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文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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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銅銘文從形式上區分，有不同的格式，從夏代到東周，出現了以下幾種：徽記、冊命、訓誥、追孝、 辭、記事、約記、律令、符節、詔令等。


    徽記最爲簡短，僅一兩字，最多三四字，或記器主的名字或繪作器者的族徽，或者二者兼有。這是青銅器銘文最初的格式，可能是從陶器時代的陶符記號遺留下來的習慣，主要目的只是標誌器主以示區別和突出族氏。這種格式以商代爲主，後期仍有使用，至春秋尚有例可尋。如前邊提到的『婦好』墓出土的青銅器，即刻有『婦好』二字，另像『咸父乙』則是族氏與名字兼記。這種銘文的特點，因只是一種暗記符號，故都鑄刻在青銅器上最不顯眼的地方，如刻在鼎的內壁，尊的外底。


    冊命，殷商晚期，銘文字數增多，遇有祭祀祖德、郡主冊命，都要製作一個青銅器記下來傳於後世，特別是周代周穆王時期，冊命漸多，到周厲王時漸成固定格式，幾乎如公文一般程式化了。


    訓誥主要記載國君賞賜貴族時所作的訓示，其格式一般要求有時間、地點、受誥者、誥辭、賞賜物、作器名等。著名的大盂鼎就是這一類銘文的代表之作。這篇銘文有291字，記載了周朝康王對一個名叫盂的貴族進行賞賜時所作的訓示，銘文的大意是：九月，康王在宗周向盂發布命令說：盂，文王獲得了上天授予的偉大命令，武王又繼承文王的事業，鎮壓了邪惡，統一了天下，治理著萬民百姓。百官們對酒實行節制，在祭祀時也不敢飲酒，因此我們獲得了上天的庇佑。商朝諸侯百官沉湎於酒，因此喪師亡國。康王將以文王純正的德性爲榜樣繼續治理天下，同時也告誡盂要謹敬地修養德性，敏於朝夕納諫，奔走王事，敬奉上天。康王命令盂輔佐軍事事務，處理訴訟懲罰既要迅速又要謹慎，從早到晚勤於國君之事。康王還表示自己一定要遵循先王的美德，管理好上天賜予的人民和疆土。康王感於盂的豐功偉績，賞賜他 酒一卣，還有衣服、圍裙、鞋子、車馬等。另外還賞賜盂的祖父南公一面旗子，用來插在狩獵的車上。此外，又賞賜盂本族的奴隸頭目四個，一般奴隸從車夫到農夫659人，夷族的奴隸頭目13個，一般奴隸1005人。盂感激康王的賞賜，爲頌揚王的盛德，特地造了這具祭祀先祖南公的鼎。、


    銘文字數最多的毛公鼎有497字，也屬於訓誥內容，記載了周王讓毛公領導朝廷的卿事寮、大史寮，還讓他統管公族、三有司（小子、師氏、虎臣）以及周王的近臣。


    約劑，主要是土地買賣交易的記錄。西周時期，土地名義上爲國君所有，不得私下變動買賣，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周穆王、共王時期已可以交換買賣，若有需要，可以由國家執政官員批准，交易成功後將此買賣經過鑄於青銅器上記載下來，稱爲『治地之約』。共王三年的『衛盂』，就詳細記載了裘衛與另一奴隸主貴族矩伯交換土地的情形：共王三年三月，共王將在豐邑舉行典禮，接見諸侯和臣下。矩伯因爲缺少朝覲所需的禮器和飾物，便用土地與裘衛交換，其中裘衛提供了玉器『瑾璋』一件，價值八十朋（一朋約等於20餘枚銅貝貨幣），矩伯以『十田』償付。此外還提供了鹿皮披肩兩件，雜色蔽膝一件等，價值二十朋，以『三田』償付，經過有關手續，這筆田地交易生意便告完成。可見共王時期的土地已經可以交換，而且有了以貨幣計算的價格。對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古代經濟史具有重大意義。又如『 生簋』，銘文上記載他用4匹良馬換得3000田，散氏盤銘文記載了散、矢兩家對田邑劃界的情況，以山、川、路、樹等作爲劃界的標誌。當時還有很多官員作爲證人參加了這次劃界活動。


    記事，即記述從征、獲賞、出使、交易、戰爭、婚姻等事件的銘文，其中尤以記述反映軍事方面的銘文爲多。


    銘文的格式是隨著內容的發展而發展的，除了以上講到的之外，尚還有一些別的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