿著這條路接著走下去，這是今天我們作出的選擇。

　　陳：今天我們學術的積累跟上世紀初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國家的人文學術研究，特別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有著長足的進步。毛主席說，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現在我們就面臨這麼一個新的時代，就是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清華國學院的宗旨一方面是繼承老的清華國學院，另一方面是進一步發展。今天爲什麼要叫國學研究院，國學研究院當然是繼承清華的老的品牌，是它的精神上的延續，另一方面，我們用國學就是要突出一個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就是文化的主體性。外國人研究漢學沒有我們中國人這樣的主體意識，甚至可以說，西方的漢學是西方學術的一部分。

　　主持人：這是在強調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建構。

　　陳：我們新的清華國學院希望怎麼來繼承呢?八個字：中國主體，世界眼光。『中國主體』是要突出中國人研究理解的主體性，要突出我們中國人對中國文化歷史的理解，要理直氣壯地突出我們自己對民族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方法。我想，這個時代應該是慢慢到來了。但是，這個中國主體不是一個孤立的主體，我們不是排外的，拒絕外部世界的，封閉的。世界眼光就是我們從老清華國學院繼承的觀點，這個眼光讓我們不僅僅向世界漢學開放，也向整個世界學術開放，我們今天研究中國文化不僅要吸收漢學的研究成果、達到漢學的水平，我們還要吸收西方一流的人文學、哲學、社會學所有的營養，我們要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領導世界的潮流，我們要使我們自己不僅與世界合流，而且成爲主流。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新時代中國國學研究所應當有的一個志向、宗旨。

　　主持人：新國學在今天新就新在一方面，堅持世界眼光，用他者作參照系;同時有所不同的是，有新的時代感，就是中國人的主體意識。這八個字，是對清華前輩留下的豐厚的精神遺產在今天的一種解讀，也是未來自己發展的目標。那麼，您如何落實這些東西?比如建制、研究方向、研究人員、教與學的關係，在這些環節怎麼落實?

　　陳：體制還要再摸索。現在我們是應用國內比較流行的研究院體制，主要不是作爲教學實體，而是打造一流的研究平台，人員是流動聘任，大概是這樣，用清華的講法，這算是一個『體制內的特區』吧，但是如何具體做，還要再摸索。

　　主持人：在研究方向上有什麼重點?

　　陳：還是文史哲吧。剛剛開始我們還是叫總結經驗、發揚傳統，我們最近期的課題是要總結老的清華國學院的歷史，先把這個工作做好，這段歷史前人做了不少工作，我們現在要進一步做一些工作。清華國學院有七十個畢業生，有好幾十個都是大家，比如王力、陸侃如、姜亮夫，但很多人的資料都沒有很好地收集，我們現在要收集他們的資料，他們的手稿，把所有清華國學院畢業生的資料每人編一本，合起來叫【清華國學文存】，這一類的工作是我們的第一步，以後再主要陸續按照是文史哲三個大方向展開。

　　主持人：重點的學科建設是什麼?比如人大國學院有『西域學』。

　　陳：邊疆民族史我們也不忽視。我們新辦了一個雜誌叫【清華元史】)，我們的核心教授中有專門研究蒙元歷史的學者，因爲王國維在清華的時候主要做的是邊疆民族史，所以這個也是清華的一部分。這樣的學科本身也是一個世界化的學科。

　　主持人：但是您的研究重點是宋明儒學。

　　陳：我們也會比較注重哲學思想的研究，比較注重哲學思想對於中國文化研究的整體的把握，但是也不會將其變爲單一的哲學研究。

　　主持人：從體制上，和老的清華國學院比，不同之處是什麼?

　　陳：老的清華國學院是以招研究生爲主，這是很不一樣的。但今天的體制不能再按這個方向，因爲今天都是分科、系、院招研究生，有研究生院。老的清華國學院等於是研究生院國學系一樣，但今天不能走這樣的路了。在體制上我們要創新，力求新的方向，探索怎麼樣在一個研究平台的建設方面多發揮一些作用。我們核心教授的教學都是在系裡，比如我在哲學系既教書又帶學生，用個比喻，有點像基地一樣。

(整理錄音：吳寧張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