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綁定手機 已實名認證
|
|
文章摘自新法家網
上篇 主題 現在的『國學』熱基本是儒學熱。這種狀況會繼續若干年改變不了。而參與了【中國思想學說史】編著之後，我更加相信，諸子各派學說都有價值，都值得研究。爲什麼這樣說呢？我可以提出四個方面的理由。
一、從整合與分化看
學術發展有整合與分化兩種形式，學術發展過程表現爲整合－分化－再整合－再分化反覆交替的過程。在歷史進程中，人們積累的認識越來越豐富，到了需要有個統一的想體系加以組織和概括的時候，就會出現整合。隨後人們在這個統一的思想體系中思考，將不斷取得的新的認識納入到統一的思想體系中。到了現存的統一體系不再能夠容納日益增加的新認識、不能回答歷史提出的新問題的時候，人們又會衝破現存的統一的體系進行思考。這時候學術思想又發發生分化，出現多種想體系並存的局面。隨後人們分別運用不同的思想體系發展認識，回答時代問題。春秋戰國時代，統一的天命神學體系崩潰，分化爲各有體系的諸子學派。面對時代課題，各派分別從自己的出發點和思路進行思考，交出了自己的答案。各派的答案沒有哪一個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同時也都包含有部分真理，爲其他學派所不及。正如當時的人已經看到的，諸子學說各皆『有見』（【荀子•天論】），『皆有所長』（【莊子•天下】）。所以說，諸子各派學說都有價值，都值得研究。
二、從學術內容側重看
諸子各學派學術內容側重不同，成就所在不同。儒學側重在政治倫理，成就主要在政治倫理領域。儒家學說在亂世顯得迂闊不切實際，在治世是穩定因素。道家側重在順應自然，在認識客觀世界和人生方面有獨到見解。道家學說離開政治比較遠，哲理色彩重。它的影響有時候隱而不顯卻深廣久遠，及於各個歷史時期的不同階層、不同領域。法家是一個制度學派，提出的解決時代問題的答案，主要是建立並推行有效的制度。法家的依靠制度治國的理論與人治不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諸子其他學派的學說也各有自己的側重和成就。所以說，從學術內容側重看，諸子各派學說都有價值，都值得研究。
三、從學術發展史看
漢武帝開始獨尊的儒術，已經是加進了諸子多個派別學說因素的儒學。由此以下歷代統一王朝都尊儒，其實也都是『霸王道雜之』（【 漢書•元帝紀】），甚或是內法外儒，儒學像衣襟上的花邊一樣是個裝飾。這個裝飾的意義不可輕視，它使得儒學成爲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但承認儒學作爲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的同時，我們還知道兩點：（1）漢代及漢代以後的儒學，在繼續融入諸子各派和外來文化的內容。作爲儒家學術形式的經學的歷史表明，不少經學家常常按照自己的心意解釋他們推崇的經書，並不完全拘泥於經書的本意。他們既然把經書視爲神聖寶典，自然傾向於把自己以爲是真理的一切見解都說成經書所固有，把自己接受了的其他派別的見解都說成儒家所固有。（2）以儒學爲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不是絕對的。從來就有少數派，有非主流派，他們不承認儒家比其他學派握有更多真理。到了封建社會末期更加出現一股潮流，要求回覆儒家屬於諸子之一的地位，把儒家從獨尊的地位拉下來，與其他學派平等對待，把儒家的經書分別納入史書和子書。所以說，從中國學術發展史看，諸子各派學說的價值從來沒有消失過，諸子各派學說都有價值，都值得研究。
四、從當代意義看
在當今時代，諸子各學派學說仍然都有價值。面對種種重大的當代問題，人們探求解決方案的時候，諸子各派學說都是具有啟迪意義的思想資源。藉助各個派別的資源，多個層面、多方位思考問題，有助於提出比較全面、比較有效的解決方案。面對社會貧富差距懸殊，幹部隊伍腐敗嚴重，面對全球氣候變暖，人口老齡化等等，探求應對方案的時候，諸子各派學說都有值得資借之處。儒家的仁義道德可以給現代的社會正義理論提供思想資料，道家的順應自然可以給現代的環境學科和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理論提供思想資料，法家的制度決定論可以給現代的法制建設、制度建設提供思想資料。在較低層次上，各派學說具有更多可供資借的價值，例如今天很多人以儒家的誠信說商道，以兵家的謀略說商戰，以縱橫家的遊說說國際關係，以雜家的兼收並蓄說文化包容和多元化等等。所以說，從當代意義看，諸子各派學說也是各有價值的，也都值得研究。
總之，諸子學派各有所見，歷代尊儒並非絕對，儒學發展不斷吸納其他學派的成就，當今時代需要全面資借諸子各派資料，所以我以爲諸子各派學說都有價值，都值得研究。
十七大報告中有一節，標題爲『弘揚中華文化』，其中提出：『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具體到諸子來說，我覺得就是應該研究各個派別，對每個派別都有『取』有『去』，才夠得上全面。獨尊儒術，或者獨熱儒術，並不符合全面的要求。
