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軍閥政治的傳統文化根源(4)

  來源: 中華文史網

　三、落後的小農經濟的存在 中國所處東亞大陸的氣候條件適合農業文明的產生，以家庭協作爲生產方式的小農經濟成爲在中國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形式，這種經濟形式的存在直接影響著社會結構和國家組成。
傳統農業社會的社會各組織，對那些與土地相聯繫的村落組織有著天然的血緣關係。傳統農業在組織經濟活動時，一般以村或族爲單位組成經濟活動團體，這些團體逐漸發展成行會、行幫，這些組織主要是基於宗法血緣關係組成，如父子、夫妻、兄弟、師徒、鄉鄰等，其他組織在組成結構和管理模式上也大致以此爲基礎。奉系軍閥張作霖是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的軍人，他起於草莽、嘯聚狂徒，或稱之爲『東北王』，或稱之爲『梟雄』。想當年少年無賴，食不果腹，後來卻統治整個東北，並曾一度把持北京中央政權。成功之道何在？張作霖善於鑽營機巧，善於結拜籠絡。在張做土匪時，與許多綠林兄弟結成患難之交，如張景惠、湯玉麟、張作相、馮德至、孫大虎、汲金純等。張正是在不斷地結拜兄弟過程中不斷發展壯大起來，勢力得到充實。因爲他們是結拜兄弟，所以在創業時是同生死共患難。及至後來辦軍事學校培養了一批軍事人才，如姜登選、韓春霖、楊宇霆、許蘭州、郭松齡等，張對他們是私授以軍政職權，使他們對自己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對內、對外，張還用結秦晉之好、受義子等方式來緩和內外矛盾，招攬人才。（註：【論民初軍閥割據的文化原因】，劉江船文。）一個嚴密的宗社集團建立起來了。
反過來，軍事集團以宗法組織體系爲核心，傳統的宗法組織爲了生存也必須依附於這些軍事集團。這種天然的血緣關係導致皇權不過是一個遙遠的利益主體，中央政權穩固時尚且如此，到了中央政權衰微之時就更加脆弱了。這些村落組織自然而然地成爲軍閥們財力與人力資源的重要來源，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軍閥也利用了小農經濟下的傳統組織體系。
對於國家來說，好比是由許多小村莊組成的龐大村落，在一般狀況下這些村莊可以『老死不相往來』，但到了單個村莊無法完成的事件發生的時候，就必須有國家來組織，例如：戰爭、洪水、乾旱等。國家不需要這些老百姓平時自己組織成一個個的團體，相反是嚴格禁止這樣做的，因爲民間團體的存在必然會威脅到政權的鞏固。『連伍制度』自商君相秦以來就成爲鞏固基層政權的有效政策，統治者們希望能最大化地使用農民的力量，同時又能有效防範農民的反抗。千百年來的歷史告訴我們，正因爲農民依附於這種脆弱的小農經濟，這種局面一旦被破壞，同時國家又沒有救濟的功能，國家便無法有效控制基層農民，廣大農民在失去生存基礎之後唯一所能做的就是『鋌而走險』了。他們加入軍隊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爲了生存。齊錫生先生在考察了民國初年中國社會的狀況之後分析，『無家可歸的農民和城市失業工人，一般都樂於當兵，因爲它不需要特殊的技術。愈來愈嚴重的人口――土地比率失調，農村耕作缺乏技術革命，貧乏的市場和極不健全的信用系統，以及運輸工具的原始，都造成了有70％-80％人口居住在中國嚴重貧困的農業地區，大量的失業和半失業狀況，遍及農村。農業中國的貧窮和社會蕭條，使軍隊比其他職業對農民更有吸引力。』（註：齊錫生著：【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楊雲若、蕭延中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頁。）
另一方面，在以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封閉式模式下，以家庭爲單元的生產單位保持了它的穩定性，同時也不需要與社會其他階層發生更多的關係。作爲單個的農民來說，他只會服從家長的管理，上升到整個村落，則服從宗法制的管理。族長的權力是由一種天然的血緣關系所賦予的，因此當社會動盪，安逸的田園生活被打破的時候，農民所畏懼和服從的只有能保證他們安全的強權了。軍閥在形成割據政權的同時，往往又成爲封建大地主，或者依賴封建大地主。這塊土地上的農民自然成爲了他們的經濟來源和兵源，而農民爲了生存下去，也不得不依靠這些地方強權，這就是產生威權主義的根源。
那麼位於統治地位頂層的君主呢？狀態也好不到哪裡去。各代的政權將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之上，那麼這樣一種理由同樣可以爲取而代之者使用。握有軍事實力的軍閥，設計設法證明自己也獲『天命』，那麼這種不可證實的『天命』就隨著實力的擴充而變遷了。
事實上真正的政權基礎是建立在那些中下層土地所有者的效忠之上，他們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可以根據自己向國家申報土地的多少來繳納賦稅，而國家最高統治者根本就無從具體知曉自己究竟掌握多少經濟資源，因爲在歷史上全面丈量國家土地的活動從未真正徹底地進行過，那麼中央對於地方的管轄能力就是十分有限的了。
再來看看這些中間階層。他們需要將自己的意願上升爲國家意志，而這種企圖又被『門第』、『出身』等等因素限制了，因此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無法成爲權力金字塔的頂層人士。隋唐以後一條新通道便逐漸成爲社會上下溝通的主流途徑，這便是惹得天下俊傑盡折腰的『科舉取士』。這是一條中下層人士通向權力頂峰的艱辛之路，國家太平時期少了建功立業的機會，只有通過層層選拔出來的，受到儒家傳統倫理道德觀念薰陶的人才，才能勝任管理百姓的工作。他們來自於基層，和底層的各種社會力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不僅僅是代表君主的管理者，更是國家和百姓之間的調和劑。此外，出於對地方利益的維護，士大夫鄉紳階層在國家的允許下建立私人武裝。在中央權力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和威懾之時，這些地方武裝在名義上是保衛中央政權，而實質上只是保障自身的利益。『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的二分法在他們的腦海中既然是不存在的，而後者的明朗化又在軍事化的局面下出現，於是造就了兩種可能性：退守則爲武裝割據，進取則逐鹿中原，問鼎天下。
