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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華網論壇 明朝白銀的主幣化進程
明隆慶元年(1567年)『海禁』解。這無論在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標誌性意義。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歷代閉關政策的核心，全在保存貨幣。這是由於貨幣短缺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乃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正是由於歷代政府都要面對這個矛盾，所以就必然時有海禁政策。(從這個角度去看，時有海禁，本是非常自然的。)而1530年以降，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大規模開採白銀，並通過菲律賓馬尼拉出口中國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方式爲之一變：因爲如此一來，出口和貿易造成貨幣流失的擔憂就不再是主要威脅了，且物物交換也不必再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而代替這一切的，則是以商品和物資的大規模出口以換取美洲白銀貨幣的時代潮流。-- 一個新的『白銀推動的世界』因之開始。
而這個『新的時代』對於中國社會和歷史的發展而言，又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從此以後，中國逐步結束了由商人巨富壟斷和窖藏貨幣的局面，轉向逐步依靠外國進口貨幣而刺激國內經濟的時代。白銀流入，大大刺激了貨幣的流通，擴大了市場，但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從事外貿經營的商人(主要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商人)和外國金融壟斷者，他們的地位因而日益上升，並開始逐漸代替中國歷史上的大地主而壟斷經濟(在明代中期，他們已經能夠逼迫主張打擊海盜的朱紈自殺，充分顯示了其左右政局的能力)。在隨後歷史的演化中，以引進白銀和依賴外國資本爲業的商人們，逐步發展成爲壟斷和支配中國國內經濟的主導力量，我們可以說，早在16世紀中葉，中國近代『買辦商人』的前身已經開始出現，海外金融力量支配中國經濟的問題也已經初露端倪。而由明隆慶元年(1567)時的白銀大規模進口，直到鴉片戰爭(1840)的紋銀大規模外流，這前後大約共計270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社會因此走完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國家』的舊時代，而終於在鴉片戰爭之後，開始面臨著現代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新時代，面臨著民族國家建設和社會建設的新問題：在這個新的革命時代裡，買辦階級和帝國主義、特別是外國金融資產階級，終於成爲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而我們至今的歷史就是如此逐步發展過來的。
貨幣金融問題，是近500年來中國最爲關鍵之問題。中國貨幣的歷史發展過程高度複雜，由於長期實行多種幣制，更使得不同幣種之間的換算成爲貨幣史上的難題。而從歷史看，中國在近代用銀爲主幣之前，鑄幣主要用銅。漢代以降，銅禁頗嚴，唐代以降，歷朝也多頒銅禁。宋以後，銀方才在市場上逐漸採用，自此銅禁漸馳。這期間魏晉至唐初，天下大亂，大體說來，民間貿易主幣爲布帛，而政府收稅也採用布和谷。可見，最終導致白銀成爲主幣，在歷史上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實際上，明朝初年，白銀也還並不是合法貨幣，政府甚至禁用金銀交易。從【大明會典】中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鈔法』、『錢法』，卻並沒有『銀法』。但是，儘管政府有明確禁令，但白銀在民間市場上的使用卻並未停止，反而隨著市場貿易的活躍而漸成大潮。這首先就是由於主導市場的大商人手中掌握著大量白銀的緣故，白銀作爲流通主幣，與他們的推波助瀾最有關係。而到嘉靖年間(1540年代)，白銀的主幣化過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後期，白銀普遍通行於全社會，終於占據了貨幣流通領域的主導地位。
迄今爲止，中外學術界對白銀在明代社會前後期地位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說法：正統初年明英宗『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認爲白銀貨幣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結果。但事實上，明代白銀貨幣化是民間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動的結果，因此它才經歷了一個『自下而上』的發展歷程，到嘉靖以後，經過商人與政府的長期博弈，銀作爲主幣才終於爲官方所認可，而這首先就與著名的『一條鞭法』的推行有關。
嘉靖間，浙江巡按龐尚鵬，正是基於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擁有進口白銀的實際情況，首次奏請實行一條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頭多少征糧食租稅，並將土地稅收折合爲銀；同時在徭役方面，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銀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於貢方面，土貢方物，亦皆折合爲銀徵收。租、役、貢都折合爲銀徵收，這就是一條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頭征租，這顯然是不利於大地主所有者的，但是，由於城市工商手中擁有白銀，東南沿海，特別是浙江、福建民間進口白銀最多，所以大商人和這些地區的城市工商業者卻是擁護一條鞭法稅收的主體，而由於各個地區土地收入不同，內陸地區銀又很缺乏，加上這個政策默認商人、特別是沿海地區商人的走私活動，所以反對它的聲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沒有在全國範圍內真正實行。直到萬曆年間，張居正當國，下制申飭全國通行這全民以交納白銀而免除賦役的一條鞭法，這種賦役折銀的做法，才最終確立下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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