下篇 討論
上篇是一個發言提綱。2009年11月28日，在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召開的中國思想史學科建設座談會上，我陳述了這個提綱，進行了一點討論。會後，韓星教授提出6個問題，希望我回答。感謝韓星教授與我討論問題！我的回答只是一些淺見，可能與韓星教授的見解不完全相合。不管怎樣，討論是有益的。我願意聽取不同見解，發現自己的看法有錯誤時願加以修正。所以，下篇叫做討論，不叫做答問。
1、學術思想的整合與分化與我們常常講的中國歷史上的久分必合，合久必分是否有關係？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學術思想發生整合或者分化，都有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前面說的是內在原因，即學術思想發展自身的原因，沒有說到外在原因。外在原因指社會環境。人們常說的久分必合，合久必分，指國家政治上統一與分裂的變化，屬於學術思想發展的社會環境，屬於學術思想發展的外在原因。中國的歷史事實是，國家統一的時期學術思想整合成爲基本趨勢，國家分裂的時期學術思想分化成爲基本趨勢。
不過，歷史現象複雜多樣，學術思想的整合、分化與政治的統一、分裂並不完全同步。在列國激烈鬥爭的戰國後期，學術思想整合的趨勢已經出現，而漢初大半個世紀，儒道之爭依然相持不下。統一興盛的唐代，學術思想三教並立。唐代實行科舉制度，顯示儒家在三教中有優先地位，而佛、道勢力依然很大。經過整合建立統一的國家思想體系的努力，到了宋代理學建立才完成。之所以如此，有一個原因，就是漢末以來佛、道有大發展，儒學要把佛、道的學術成就吸收過來需要時間。特別是要把外來的佛教的學術成就吸取過來，需要較長時間。這種歷史事實說明，政治的分合，作爲學術思想整合與分化的社會條件，屬於學術思想發展的外在原因。它很重要，但不能單獨決定學術思想的分合變化。
2、諸子學派各有價值，但是爲什麼儒家被漢武帝看中提升爲國家意識形態？這與其自身的學術思想特點，比如對上古以來中華文化的繼承有多大關係？
儒家被漢武帝看中提升爲國家意識形態，基本原因在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時勢使之然也。漢武帝希望漢朝政權『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漢書六•董仲舒傳】），與秦始皇希望秦朝政權『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史記•秦始皇本紀】）沒有不同。但是漢武帝不會再公然以法家理論治國，因爲秦朝嚴刑峻法導致短命而亡的情景，如昨日事歷歷在目。漢武帝也不會繼續以黃老道家理論治國。到武帝時，漢初那種天下凋敝急需休養生息的局面已經改觀，而漢朝與匈奴的矛盾、君權與地方勢力的矛盾，成爲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必須解決的新問題，道家學說難以爲解決這些新問題提供理論支持。董仲舒的儒學突出【春秋】大一統精神，強調尊卑貴賤等級制度，注重教化的社會功能，正爲武帝應對時代問題所需要。所以說，儒家被漢武帝看中提升爲國家意識形態，是時勢使之然也。
細讀【漢書•董仲舒傳】可知，董仲舒向漢武帝推舉儒學時，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道家而非法家，因爲當時與儒家爭奪國家意識形態地位的主要是道家，名譽掃地的法家已經不是主要競爭對手了。武帝問：『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董仲舒答：『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這還可以說既針對道家也針對法家。武帝又問：古聖先王何以『逸勞不同』？ 帝王之道究竟崇『儉』還是崇『文』？董仲舒答：『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這就完全是針對道家了。所以我說，儒家被漢武帝看中提升爲國家意識形態，基本原因在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時勢使之然也。儒家注重繼承歷史文化遺產，於保存上古中華文化有大功勞。儒家的這個特點影響到近兩千多年中華文化的面貌，值得認真研究。漢武帝想要從上古傳統中尋找治國思想，這是沒有疑問的，他的策問就可以證明。所以應該承認，漢武帝看中儒術，與儒家注重繼承上古以來中華文化有關。但這不能成爲漢武帝看中儒術的根本原因，作爲帝王的漢武帝看中儒術，根本原因當從政治方面探求。
3、怎麼認識經學與子學的關係？傳統學術經、子、史、集的分類有什麼合理性和文化意義？