因此，對造成『天下大治』的局面的瓦解來說，地方鄉紳勢力的軍事化與農民的軍事化所扮演的角色是平行的。（註：[美]孫隆基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327頁。）軍權在農民起義的壓力下不得不逐漸下移，地方勢力因掌握軍權而不斷去中央化。清末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席捲長江、黃河流域，作爲經制武裝的八旗、綠營卻一擊而潰，清廷只得聽任曾國藩等地方督撫各募勇營，湘軍、淮軍等地方性武裝乘勢而起。……就地籌餉，使兵權和餉權都掌握在帶兵統帥手中，餉源的轉變引起軍權的轉移，（註：久玉林著：【中國近代軍閥政治探源】，載【學習與探索】1999年第1期。）軍隊開始由地方供給和掌握。光緒年間擔任兵部尚書的徐壽衡說：『我兵部惟知綠營兵數，若其勇營練軍，各督撫自爲之，吾兵部安得之。』康有爲感嘆道：『夫以兵部尚書而無知全國兵數，況於調遣訓練乎？』（註：康有爲：【康南海文集】，第4冊。）
到了中央政權無法用財政稅收和軍事控制來保持國家穩定的時候，這些良好的秩序就被徹底打亂了。小農經濟的特點導致各地方爲維護自己區域的利益而各自爲政，地方主義的分離傾向顯現，通過科舉考試達到權力頂層的努力變得沒有任何意義。1905年清廷廢除實行了幾千年的科舉制度，它徹底中斷了這些中間階層的傳統仕途之路。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A・柯拜所說：『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極爲重要，因爲從此切斷了傳統教育同做官發跡之間的紐帶，多少世紀以來人們正是依靠這一紐帶才取得高官厚祿的，科舉考試廢除了，但是一時卻沒有新的現成的做官發跡的途徑來填補這個空白。』（註：【他曾經是蔣介石的親信――郭汝瑰回憶錄摘錄】，載【人物】1987年第1期，第35頁。）既然無法找到代表自身利益的中央權力的代表，那麼這些中小地主階層的利益就不得不靠自己來維護。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就是導致東漢末年豪強紛起、軍閥林立的主要原因。『百姓流亡，盜賊並起』，（註：【後漢書・陳寵傳子忠附傳】。）這樣一種混亂的局面使得中央政權無法繼續對國家進行有效控制，不得不『詔令天下』由各地豪強地主自己組建軍隊鎮壓黃巾起義。曹操便是利用鎮壓起義的契機擴充自己的實力，如被其收至麾下的『收宗族賓客，家兵數百人』的任峻；『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萬三千口』的李典等。中小地主階級採用割據自保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最終導致了東漢末年軍閥政治的形成。
社會中下層組織與國家決策層之間的聯繫，還與治國方略有密切聯繫。『德主刑輔』是歷代的主要國策，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矛盾主張用『教化』來消除，認爲用刑罰的手段來解決糾紛不利於社會的穩定，這顯然成爲了中國傳統文化里最深刻的性格。在這種背景下，中間階層將上層的意志傳達給下層，在監督老百姓的同時他們也會讓上層知道政策的執行情況。『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盡心上】)；『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哀公】)。這些儒家名言，也就是『民爲國本』的思想其實就是中間階層爲鞏固社會秩序而提醒上層統治者的。但是僅僅依靠上層統治階級自身的約束只能是空想，社會的發展和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只會擴充中間階層的勢力。國家可以掌握的稅收在不斷減少，而投靠地方豪強以求自保的農民在不斷增加。反過來，國家的賦稅收入在逐年減少，土地兼併現象不能遏止。針對各種弊端進行的改革往往會遭到來自這些中間階層的抵制，而如果不改革國家就無法維持運轉。『由於當時人口過多，農民的人均耕地已大大低於從前。此外，相當多的農民托籍大戶巨族而無需交納賦稅，因此其他農民的賦稅負擔就大大加重了。國庫收入減少了，朝廷制度亦開始隨之敗壞。從公元前22年起各地便爆發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註：【中國：傳統與變遷】，費正清書，第85頁。）最終新的秩序在中央與地方的尖銳對立下，在舊有的秩序上重新構建。
總而言之，在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穩定時期和更迭時期，以小農經濟爲主體的封閉式生產模式始終占主導地位，相對獨立的生產單元造成個體的分散，下層農民容易受到地方勢力的左右。適應這種模式的生產關係導致了社會階層的相對孤立和分化，這在客觀上爲軍閥政治的產生提供了天然的滋生土壤。地方分離主義來源於宗法體制的相對獨立性，威權主義思想使得法律成爲維持社會正常秩序的工具，廣大農民所關心的切身利益在社會動盪之際只能依靠地方勢力的保護，他們提供的資源自然成爲軍閥們的戰略資源。軍閥政治成爲不時出現的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就不足爲奇了。