關於經學與子學的關係，我想可以說這麼幾點：
第一點，經學是從子學發展來的，具體說是從作爲子學的一派的先秦儒學發展出的。經學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先秦。孔子以六藝教授門徒，當時的六藝文獻就是後來說的經，孔子對六藝文獻的理解發揮就是關於經的學問，如【論語】中對於【詩】、【書】內容的理解和發揮。孔子以下先秦儒家傳經的歷史，古籍也有記載。【易傳】、【左傳】這樣的先秦文獻也可視爲經學著作，因爲它們是對【易】經、【春秋】經的解釋。不過，一般認爲經學正式形成於西漢。到了漢代，不僅『五經』是經，【論語】、【孟子】也成爲經。到了漢代，注經成爲儒家學術的的基本形式。
第二點，經學與子學有共同的宗旨和基本精神。如司馬談說，六皆『務爲治者』（【史記•太史公自序】），經學繼承了子學的宗旨，也是『務爲治者』。這是就經學與先秦諸子各派的關係而言。若就經學與作爲先秦諸子中的儒家一派的關係而言，經學是先秦儒學的繼續和發展，繼承著先秦儒學的基本精神。
第三點，經學吸取了先秦諸子中許多派別的因素，發展了作爲子學的一派的先秦儒學。例如，影響深遠的經學名篇【禮記•禮運】，內容就不是純粹的孔孟儒學。其大同、小康之說與孔子『從周』的理想有距離，把禮制流行說成『大道既隱』之後的次理想局面，與【老子】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頗合；頌揚『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有別於孔孟的『親親』、『愛有差等』，而與墨家的『兼愛』相近。以後的經學著作吸取諸子思想因素以至佛教思想因素，更不用說了。
第四點，經學擴大了子學的學術領域，有一些在子學中初步觸及的領域，在經學中發展成爲專門學問。包括孔孟儒學在內的先秦諸子皆『務爲治者』,子書觸及政治之外的事物與現象，而不會專門研究它們。經學家把儒學神聖化，就傾向於對儒家文獻逐字逐句進行考究，從而發展出新的研究領域。用現代學科分類說，經學不僅包括有政治學、哲學，還包括有歷史學、文藝學，包括有語言文字學和某些自然科學的內容。作爲經學一部分的小學中，【爾雅】類的名物訓詁著作有天象地理和生物學內容，【說文】類的字書是文字學專著，【廣韻】類的韻書是語言學專著。這類經學書本是讀經的工具書，它們現在的學術價值就不限於幫助人們讀懂故書了。
經子史集的圖書分類法是以儒學爲正統文化的時代的產物。它的意義主要在反映漢代到清代文化的狀況。【四庫全書】收圖書3461部，經部收圖書566部，占六分之一。而在子部里先秦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縱橫家的圖書都只有寥寥幾部。這很可以反映出漢代到清代儒家占有國家意識形態地位的狀況。四部分類法在歷史上的合理性也在這裡。我們現在看，四部分類法毛病不少。首先，區分經書與子書的標準並不嚴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總敘】說：『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實際上，編入經部的小學類圖書無所謂自『六經』立說，而編入子書的儒家類圖書未必是『自「六經」以外立說者』。其次，把不同性質的圖書勉強編爲同類。例如，把管、商、韓非之書與後代法官獄吏的案牘斷案之書歸爲同類，把老、莊之書與後代道教神仙方術之書和名山方志歸爲同類。再次，四部和四部之下的分類，都沒有科學技術的名目，古代科技圖書被分散於各個部和類埋藏起來。一些古代編纂的類書倒是設立有科技類目，說明在圖書分類時給科學就是留出一個較爲明顯的位置，在古代不是完全辦不到的事情。
4、諸子經過秦漢的整合在中國文化的內部構成一種什麼樣的結構關係？這種結構關係說明什麼問題？
說的是不是一直談論的主幹與枝葉問題，內外陰陽問題，作王作聖問題？這方面，我沒有什麼值得說的。
5、您說『儒學像衣襟上的花邊一樣是個裝飾』，又說『儒學成爲中華文化的代表』。這是否有點矛盾？儒學對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和文化是否有實質性的作用而不僅僅是一種裝飾？
我說『儒學像衣襟上的花邊一樣是個裝飾』，是受了兩種著作的影響。一種著作是【漢書】，【漢書•公孫弘傳】中說公孫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緣是古代的一種花邊，用來裝飾衣服。『緣飾以儒術』就是拿儒術當裝飾。班固的這個說法沒有貶低儒家的意思，是表述了公孫弘對儒學的態度。公孫弘既是春秋公羊派學者，又是漢武帝的丞相。他依據儒學爲漢朝立朝儀，建議置五經博士，設博士弟子員。公孫弘是西漢政治家中推崇儒家的重要人物，他對儒學的態度大體可以說明儒學在漢代政治中的地位。另一種著作是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部著作論新教與資產階級革命的關係時，說加爾文教『爲英國發生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外衣』，還說『枯燥的加爾文派禮拜日』，『至今還裝飾著英國』。恩格斯對新教的歷史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他用『外衣』、『裝飾』作比喻，沒有貶低加爾文教，相反是站在科學的理論高度給了它準確的定位。當然，我是接受恩格斯的歷史理論，才覺得他的用語精彩，願意使用他的用語。
要說儒學對秦漢以後的中國歷史和文化是否有實質性的作用，就要看這個『實質性的作用』所指爲何了。我說『儒學像衣襟上的花邊一樣是個裝飾』，是就儒學與政治的關係而言；我說『儒學成爲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是就儒學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而言。兩句話可以不發生矛盾。
還要說明『裝飾』與『代表』的因果關係。我認爲，『裝飾』是原因，『代表』是結果。春秋戰國百家爭鳴，那時候哪一家都代表不了別家。論年輩，老子還長孔子一輩；論威望，諸子各有崇拜者；論功業，誰也比不上法家人物，但儒道並不把他們看在眼裡。漢代開始，儒學成爲國家意識形態，成爲政治的裝飾。久而久之，人們提起中華傳統文化就想到儒學，提到儒學就想到中華傳統文化，儒學便成爲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我們說儒學成爲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不等於承認儒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全部。歷史上也有人認爲儒家學說就是全部中華文化，那是一些儒者自己的看法。
6、怎麼評價近代以來把儒家『還原』爲諸子之一？把孔子『還原』爲凡人？如果儒家只是諸子之一它會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那樣大的作用嗎？如果孔子只是個凡人他會影響兩千多年，以至今天仍然是中國文化的象徵嗎？
封建社會末期出現一股潮流，要求回覆儒家屬於諸子之一的地位，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傅山。他說：『孔子、孟子不稱爲孔經、孟經，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見有子而後有作經者也。』（傅山：【雙紅龕集】卷三十六）他認爲孔孟儒學是子學的一派，孔孟亦在諸子學者之列，孔孟之書本來也屬於子書，後來才被尊爲經書。傅山所說都是歷史事實。把儒家還原爲的諸子之一，是對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封建社會正統思想的挑戰，具有思想啟蒙的性質。它的學術意義是『使學術研究突破了狹隘的經學範圍』（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學說史•明清卷（上）】第396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許多種儒家以外的先秦子書被冷落了近兩千年，極少以至完全無人整理，清代考據學興起後整理這些子書對學術文化發展貢獻很大，這與把儒家還原爲的諸子之一、把諸子各派平等對待有關。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偉人。把孔子還原爲凡人，可以有不同理解。如果理解爲與偉大相對的平凡，把孔子說成一個平凡的人甚至平庸的人，那是太偏激了。如果理解爲與神人相對的凡人，那是可以的而且是有意義的，因爲把孔子神化的確是存在已久的事實。
兩千年來儒家和孔子爲什麼會發生那麼大的影響？自然與儒學適應以宗法家庭爲基礎的農業社會有關。而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的推崇灌輸『功』不可沒。褒揚儒家和懲罰離經叛道，只是統治者在這方面做的部分努力，制度性的誘導則起了更大作用。從漢代的察舉制度到隋唐及以後的科舉制度，都以儒學爲舉官用人的標準。在這樣的制度下，儒學成了踏進仕途的唯一階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從孩童時期起，就要做儒家經典的功課，以至發白齒落。如此，儒家的影響如何能夠不大呢！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引自【馬恩選集】第一卷第52頁，人民出版社，1972）這是一條並不抽象、也是不難理解的真理。
（作者系西北大學博士生導師，兼任全國一級學會中國先秦史學會顧問）
|
|
|
|
|
|
|
|
|
[複製連結]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